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典型的艺术形象，那他身上就必须同时体现出两种因素的密切结合，就是：既体现了一定的社会本质，可以成为某种人物的概括性的代表，同时也具有自己的明确的个性，成为不可代替的独立的艺术生命。典型形象，必须把这两个极端——一般与个别——有机地融合起来，否则便不能成其为典型形象。
一、个性化与典型塑造
从典型形象的社会本质与个性特色的关系来看，前者是存在于后者之中的，借后者而得以体现，所以列宁指出：“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由此看来，在塑造典型形象时，充分显示人物的社会本质，突出人物的典型概括意义，固然十分重要，但这个社会本质的一般性，是否能成为有坚实生命力的艺术形象，却还取决于是否以鲜明的个性描绘体现了一定的社会本质的代表性这一点。如果不是，这个社会本质也难以获得艺术生命。相反地，脱离了社会本质的无思想意义的个性也是毫无价值的。这二者正是相辅相承的。所以典型的个性必须表现一定的社会本质。那种早已被恩格斯唾弃了的“糟糕的个性化”，仍然是我们今天所应极力反对的。
我们知道，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按其实际的社会地位、社会关系的不同，总是从属于一定的阶级与阶层，生活在一定时代的国家民族生活中，典型的共性离不开这些社会本质特点。工人阶级的特点，要是脱离了具体时代国家的工人，岂不是子虚乌有？因此描绘人物形象的艺术，在反映生活时，总是力求通过个别以表现一般，塑造出活生生的典型性格。如果历数那些史诗、画卷式的伟大作品，其中哪个成功的形象，不是既代表了一定的社会本质，又达到了明确的个性化？都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这一点看得清楚，他说艺术反映生活时应该运用活生生的个别的事实去表现艺术家对于生活的理解，所以必须如此，是“因为在自然和生活中没有任何抽象地存在的东西；那里的一切都是具体的；再现应当尽可能保存被再现的事物的本质；因此艺术的创造应当尽可能减少抽象的东西，尽可能在生动的图画和个别的形象中具体地表现一切”。这个要求是很符合艺术反映生活的典型个性化的基本规律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谈到人物形象描写的时候，也总是非常强调典型的个性塑造的。恩格斯在给敏娜·考茨基的信中所说的一段话，把这个问题讲得异常简明而扼要。他认为文艺作品应该写出典型环境中的人物的“精确的个性”，达到“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是一个‘这个’”。在这里我们可以领悟到，典型要有个性化的原因，不仅在于生活中的各种人物都是具体地存在着的，再现的时候不应该把他们抽象化了，还在于一当人物形象失掉了个性，便必然要消融到原则概念中去，因而也失掉了其自身的生命力，这时，作为艺术作品到底还能发挥多少艺术的作用，也就是值得考虑的问题了。因此我们可以说，典型的个性化问题不仅关系到艺术再现生活的特点，也关系到艺术作用于现实的手段问题，其意义是绝对不可忽视的。
典型必须个性化的重要性是很明显的。但是，典型个性化的关键却在于如何“化”的问题，而困难之处又由于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一个现成的方法，解决问题的实践途径，在于作者自己在借鉴历史经验基础上的独创。
二、人物的定性与丰富性
我觉得，在处理典型的个性化问题时，人物的性格的定性与丰富性的关系的处理，很值得注意。写不出人物性格就写不出人的特点。可是，怎样写性格呢？
文学史上的成功的艺术典型，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作为典型人物都有其定性，它是典型人物的定性，是典型人物性格的定性，它是人物性格的核心，它存在于人物性格之中，是性格的主要内容，它在人物身上以情致的存在为显现，是典型个性的基本标志，而对人物的一切个性表现又具有主导的、统治的、决定的作用，成了人物性格的动力因。古希腊的赫拉克里特说，“人物性格就是他的保护神”。作为性格核心的“定性”，更具有主导作用。黑格尔说：“性格的特殊性中应该有一个主要的方面作为统治的方面”，而这作为性格“统治方面”的“主要方面”就是典型性格的“定性”。这种定性对于具体人物是实际存在的，对于典型人物的塑造是必须具有的。黑格尔说：“人物性格必须把它的特殊性和它的主观性融合在一起，它必须是一个得到定性的形象，而这种具有定性的状况里必须具有一种一贯忠实于它自己的情致所显现的力量和坚定性。如果一个人不是这样本身整一的，他的复杂性格的种种不同方面，就会是一盘散沙，毫无意义。”例如哈姆雷特的忧郁就是制约他一切的性格定性；相反的则是黑格尔批评的法国古典主义剧作家高乃伊的熙德性格塑造，他的人物的情致在爱情与荣誉之间翻转不停，就违反了性格定性“所必有的真正决断性和统一性”。
由于典型的个性的基本标志，也是人物行动内在的动因，所以如红娘的机灵、仗义，孔明的聪敏、智慧，奥赛罗的轻信、嫉妒，葛朗台的吝啬，这种种情致，都成了各个人物支配行动、发展与其他人物的关系的内在条件。但是这种定性的表现，却应该力求丰富与完满，这样才能使人物性格显得更为真实可感。
典型人物定性的丰富性，就是在塑造典型个性性格时，应该力求人物内心世界的丰富与完满，即人物不仅具有性格的主要方面作为定性，同时仍须保持住生动性与完满性，使个别人物有余地可以向多方面流露他的性格，适应各种各样的情境，把一种本身发展完满的内心世界显现于丰富多彩性的表现。
要使性格的定性得到丰富的与完满，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可以有两种最基本的手段。
一种是以突出性格的定性为核心，并又显示与这个核心性格相适应的诸种外延的性格特点，它们可以作为辅助人物性格的次要方面，但它们却与性格的定性结合为浑然一体，而不显得割裂和勉强。如孔明这个典型，他除了具有聪敏、智慧的定性之外，他还能忠诚、坚定、知人善用、体恤士卒等等，这就使孔明的形象显得极为丰富。再如奥赛罗这个典型，他除了具有由于深切的爱和轻信所产生的嫉妒之外，他还有作为武将的勇敢，匹夫的易怒，在爱情上不智而又过于深情，对真善美的无尚的崇拜等等，否则，如果单纯地作为一个嫉妒鬼来加以描写，最终也就收不到崇高与庄严的英雄悲剧的效果了。我们遇到的许多的较为复杂的典型形象，大都是这样描写的。所以黑格尔在谈到人物性格时指出：“性格的特殊性中应该有一个主要的方面作为统治的方面，但是尽管具有这个定性，性格同时仍须保持住生动性与完满性，使个别人物有余地可以向多方面流露他的性格，适应各种各样的情境，把一种本身发展完满的内心世界的丰富多采性显现于丰富多采的表现。”
我们尽管可以说许多的成功典型是通过像上面谈到的那种手段塑造的。但这却并不是惟一的一种塑造方式，也还可以见到许多属于别样的手段，即典型人物有着较为单纯的定性，人物的性格中只有一种情致，可是由于在描写中，通过变化多端的关系的展示，虽仅一种情致，但也显得性格是完满而生动的，同样达到了是典型，然而同时又是明确的个性的程度。应该承认，这也是一种成功的手段。黑格尔在肯定第一种手段的同时，也肯定了这种手段。他从论述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性格虽然单纯但却丰富的表现入手，指出了文学表现人物性格应有的“内在的丰富多采性”。他说：“莎士比亚在《罗密欧与朱丽叶》里所写的主要情感是爱情，但是我们看见罗密欧在最变化多端的关系里，例如在对他的父母、朋友和侍童的关系中，在同杜巴尔特的在荣誉感上的冲突和决斗中，在对僧侣的尊敬和信任中，甚至在坟场上和卖毒药给他的药师的对话中，他都始终一贯地显得尊严高尚，感情深挚。朱丽叶也是一样的从许多关系的整体中显出她的性格，例如她对父母、保姆、巴里斯伯爵，以及神父劳伦斯的关系。尽管有这些复杂的关系，她在每一种情境里也是一心一意地沉浸在自己的情感里，只有一种情感，即她的热烈的爱，渗透到而且支持起她整个的性格。她的这种爱像无边的大海一样深广，所以她说得很对：‘我付出的愈多，我保留的也愈多，这两方面都是无限的。’”接着黑格尔得出了结论：“所表现的尽管只是一种情致，这一种情致也须展示出它本身的丰富性。”像这种只有一种情致，但却是丰富完满的性格，我们可以举出很多很多。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是极为成功的代表。
在我们谈到的两种使性格的定性得到完满与丰富的手段里，不论是哪一种，都与把人物性格简单化、贫乏化是不相容的。因为在艺术作品中，当作家使人物获得性格的起点——也就是性格的意向之后，必须通过典型的具体描绘去展示它，缺少了这种途径，人物的性格必然会成为情致的抽象，因而就要显得枯燥贫乏，失去生气，性格的完满性与丰富性也就无从谈起了。但是在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性格的丰富性也必须建立在某一种坚定的情致基础之上，性格才能达到集中而完整，才能按照必然的逻辑展开行动。如果一个性格的定性，不是“必须具有一种一贯忠实于它自己的情致所显现的力量和坚定性。如果一个人不是这样本身整一的，他的复杂性格的种种不同的方面就会是一盘散沙，毫无意义。”即使不是“复杂性格”，而是只有一种情致的性格，其行为如果不是以一种情致所显现的力量和坚定性为动因，也难免要真伪混杂，泥沙俱下，最终也不能把人物的性格建立起来。由此看来，正确地处理性格的定性与丰富性的关系，对于实现典型的个性化，实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三、充分的矛盾斗争与个性化的表现
在揭示充分的矛盾斗争与个性化表现问题之前，先谈有关情节的个性化的特色问题。
情节乃是人物关系的全部发展的总和。它是性格在运动中，根据环境、相互关系的特点所表现的生活形式。它的进展构成了性格的形成和成长的历史。所以在作品中，性格的表现离不开情节，当然情节的开展也需要性格的冲突。但在这里我们要说的问题，只是如何使情节既是典型的，又是个性化的问题。
为了不使问题玄妙化，我想举出《红楼梦》第五十四回里的一段情节说一说。荣国府元宵夜筵，张灯结彩，歇戏进酒之际，史太君要听两个女先儿的说书；说书之前她叫女先儿把要说的《凤求鸾》的情节大概讲一讲。女先儿说：残唐之时，金陵乡绅王忠，独生子王熙凤遵父命上京赶考，路遇大雨，在一个庄子上避雨，住在了李乡绅的家里。李乡绅有一个独生女儿雏鸾，琴棋书画，无所不能……说到这，史太君连忙就接过去了：“怪道叫做《凤求鸾》，不用说了我已经猜着了：自然是王熙凤要求这雏鸾小姐为妻了。”“这些书就是这一套子，左不过是些才子佳人，最没趣儿……”接着把才子佳人文学的陈腐旧套揭露得体无完肤。虽然她的观点中有点封建正统气味，但是对于模式化的批评还是尖刻的。试想，在这种框子里打转转的文学，怎么能够塑造出有典型性格的人物！英国女作家夏绿蒂·勃朗特在《简·爱》中虽然说：“陈腐的事经过新鲜的嘴唇，时常恢复一点新鲜味。”但毕竟还是“一点”，要是说的是才子佳人，便很难跳出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书中借石头的嘴所讽刺的“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公式化、概念化的窠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