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想我们能不能通过长时段的研究，重新撰写乡民社会的日常生活史。大家知道，生活史与政治史相比，前者发生变化的周期较长，后者发生变化的周期较短，王朝政权急遽更迭改换了，民众生活却依然照旧。所以乡民生活史的再现和书写，必须以长时段的周期为观照视域，凭借区域学的整合观照优势，改变过去单一民族的历史书写叙事方法，才能看出百姓伦常日用变化的生命规律，了解文化调适的真实意义，再现地域生活中多民族(族群)共同性与多样性并存的互动交流的完整历史。以乡民村落日常生活史为基础，可逐层分析经济、政治、艺术、宗教等与人的存在方式有关的复杂社会结构，揭示国家与地方相互交涉所形成的地方礼法秩序运作机制原理，力争以地域学研究的方式超越西方年鉴学派。更明白地说，凭借大量具有系统性、归户性特征的契约文书，同时参考各种官修私撰典籍文献，我们完全可以结合地质地貌、气候物种、生态环境、地方礼俗秩序、乡民日常生活，以及中层管理制度的上下沟通作用，国家权力与地方经验的耦合方式，做出纵向横向多方面立体结构的综合性分析，弥补既往学者撰写中国通史的不足，填补华夏文明西南史地研究薄弱的学术空白。
通观中国历史即不难看到，明代以前，譬如汉武帝的时代，至少在司马迁的笔下，西北学和西南学是同样重要的，国家在大力经营西北的同时，也在积极有为地经营西南，包括夜郎问题、南越问题，都必须着眼于西汉帝国整体边疆体系的建立来加以观察和解决。解决夜郎问题不仅着眼于夜郎问题本身，而且更重要的是如何解决南越问题。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进行观察，西北与西南的形势变化可说是相伏相倚，西南学和西北学在王朝国家的视野中也是同样重要的。当然，从整体上看，西北边疆危机较多，西南边疆危机较少，所以西北学更多地压倒了西南学。宋室南渡以后，权力中心南移，稳定南方才能从容应对北方，西南学一时又显得比较突出了。明代开国以后，西南地区的蒙古势力极为强大，一旦与西北蒙古联成腹形包围圈，就会构成夹击中央王朝的巨大威胁力量，所以西南学和西北学一样，它们都受到了士大夫群体的广泛关注。只是到了“鸦片战争”以后，西北边疆危机更为深重，加上敦煌文书和大量汉简的发现，西北学才明显压倒西南学。抗日战争时期，大批知识分子南迁，学术重心南移，西南学重又兴起。只是今天从整体上看，依然是西北学强，西南学弱。我们今天是不是可以通过数量颇丰的清水江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将西南学提升至与西北学同样重要的地位呢？我想答案当是肯定的。西南学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研究成果，将西南地区民族交流与融合的经验，上升为国家话语经验，从而更好地化解民族冲突，处理好民族自治问题，并凭借东方特有的氏族融合成功的历史经验，更为积极地向国际社会类似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最后，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做到三个“一”。首先是培养一批人才队伍，形成强大的学科研究群体，推动贵州大学乃至贵州全省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其次，要出一批高质量、高水准的学术研究成果，如刚才封校长所讲给国家规划办交一份满意的答卷；第三是通过未来五年的努力，力争形成一门国际的地域学科——清水江学。也就是说，希望通过我们深广扎实的基础性研究，凭借其他兄弟院校如凯里学院共同努力所创造的学术成果，如同已经颇受世人瞩目的敦煌学和徽学一样，共同将清水江学建设成一门国际性的专门学科。在研究上我们将持无限开放的态度，无论海内外的科研人才，都欢迎参加我们的研究队伍，形成多元多方、良性互动的健康发展局面，催生国际性学问所应有的雍荣华贵气派。概括地说，出一批高水准的专家，出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形成一门专门性的国际学问——清水江学。这是我们现在的学术梦想，相信梦想一定能变为现实。
借此机会，还想感谢各兄弟院教和科研单位特别是贵州民族学院、贵州民族研究所、贵州师范大学、贵州社科院长期一贯的支持，对世代珍藏保护契约文书的乡民和广大的档案工作者更加表示由衷的敬意！缺少了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便难以想象有如此珍贵系统的文书可供世人查阅和研究。
主持人：感谢张新民老师很重要的发言，做了一个清晰具体的介绍。下面我们请到会的知名专家作主题发言，首先请贵州省社科院原副院长冯祖贻研究员发表高见。
冯祖贻：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让我来学习。知道贵州大学在清水江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众多成果，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对清水江文书的认识，应该说，已经引起了全国的关注，事实上刚才我们的张院长也谈到了这一点。栾成显讲得好，是继徽学以后的又一个重大发现。我感到，他是说徽学——尽管从敦煌文献开始，然后是徽学——第三就是清水江文书。二十世纪以后，从全国范围来说，文书资料的发现，我们所能见到的就是这三大文书系统。所以，
栾成显和张新民的定位是非常重要的。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就是张新民教授特别提到的归户性。清水江文书和徽州文书、敦煌文书比较，其中特别是敦煌文书，大家知道，早已受到非法掠夺，分散在全世界了。徽州文书，由于发现得早，未能统一规范整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当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因为一些专家发现了它的重要性，各种不同身份的人都云集徽州采购，徽州文书很快进入了市场。由于进入了市场，徽州文书成为卖买的对象，无序化的情况极为严重，流散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当然，安徽收藏的数量相对多一点，但大量文书仍分散在全国各地。贵州的情况只能说比较好一点，因为发现得晚，虽然也有一些流失，但大部分还留存在当地。所以，我感到有幸，我们能够继承和研究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
清水江文书所反映的历史，持续的时间是那样的长，刚才看了你们的材料，明成化年间的文书都发现了，下限一直到1950年。这是五百多年历史的见证，非常完整地保存了清水江流域各种土地关系、财产关系、婚姻关系等多方面的情况，是有法律契约性的文书，史料价值是极高的。所以，我很想讲，敦煌有学了，徽州有学了，清水江能不能有学，清水江学能不能成立？今天，大家就是在为清水江学做奠基工作。
一个地区能有学，当然是值得庆贺的。据黔东南地区方志办的同志讲，目前大概已征集五万件，事实应该乘以五。如果已征集的有五万件的话，民间藏量应该是二十五万件。这样巨大的数量，恐怕其他地区是没有的。徽州文书没有，敦煌文书大家更知道了，能编号的数量很有限。我们去看敦煌文书，无论是法国的编号或俄罗斯的编号，数量就那么一点。而我们清水江的文书，流传世间的数量如此之多。所以，我感觉通过清水江文书的研究，诚如张新民教授刚才讲到的，还要通过地方志等文献的研究，包括田野实物资料的研究——清水江有很多碑刻，如果都以系统完整的收集、整理、公布资料为前提，清水江学是完全可以成立的。清水江文书的集中公布出版，才能显示它是巨大的宝物。所以，我很希望不管哪个单位接受了重大项目，我们知道，有三个单位接受了项目，都应该做好系统化的整理公布工作。而且通过清水江文书的研究，才能奠定清水江学的学科基础。我们经常叹息，贵州在学术高地上站不住。这就是天赐良机，老天爷给了我们这样一批清水江文书，给我们这样一个学术阵地，我们一定要认真参与。贵州大学一定要在占领学术高地的过程中，取得优异突出的成绩。
从开课报告所提供的材料看，贵州大学所要开展的课题立要有两大特点：
第一，从整理和考释入手，实际就是研究工作必不可少的第一步，足以反映贵州大学在这方面的专长和特点。这是以张新民教授为首的学人，具有非常扎实深厚的文献功夫的表现。如果不从文书的考释入手——文书解读存在很多很多必须解决的歧义——研究工作就会显得浮在表面或肤浅。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而考释又特别注意俗字的整理与研究，也表现出他们的眼光或见识。我也看过一些文书原件，知道它的一些特点。它用当地的一些方言——就是所谓酸汤话，和今天规范的汉语或规范的当地方言，都有区别，既有历史感，又是少数民族地区，所以很有少数民族特色。而整理工作重视方言，当然就非常重要，为进一步的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所以我感觉他们做的工作，很多都是在为别人打基础。这会得到全国文书整理和研究者的极大地赞许，获得极大的赞誉。因为文书需要整理，而我们能够提供可靠的整理本，这就是我们的特点，是我们能够得到外界好评的特色。我觉得贵大的整理工作方案是完全正确的。
第二就是研究方面的特点。因为整理工作只能按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搞。然后就是考释与研究，每一个乡镇的文书的考释可能一样，研究工作怎么办？是强调一致性好，还是强调特殊性好？如果强调一致性，就显得没有地方风格，因为考释可能会产生共同性，所以怎么样在研究上，既掌握了它的一致性，又要把握它的特殊性，同时给合二者展开研究。最终看到是完整的清水江文书的系统整理工程，同时又看出各地文书的差异和特色。所以我希望能够在这方面做得更好一点，为下一步的研究打下更好的基础。文献基础工作做好后，研究工作才可能继续进行。
贵州大学的研究工作，一共列了十二个专题。十二个专题都很重要，都值得深入研究。其中清水江流域的社会变迁问题，题目非常大，如何做好这个大问题，我想应该加强中层次的研究。有一个上层次社会结构的研究，又有下层社会结构的研究，再加上中层社会结构的研究，三者合为一体。我想有关社会变迁的研究，不是出一本书，而是出若干本书，甚至是十几本或二十多本书才能叫变迁研究。现在，浅层次和高层次之间，中层次的问题应该考虑了。所谓中层次，比如法律问题（从法律上进行研究）、婚姻问题、家庭问题、家族问题等等，从多方面展开研究，最后汇总为社会变迁研究，变成一个大课题。不是每一个村一本专著，而是把所有村的资料用在里面。所以，我考虑需要加强中层次的研究。
主持人：感谢冯院长精彩的发言，一是肯定，再是提了很好的建议。下面请贵州省文史馆原副馆长史继忠研究员发言。
史继忠：首先是对贵州大学课题的成功申报表示祝贺。应该说去年是贵州民族研究所，今年是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都获得了国家重大课题。这个说明两个问题：一个是贵州文化的问题在全国引起了重视；二是贵州学术界的研究能力获得了充分的肯定。我觉得两点都是可喜可贺的。这个课题确实很重要，因为历来我们写历史，靠的都是官方文献，但清水江流域的文书不是官方文书，它是民间世代珍藏的文书，这就是它的特点，体现了它的史料研究价值。
过去贵州不受外界重视，官方文献失载的地方很多。现在我们发现大量的清水江文书，当然应该像贵州大学一样系统整理和出版。正如刚才大家所讲的，最早受到重视的是敦煌文书，它对于西北学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以后是徽学，当然也与徽州文书的发现有关。现在是我们贵州的清水江文书，不仅对研究贵州的问题，而且对研究中国历史，都有很大的意义。刚才张新民同志谈了不少他的想法，我觉得他的方法是很严谨认真的。我过去的老师方国瑜先生就是搞文献学的，方法就是首先要讲严谨。因为文献本身，如果不能考证真伪，不能说明它的来源根据，随便乱用乱立论，显然是不行的。所以我觉得贵州大学所做的工作很重要，做学问一定要要像他们一样采取严谨的态度。首先考证，把问题搞清楚，文书的具体内容是什么，然后才谈得上研究。而研究又要放开思路，不仅是从文献本身来的，更重要的是要反映贵州多民族地区的实情，再现社会经济文化变化的实况。贵州大学的清水江研究已有了很长一段历史，现在又获得了重大课题。这说明两个问题。第一点就是，我的老师方国瑜所说，研究不要掩没前人，但是要超越前人。这两句话，我一直铭记。就是说，我们的研究，前人已打下了研究基础，值得我们尊重，但是我们又不能局限于这个基础，我们要在前人的基础上——譬如敦煌学、徽学既有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建树和进步。当然，贵州大学作了很多清水江流域的课题，说明它有研究实力，有研究团队。我相信课题一定会圆满成功。
主持人：感谢史研究员的精彩发言，下面请吉首大学资深教授杨庭硕先生发言。
杨庭硕：首先，祝贺我们的贵州大学，获得国家重大课题立项。这是难得的盛事，是我们贵州省的大事好事，是学术研究工作在国家层面上的重大突破。我过去在贵州大学看过一些文书复印件，所以有一点想法提出来跟大家交流一下。
我认为清水江文书，作为重要的原始资料来加以利用，它与其他传统的文本史料、官方文献有很大的差距。一般而言，官方写作任何一件文献文本，作者对历史背景是非常熟悉的，他在掌握背景的情况下下笔描述，作评论或总结。但是，清水江文书是原始史料，它的写作者并不了解背景知识，他只了解他那个村的情况，全国性的背景他并不知道，甚至他处的区域的大势都不知。他是独立的，文书表面上也是独立的，所以要和传统史学研究反过来，要从全局入手把握具体的史料。传统史学将分散在不同的纪、传、志、书中的资料，重新归纳，复原边界，获取整体全局的可靠把握。而我们则要反过来，从背景入手从背景掌握每一份文书，熟悉他写这份文书的历史背景，要还原历史背景后，再去读文书文本，最后才能了解当时社会的实际，反映当时的实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