“典型环境”问题最早是恩格斯提出的，它已成为现实主义的核心问题之一，不仅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也有极为重要的实践意义。
真正了解这一问题，必须首先把握恩格斯提出这一问题的具体条件，以及他的基本文艺思想。
一、典型环境问题的提出
恩格斯在18888年4月写给玛·哈克奈斯的信中，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总结了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提出了现实主义文学艺术“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文艺创作的著名理论，深刻地阐明，革命文艺创作必须通过典型化，真实地、本质地反映社会生活，积极地表现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认真研究恩格斯的主张，对于我们从理论上弄通文艺创作必须坚持典型化的原则，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全面地反映生活的本质真实，反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哈克奈斯是英国19世纪80年代的小资产阶级女作家，担任过英国社会民主主义联盟的机关刊物《正义》周刊的编辑。她在写作《城市姑娘》之前，曾广泛接触了伦敦工人居住区的生活，目睹了成千上万的无产者贫困、饥饿的生活和悲惨的遭遇，并在一些文章、特写中作了报道和描述。她的《城市姑娘》围绕着一个青年女工耐丽遭受资产阶级分子阿瑟·格兰特的诱骗和遗弃的情节，描绘了伦敦东头的贫苦工人的日常生活图景，揭露了资产阶级道德的罪恶和虚伪，表现出作者对工人群众不幸遭遇的同情。但是，由于作者世界观的局限，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立场正确地认识当时的形势，不能从工人运动的日益发展中把握和体现时代的阶级和历史的发展趋势，只拘于一时一地的自然形态的生活现象，没有写出环绕人物并促使人物行动的社会历史环境，因而，她所选择的题材和所表现的环境和人物，就不能在更大的时代范围内，正确地充分地反映当时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生活。
恩格斯给哈克奈斯的信，针对《城市姑娘》没有表现出19世纪80年代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积极面”，只是“描写工人阶级生活的消极面”这个主要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正面引导，透辟地分析了产生这种问题的原因，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对文学的革命要求。
恩格斯指出，在《城市姑娘》中“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并不是时代历史的典型环境。因为，19世纪80年代的工人阶级，已经有了50年之久的斗争锻炼，特别是有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伟大真理的指引，同19世纪初叶还没有觉醒的工人群众相比，其斗争生活和精神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是我们从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来看，也是如此。1836年6月，伦敦工人和手工业者团体创立了“伦敦工人协会”，1838年5月诞生了人民宪章法案，为了实现这个宪章的内容，英国各地工人阶级多次进行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这个运动一直延续到50年代末。马克思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的这一革命运动，曾给以热情的支持和充分的评价。列宁也将这个宪章运动称为“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此后，英国工人运动曾有过数次的高涨，19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英国社会经济危机的发生，工人运动也曾有过新的高涨。然而，哈克奈斯在小说中所讲的“一个老而又老的故事”，只是一种落后于社会历史主流的生活消极面，这虽然也可以描写，但是，仅此内容却根本不能表现出当时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时代特点，因而也就不能反映时代革命本质主导方面的历史真实。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在《城市姑娘》里，工人阶级是以消极群众的形象出现的，他们不能自助，甚至没有表现出（作出）任何企图自助的努力。想使这样的工人阶级摆脱其贫困而麻木的处境的一切企图都来自外面，来自上面。如果这是对1800年或1810年，即圣西门和罗伯特·欧文的时代的正确描写，那末，在1887年，在一个有幸参加了战斗无产阶级的大部分斗争差不多五十年之久的人看来，这就不可能是正确的了。”
尽管哈克奈斯在小说中“如实地叙述”了伦敦东头工人区的生活现象，但是把小说中反映的这种生活现象，放到当时蓬勃兴起的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环境中加以检验，就明显地看出是不够典型的，而且落后了整整一个时代。恩格斯认为，《城市姑娘》所表现的这种自然形态的生活现象，虽然在生活中是存在的，伦敦东头这个地方，在具体生活范围内也是典型的，但它并不能代表那一历史时代的本质的主导方面，反映不出工人阶级在同资产阶级日趋尖锐的阶级斗争中逐渐觉悟的历史趋向。固然，“在文明世界里，任何地方的工人群众都不像伦敦东头的工人群众那样不积极地反抗，那样消极地屈服于命运，那样迟钝。”但是，对此只有“如实地叙述”，却不能反映出时代的阶级的发展变化，因而就没有典型环境的真实。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恩格斯还以法国作家巴尔扎克为例，具体而深刻地阐明文艺创作只有正确表现出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塑造出社会主义革命的新人，才能充分反映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揭示出生活的典型环境。恩格斯特别向哈克奈斯指出，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成功地描绘了1816至1848年这段生活中“上升的资产阶级”对贵族社会的“逼攻”，并使其“逐渐灭亡”的“中心图画”，并在它的周围“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恩格斯对典型环境的揭示，表明他对典型环境的认识已经超出了某种狭隘的生活事实存在，他强调的乃是一种贯穿有阶级历史发展趋向的更为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历史存在，看不到这一点就是没有理解恩格斯的命题的本意所在。
当时，恩格斯从符合阶级斗争历史发展的要求和无产阶级革命利益的这个基本点出发，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学，首先应该表现工人阶级的“积极面”，表现他的革命反抗斗争：“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的做人的地位所作的剧烈的努力——半自觉的或自觉的，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自己的地位。”《城市姑娘》的作者描写了工人群众的不幸遭遇，流露了深厚同情，这当然是应该给予一定的历史肯定，事实上恩格斯也给《城市姑娘》以一定肯定，称赞小说具有一定程度的典型性与真实性。但恩格斯也明确表示，作为反映社会主义革命的作家，当此时代，处理这样的题材，这样做是远远不够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文艺，在当时，则必须通过艺术典型化的方式，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深刻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表现工人阶级参加的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英勇斗争，以致“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因为这些人才是现实社会的典型环境中占有主导地位的人物。
二、生活中的典型环境与艺术再现
恩格斯致哈克奈斯的信告诉我们，典型环境的再现问题，是一个如何观察和处理文艺与生活的关系，如何认识现实生活的本质和区分时代的主流与支流，并正确反映它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认为，社会生活是文艺的惟一源泉，但是，革命文艺对于社会生活并不是被动地反映，机械地摹写，而是全面的真实的能动的反映；社会生活虽然为文艺创作提供了极其丰富生动的原材料和矿藏，但是它们还是粗糙的、分散的、不完整的，并不都可以直接成为文艺创作的材料而用于创作中去。它们之中有些可以充分表现时代社会生活发展的基本趋向，有些则不能充分地表现，有的却完全不能表现这种趋向。因此，按现实主义原则的高度要求，文艺创作必须在这种原材料的矿藏中，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选择，经过改造制作，把具体的生活真实与历史运动的潮流联系起来，加工成为完整的、集中的、富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从而更深刻、更本质地反映生活。
从恩格斯所指的“典型环境”的内容来看，典型环境是充满历史潮流的社会现实存在，它属于本原性的客观构成，首先是被反映的对象世界，不是意识形态性的东西。它与一般环境虽同属于生活具体构成，但它与一般环境是不同的，具体区别在于它是环绕人物并促使人物行动的社会历史环境，它的属性是具体社会关系与充分历史潮流的统一，是矛盾对立关系的充分展开，是承担一定现实关系的人物与社会基本制约条件的统一。我认为不能把任何普通的具体处境、场所，诸如城楼上、房间里、大路旁、地道下，等等，都无分析地一概说它们是典型环境。如果承认了这种说法，无疑地就得承认典型环境简直就无处不是了。这实际上是降低了典型环境的意义，是不符合恩格斯的原意的。
按照我对恩格斯所提出的问题的理解，我认为典型环境既是特殊的，又是一般的；其中含有充分的社会历史性，写入作品又是不可代替和重复的，它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因此，在一个时代中，典型环境是不能以数量来计数的，说一个时代只有一个典型环境，或一个时代有无数的典型环境，都是对典型环境不甚清楚所致。在文艺创作中我们看到，作家所描写的典型环境，虽然在具体特点上是千差万别的，但决定这一具体环境成其为典型环境的根本因素，还是因这一个别环境确实是以自身独具的特点，在较大程度上体现了该历史现实的本质内容，或属于这个内容的某些本质方面。所以典型环境既非是抽象的、观念式的所谓“时代精神”，但也并非是任何脱离时代基本发展趋势的生活现象的自然存在，仅因有其自己的特点，便可以成为典型环境。试看《红楼梦》这部小说，它所描写的基本范围主要是荣国府，但它又是当时社会上下左右的联结点，因此我们从中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封建宅第内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也看到了与这个大家庭有密切关系的朝廷禁内，权门世家，以及普通的农村佃户和自事耕织的蓬门草舍，许多阶级、许多人物，许多矛盾关系，特别是新旧思想道德的矛盾关系，都被有机地描绘在一个矛盾而又统一的世界中。这样，作品中所描写的环境已经成了有自己个性特点的封建末世的缩影，它既体现了社会的历史发展趋向特点，又是不可代替的具体环境。列宁在给茵涅萨·阿尔曼德的信中，在讲完以“阶级典型对比”的方法去描写小市民等等庸俗婚姻和有爱情的无产阶级婚姻之后，特别又强调了“在小说里全部的关键在于个别的环境；在于分析这些典型的性格和心理。”这说明描写富有具体个性的典型环境，以及这个环境中典型性格，并对它进行心理分析，是创作过程中的关键之处。但是，在这里列宁也不是把“个别环境”与社会历史的整个潮流截然分开的，更不是把现实生活的矛盾内容加以割裂的。所以，列宁所说的“个别环境”就是进入作品描写的“典型环境”，因为“典型环境”正是充满历史潮流的一个“个别环境”。有人在理解列宁的话时，把“个别环境”不看成是典型环境的个性化，这是很不确当的。
在文艺作品中，作为产生人物、为人物提供活动天地的社会历史环境，是应该通过具体环境来实现的，但它却应该具有典型性。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所有具体环境都认为是典型环境，而对典型环境又必须置于一定的具体环境之上加以理解呢？我认为，这是由于文艺反映现实，不可能是毕括无遗的反映，它总是从纷纭复杂的生活中，选取一定的生活作为反映的对象，因此在作品中出现的生活面，也总是建立在一定的时间、地域、场景和一定的人群之上的，并由此而构成了特定的环境。然而这个特定的环境，还不能说它就是典型环境，这还要看这个特定的具体环境是不是表现一定历史本质的主导的发展的方面，是不是从整个时代潮流中汲取来生活动因，它的氛围是不是渗透着历史的情势。如果不是这样，像《城市姑娘》中的伦敦东头工人住宅区，这个特定环境虽然是具体环境，但却还不是时代的典型环境。因此可以说，尽管典型环境也是具体多样的，但在本质意义上它却远远高于一般的自在环境。
所以如此，关键之处在于：处境，对于人物来说，是所处的具体境域，这种境域，可以随人物的活动而推移，随时有变换的可能。如鲁智深，先在经略府任提辖，后来又到五台山做了和尚，最后又上了梁山，成为起义军的重要将领，这期间所经历之地，大至城府山林，小到秀女的深闺（在第四回“花和尚大闹桃花村”里，他曾装过刘太公的女儿在销金账里等待强人小霸王周通来“迎娶”），到底哪一个具体场景是鲁智深的典型环境呢？如果哪个都是，那鲁智深要有多少典型环境呢？实在是不可想象。况且，在一个具体场景中，存在的常常并不是一个人，而常常是充满矛盾的存在。如果把一个人所遇的具体场景都说成是典型环境，而鲁智深的性格，又并不是这个地域的特点所决定的，这样，诸如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典型环境是制约典型人物的一种条件，这些正确的说法，势必也要说不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