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所谓“士君子”还视这样一个社会为一个“吉宅”，其人犹如“裈中之虱”，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饥则啮人，自以为无穷食也。然而一把火烧来，它们无处可逃，死于裤裆之中。而人亦“残生害性，还为仇敌，断割肢体，不以为痛”，目视色而不顾耳之所闻，耳所听而不待心之所思，心奔欲而不适性之所安，所以疾病萌发而趋于死亡，祸乱四起而万物被残，李牧功而身死、伯宗忠而世绝就是很好的例证。
我们可以看到阮籍对污秽社会和所谓“君子”充满深深的厌恶与愤慨，并对他们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和抨击。阮籍在否定了君子式的生存方式的同时，也否定了隐士、薪者式的生活方式。在《大人先生传》中，阮籍对隐居山林“兽生禽死”糟蹋生命的颓废隐士进行了严厉地批评，称其“薄安利以忘生，要求名以丧体”的做法“何足言哉”；而对于“藏器于身，伏以俟时”，期盼着“先穷而后收”的薪者，阮籍则谆谆教导，告诫薪者道：“与世争贵，贵不足尊；与世争富，富不足先”，希望薪者摆脱“世之名利”的牵累。
阮籍选择的是一种“大人先生”式的生存方式。在阮籍看来，只有“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天地制域于内，而浮明开达于外”的“大人先生”才能实现其“人且皆死我独生”的终极理想。在阮籍眼中，大人先生“以万里为一步，以千岁为一朝。行不赴而居不处，求乎大道而无所寓”，“以应变顺和，天地为家；运去势，魁然独存”，“与造化推移，故默探道德，不与世同”，“不处而居，不修而治，日月为正，阴阳为期”。在阮籍心中，大人先生不仅超越了社会和个体，而且超越了天地自然之限。大人先生“登乎太始之前，览乎沕漠之初”，超越时间之限；“飘飘于四运，翻翱翔于八隅”，超越空间之限，从而达到“万物一体”、“天地一体”之境界。那么，要如何才能达到这一境界呢？
首先，要“恬生静死”。“恬于生而静于死。生恬，则情不惑；死静，则神不离。故能与阴阳化而不易，从天地变而不移。生究其寿，死循其宜，心气平治，不消不亏”。一切皆听任自然，恬淡于生，平静于死，不为物欲左右，从宜而安、泰然处之。只有这样才能自然而然，在社会变迁中处事不惊，心气安然。在阮籍看来，人生旅途上的种种追求，往往都是适得其反的，“作智造巧者害于物，明著是非者危与身，修饰以显洁者惑于生，畏死而荣生者失其贞”，认为害怕死亡而享乐人生的人就会丧失生命的真谛。人只有“守本”即顺乎自己的自然本性，才能在生死问题上获得超脱，即所谓：“潜身者易以为活，而离本者难以永存也。”阮籍规划出了一条精神超越之路，指出在精神上超越生死，既是人顺乎自然的结果，也是人“循自然，佳天地”的体现。
其次，要“适性”。在阮籍的眼中，人是由“气”而生，人性由“五行”之性而定，故人性有刚柔，情有爱恶，这就势必产生“得失”、“悔吝”、“吉凶”等冲突，损害性情的自然运作和发展。阮籍适时地提出“立仁义以定性，取蓍龟以制情”，有意识地制约情感的恣意，从而使人在自然的本性轨道上运行。要达到“适性”的要求，就要求人们必须“清虚”、“无欲”，据此来制御那些违背人“性”之自然的过度欲望，“夫清虚寥廓，则神物来集；飘飖恍忽，则洞幽贯冥；冰心玉质，则皦洁思存；恬淡无欲，则泰志适情”。
最后，要“虚心”。所谓“虚心”，即是“不以万物累心”，忘却世俗社会的一切纷纷扰扰，彻底抛开精神的负担，忧患不系于怀，从而使自己的心灵始终处于平和的状态。在红尘俗世之中，求得者丧，争明者失，无欲者自足，空虚者受实。夫山静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得之道而正者，君子之实也。所以阮籍要求人们“虚心”于物，做到无欲无求。
社会中每个个体都能做到“恬生静死”、“适性”和“虚心”，人们一切都顺乎自然，利害、得失、祸福、生死，都不系于心，“明者不以智胜，暗者不以愚败；弱者不以迫畏，强者不以力尽”，社会就会呈现一种和谐的状态。在这种理想社会中，无贵贱，无富贫，无强弱，无愚暗，无奇声淫色，社会和人回归到“无君无臣，无贵无贱”的自然状态。无贵则贱者不怨，无富则贫者不争，各足于身，而无所求也。恩泽无所归，则死败无所处。奇声不作，则耳不易听；淫色不显，则目不改视。耳知不相易改，则无以乱起神。
阮籍在批判社会的同时，又试图超越这种社会，重新构架一个和谐的社会，在和谐社会中，人们可以“保身修性”，进而超脱生死。通过对君子、隐士和薪者生活方式逐一否定，阮籍构架了一种既不脱离尘世、不脱离现实世界而又超越尘世、超越现实的自由境界，体现出阮籍对清新自由人生的追求和生命超越的渴望。我们可以看到，阮籍心目中的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是交叉在一起的，在形式上它是时代、社会以及个人矛盾的具体反映，在实质上它又是矛盾的消解器，这充分显露出阮籍的双重人格，在现实中断裂的人格，在理想世界得以修复。
三、彷徨与抑郁
基于阮籍对人的肉身的有限性认识，我们可以认为阮籍这种“大人先生”式的生死超越只是一种主观思想上的超越，以有限的肉体追求无限，试图泯灭生死之间的差别，超越是非生死，从而达于逍遥之境。这种对绝对精神自由的论证和构架只是阮籍在无奈现实面前所做的退缩，企图挣脱肉体的、世俗的束缚，寻求自身的解脱。在本质上，它并没有解决如何抵制作为生命承载物——肉体消亡这一中心问题，因而，这种主观思想上的超越并不能使阮籍摆脱对肉体消亡的恐惧，也就无从摆脱对于死亡的焦虑心理。
阮籍清醒地认识到在肉体上延年的不可行。在死亡的忧愁和焦虑之中，阮籍不由地萌发了延年之思，自言：“独有延年术，可以慰吾心”，渴望与云间鸟一样，千里一哀鸣，“三芝延瀛洲，远游可长生”。但在理性上，阮籍清醒地认识到人是不能够长生的，对于“飘若风尘逝，忽若庆云晞”的生命，阮籍悲伤地叹曰：“黄鸪呼子安，千秋未可期”，故而阮籍独坐山岩中，恻怆伤怀。
死亡超越的主观性和肉体消亡的不可抗拒性使得阮籍始终无法从死亡的阴影中走出来，对于阮籍来说，那挥之不去的生存焦虑正是来自动荡的社会对人的生命的威胁。“焦虑是一种自我机能，它使人警惕将要来到的危险，并对之做出相适应的反应”。生存还是毁灭，这个困扰人类的难题极为现实的摆在了阮籍的面前，阮籍在死亡恐惧的威迫下，艰难地选择了生存，这也就决定了阮籍的一生将在委曲求全中苦闷度日，矛盾充斥了其一生。
其一，生活上的放浪形骸与政治上的小心谨慎。阮籍耽酒而常醉，醉后坦然地卧于卖酒美妇之侧；在司马昭的宴席上，箕踞啸歌，酣放自若；临母丧吃肉喝酒，散发箕踞，旁若无人；对叔嫂不通问的礼教不屑一顾，在嫂归宁时出门送行；兵家女未嫁而夭，不顾与其父母并不相识而径往哭吊；凡此等等足以说明阮籍可谓是任性而为、放浪不羁。正由于阮籍在生活上对礼教的鄙视，导致一些礼教之士纷纷指责，伏义批评他说：“言无定端，行不纯轨，虚尽年时，以自疑外”；何曾也曾上奏司马昭，言阮籍以重哀饮酒食肉于公座，要求将阮籍摈四裔，无令污染华夏。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阮籍在政治上的小心谨慎，“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其友嵇康也说：“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故司马昭尝言：“然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与之言，发言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贬人物，可谓至慎乎！”
其二，不仕之心与入仕之行的矛盾。阮籍早年亦有壮志，“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但是随着时局的变化，阮籍清醒地看到实现人生抱负的条件正在逐渐丧失，于是阮籍开始处处逃避入仕，渴望过着“从容与道化同，逍遥与日月并流”的生活，并先后辞去了蒋济和曹爽的辟命。但是后来他还是出仕了，为三百斛美酒而求为步兵校尉；乐东平风土而求为东平相。在对司马氏的态度上，阮籍从未公开表示反对，而是小心翼翼地与之周旋：不愿与司马昭结亲但又绝不公开挑明，于是大醉六十日得免；以沉醉来搪塞司马昭要他写劝进表的要求，最终却还是写下了《为郑冲劝晋王笺》；对司马氏语及玄远，却又赞其“皇灵诞秀，九德光被，应期作辅，论道敷化，开辟四门，延纳羽翼贤士，以赞雍熙”，并为司马昭推荐卢播。
其三，真实世界与彼岸世界之间的矛盾。应该说，阮籍一生都在这种矛盾的境地中挣扎，他生存在一个虚伪、荒谬、丑陋的真实世界之中，独自面对着世俗世界的冰刀霜剑，感受着生命的短促和脆弱，“生命有年，时过虑深”，翘首期待着彼岸世界的逍遥自在，“岂若遗世物，登明遂飘飖”，“岂若遗耳目，升遐去殷忧”；既希望彼岸的实在，“兹年在松乔，恍惚诚未央”，又自知彼岸的缥缈，“可闻不可见，慷慨叹咨嗟”，“三山招松乔，万世谁与期？”既明白彼岸的虚幻，却又期待着采纳，“招彼玄通士，去来归羡游”。期望能够过着神仙般的逍遥生活，却又对现实生活中的求仙持一种批判的态度。王子晋成仙，“清荡易恍惚，飘摇弃其身。飞飞鸣且翔，挥翼且酸辛”。阮籍指出世人视王子晋成仙是清荡恍惚，飘摇弃身，摒弃肉体；而王子晋本人是心怀辛酸，不忍离开人间的。黄侃就明显地指出：阮籍“言神仙难信，富贵无常。”阮籍通过对“成仙”的否定，直言：“采药无旋还，神仙志不符。”
其四，否定名教和信奉名教之间的矛盾。一方面，阮籍直指：“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另一方面，阮籍又是极为信奉名教的，这与阮籍出身于世儒的士族家庭是密切相关的。阮籍少年时是按照儒家的理想和信念来修身并设计自我人生的，“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违礼不为动，非法不肯言”。圣人“明于天人之理，达于自然之分，通于治化之体，审于大慎之训”，以“建天下之位，定尊卑之制，序阴阳之适，别刚柔之节”，法天道顺自然而立人事。同时阮籍甚至还提出了以“礼乐德治教化”为主，以“刑政名法强制”为辅的政治理想，“刑、教一体，礼、乐，外内也。刑驰则教不独行，礼废则乐无所立”。
从以上的矛盾中，我们可以看到阮籍的生活是何等的吃力，任诞不拘于礼法，又处处小心谨慎；不能做敛迹韬光之隐，了却尘念，入仕又不愿同流合污，多有回避；内心信奉礼教，在表面却又否定礼教；企盼延年益寿生命长存却又知仙人难相随，不满于喧嚣尘世却又不得不居住其间。由此可见阮籍生活之彷徨，从这些彷徨，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窥见阮籍惧祸心理之重，阮籍醉酒猖獗，其实质是佯狂避世，“盖身不能维世，故逃为惊世。广武之叹，苏门之啸，穷途之恸，综忧乐而横歌哭，亦夫大不得已者乎！”罗宗强先生经过分析后指出，阮籍之出仕，“与其说他是耽于仕禄，毋宁说他是惧祸”。
阮籍就这样在彷徨和犹豫之中，苦苦地追寻生命的出路：追求友情，而人与人间多有疑惑，不能相互直言议论评说，“损益生怨毒，咄咄复何言”；追求彼岸世界，而“天阶路殊绝，云汉邈无梁”；醉酒，也有醒时。阮籍始终无法摆脱内心的孤独和忧虑，“徘徊将何见，忧思伤我心”，故阮籍时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却迷茫于车迹所穷之处，只能恸哭而返。这时候的阮籍在放达与至慎的矛盾中挣扎，陷入一种进退失据的精神困境。阮籍是软弱的，他推崇舍生取义、效命沙场，却在险恶的政局下苟安；他崇尚自然，追求个性独立和自由，却从来没有超脱现实的羁绊。在恐怖黑暗的社会中，阮籍不安于生，也不甘于死，伴随他终生的只能是痛苦和忧伤，焦灼和恐惧。他尝试了多种摆脱人生痛苦、超越生存困境的方式，诸如清谈、饮酒、放诞，但却唯独没有选择一了百了的结束痛苦的方式——死亡，过着一种不生不死的矛盾生活方式。
关于阮籍的一生，余嘉锡先生曾经有过一段精彩的评价：“嗣宗阳狂玩世，志求苟免，知囊括之无咎，故纵酒以自全。然不免草劝进之文词，这司马昭之狎客，智虽足多，行无故取。”因而，我们可以说，在阮籍复杂而矛盾的思想中，对死亡的恐惧是贯穿始终的。“自然有成理，生死道无常”，面对着无情的流逝时间和无可奈何的现实，阮籍痛苦的呻吟道：“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凸现出不可解脱的悲凄与焦虑，这是阮籍对死亡彻底悲嚎，储满了冷寂悲苦的情愫。故而阮籍的一生都处于殷忧和怵惕之中，“殷忧令志结，怵惕常若惊”，在岁月不居、人生短促的悲叹中度过了彷徨、抑郁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