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雷特的典型的共性仅是一种阶级性吗？不是的。哈姆雷特的个性形象中，带有明显的时代的、阶级的烙印，它是仍处于中世纪封建压迫下具有新思潮人物的特有的一种个性。他对于那个颠倒、混乱的时代以及自己切身遭遇的一切，都极度的不满。他不愿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想“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打倒”，但是旧的传统还在束缚人的头脑，反抗黑暗势力必要被黑暗所吞噬，而这时就进入了不可预料的梦境，在那个没有人回来的神秘之国还会有不可预料的痛苦，所以用牺牲去战取所求；当然，牺牲并不足惜，问题是还有一个“灵魂不死”的观念在纠缠活人的头脑。于是，“重重顾虑使我们全变成了懦夫，决心的赤热的光彩，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伟大的事业在这种考虑之下，也会逆流而退，失去了行动的意义”。哈姆雷特性格特点的共性因素，是多种多样的。阶级的发展程度，时代的认识局限程度，在他身上都在起着某种规定作用。没有这个限制和制约，那哈姆雷特就不用犹豫，他可以义无反顾地干自己所想干的一切了。这是共性制约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当时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力量的对比，资产阶级基本上还处在要求思想解放阶段，封建势力还比较强大。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者的人文主义者，他们从思想到行动每发展一步，都是历史的一个巨大进展，都要有广泛的物质基础的准备。对于哈姆雷特的忧郁和延宕，我们必须放在这个基础上加以理解。哈姆雷特的忧郁来自他的时代及其自身经历，是历史的要求与实际不可能实现的矛盾的反映。他的延宕，除了传统的“灵魂不死”的宗教观念的束缚之外，还有一个当时人们初步利用理性思辨的时代特点，这是来自新兴阶级对传统的怀疑，哈姆雷特在斗争中也富有这种特点，可以说他自始至终一直进行思辨。对父亲的死，他在思辨，对他母亲他在进行理性分析和劝止。他对自己，对一切都在进行思辨。“上帝造下我们来，使我们能够这样高谈阔论，瞻前顾后，当然要我们利用他赋予我们的这一切能力和灵明的理智，不让它们白白废掉。”“从这一刻起，让我摒除一切的疑虑妄念，把流血的思想充满在我的脑际！”所以说，哈姆雷特的延宕也有自己时代的理性思辨的过程，不是中世纪一般蛮勇武夫的好勇斗狠的特点。
我们知道，现实主义作家在从生活中提取典型人物的共性时，也是与对生活中人物的个性形式的提取一起进行的。那些成功地真正反映现实生活的典型，他们都是一定时代、一定历史条件下、一定阶级的某个方面的个性化的概括。我们不应把一个典型人物自身的社会实质性，与这个典型所发生的广泛的社会影响简单地等同起来，甚至看成一个东西。因为在典型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中，有一部分是典型本身在本质上概括进去了的东西，有一部分则是非本质上的相同的表面类似，人们利用其间某种现象的类似，加以联想，进行比喻，标出类型。如把躺在床上，心里草拟计划，而总不加以实行的怠惰者称为“奥勃洛摩夫”；把用精神胜利法安慰自己在现实中的不幸、失败的人称为“阿Q”。但却不应由此得出结论：这些典型的共性是一种无时代、无国度、无阶级的人类共同性。这是不确切的。我们不同意把共性与阶级性简单地等同起来，目的是为了恰切地估计阶级性对典型的实际制约程度，并找到它的致用的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不忽视可以制约、影响人物个性的其他社会性因素。因为我们看到作家塑造的典型人物都是一定现实关系中的人，他们在根本上离不开现实阶级关系的制约，离不开他的时代的历史生活条件。这一点，阿Q是很有代表性的。
阿Q是一个贫苦的农民，但他不是一般的贫苦农民，而是生活在辛亥革命时代的落后的贫苦农民。这种复杂的情况促使他反对压迫，但他的生活时代及其实际接触范围，并没有向他昭示正确的革命道路，所以他理解的所谓“革命”，也不过是压一压富人的威势，自己从中捞点实惠；受了历史传统的落后思想的影响，他在自己的现实存在条件上，滋生了一种以精神胜利法为特点的落后意识。在阿Q身上表现的精神胜利法，实质是落后农民式的，它的基本范畴主要是落后农民被歪曲了的自卫反抗的意识，这种东西表现出来以后，动机效果之间又有很大矛盾。他因为穷困，被地主和周围的人们轻视。为此，他说：“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他常被人嘲笑，他敏感地在维护自己，不许人说“癞”字；他被人揪住黄辫子向墙上撞响头，他恨这个世界不像样子，骂“被儿子打了”；当他试图反抗外来的轻贱时，力敌不过，又光棍不吃眼前亏，对自己自轻自贱；他受强者欺凌，他找比自己弱的人进行报复。从这些实际行为中看到，阿Q的精神胜利法，与没落封建地主阶级的那种固守腐朽落后并以过去的阔气安慰自己，陶醉在想象的胜利中的思想却是有所不同的。但我们不能否认阿Q在生活中受到了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影响，他又确实与没落统治阶级思想有某些相通之处，这就使他的思想类型具有并不单一的阶级性质，而是一种具有时代性的落后的社会心理意识，很大程度上成为矛盾的连接部。但写了一个人主要是因为有自身存在条件，受了某种思想的影响，在他的身上表现了具有历史特点的本质的复杂性，这与用一个根本无阶级所属、不关某种社会本质的“人”代表超阶级的“普遍观念”，却是不同的。前者是生活的真实，后者是观念的标本，不是来自生活的人，因此也不能成为真正的典型。
三、社会概括性的丰富内容
人的社会联系的广泛内容，是不能被阶级性所完全代替的，特别是那种超历史条件的“阶级性”。
任何本质都是一种矛盾，阶级的本质也是如此。这个规律使得反映现实的典型人物，虽有其阶级的属性，但却只从本质的一定方面显示阶级的某种共性。在文学史上用一个人物来显示一个阶级全部共性的典型，人们至今可能还未看到。所以，我们不能把共性与阶级性之间简单地划上等号。因为，划等号就意味着：在一个典型身上必须有一种整齐划一的阶级性，它既不比他所属的整个阶级少，他的阶级具有的特点他自己都必须齐备，是阶级性的化身，或者说是标本；也不能比某一阶级多什么，他身上的政治思想性的东西，必须只有一种阶级倾向实质，不能有矛盾性，不能有转化性。如果用这种观点来看文学史，必然会到处碰壁。因为事实是，典型的共性就其只能代表阶级的某些本质方面来说，它小于阶级性；就其多方面体现典型人物存在的社会性条件来说，它又大于阶级性。让我们具体加以分析。
先看要一个典型具备一个阶级的全部共性的形而上学实质。
从有文学史以来，还从未见过这样的典型：它可以集阶级的全部本质于一身，然后又用自己的个性特点表现这种共性本质。这是不可能的，也是无法表现的。因为在每一个阶级中都有其内部的阶层、派别的复杂构成，又有各种不同的思想状态。有的阶级中有民主与专制的不同倾向，有激进与保守的相反潮流，阶级中的人物一承受这种不同矛盾的影响，就有不同的表现。试想《红楼梦》中小姐有多少？主子有多少？丫环有多少？谁能写一个能够概括全部贵族小姐共性的“典型小姐”，并可以说明这个“典型”的具体特点？甚至也不用分男女，一个人代表所有贵族男女——这更是不可思议的。在实际历史中，一个阶级的共性特点是通过其阶级的无数成员才能得到完全的表现，无产阶级也没有一个可以集中无遗地表现阶级共性的人物和典型。列宁说：“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这个“个别”不只是一个单个，而是无数个单个。恩格斯在评拉萨尔的《济金根》时讲过“主要人物是一定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这个“一定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只是说主要典型人物可以显示阶级的一定特点，也可以表现一定阶级的一定倾向，不是说他身上具有这个阶级的全部共性和思想。因为“代表”性并不等于它是阶级全体的全部特点的化身，而是说它身上带有阶级根本特质方面的更多概括。“四人帮”时期把恩格斯的这句话给简单化了，变成了典型是阶级的化身，是完全的共性代表，结果创作上图解共性，批评上非此不准存在。于是标准化的“阶级”典型应运而生。不按他们的那个模式搞，就认为是歪曲阶级本质。其理论根据就是共性等于阶级性；实行的程序就是图解共性。
再看要一个典型不可多于一个阶级的阶级共性，即一个典型身上只能有一个阶级的共性为其个性基础，是否能够说明中外文学史上的典型概括的复杂情况。
我们一般遇到的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基本上都是在一个阶级的共性范围内，以特殊的个性形式显示一个特定阶级的某些本质方面的。当然不是一个阶级的全面无遗的阶级性的概括。如《欧也妮·葛朗台》中的葛朗台，《白毛女》中的黄世仁，《母亲》中的巴威尔，《祝福》中的祥林嫂等等。即使是这些比较单纯的典型人物，他们的社会代表性之中，除有阶级性之外，也还有民族、时代、历史的多种社会因素，这也是必须承认的。不然就区别不了台满和葛朗台，海瑞和黄世仁，尼德·卢德和巴威尔，苔丝和祥林嫂。但这些典型就其阶级本质方面大体不超过本阶级所有的特点来说，他们的共性范畴还是比较单纯明确的。此外，还有一些反映复杂共性的典型，他们都是处于新旧社会历史交替时期，承受社会复杂的阶级矛盾影响、冲击的典型人物，在他们身上既有旧阶级某种阶级性的残留影响，也有新阶级某种萌芽的政治思想的透露，他们是正在变动、转化中的人物，其自身有如孕育他们的时代母体一样的复杂（虽然在具体典型身上新旧成分哪个居多各有不同）。如堂吉诃德、贾宝玉就是这类人物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