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刘寅、赵本学外还有郑灵、陈天策、李贵、周国雝、何守法、郭良翰、黄华暘等人的注本。由于这时期《武经七书》系统占主导地位，注《孙子》者多以《武经》为底本，《十一家注》本在相比之下，是被冷落了，但其刊本还是有的。这里值得特别提及的，则是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以及茅元仪的《武备志》。戚继光根据自己在浙东长期抗倭的实践经验对孙子思想多有发挥。例如他要求将帅“常察士卒饥饱、劳逸、强弱、勇怯、材技、动静之情，使之如依父母”，如此才能“气和”、“心齐”，“指呼如一人”。论赏罚，他说：“如该赏者，即与将领有不共戴天之恨，亦要录赏，患难亦须扶持；如犯军令，便是亲子侄，亦要报施恩仇。”论军纪，他又说：“杀敌只是万人一心，强者不得先进，弱者不得后退。如临敌敢有一人非令进，即斩贼首得马而还，亦以违令，军法从事。”凡此种种显然都是对孙子思想的新发挥。在其《止止堂集？愚愚稿》中，又对十三篇文字做了若干解释，如谓孙子“诡道”之说乃反映“诡其形以示敌，非在我治兵为将、存心制敌、发号施令俱要诡也”，就很有见地。他对孙子所抱的“师其意不泥其迹”的态度，无疑也是正确的和可取的。至于茅元仪，他在《武备志？兵诀评》中对《孙子》也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意见。如谓《九地篇》“四五者”乃“此三者”之误，就颇有见地。他对《孙子》的评语“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也可谓至理名言。
明代还有一部仿《孙子兵法》的军事著作，即嘉靖万历年间何守法的《投笔肤谈》。该书本《孙子》“遗旨”，也写成十三篇，篇名与《孙子》相参，而文义则别，是以《孙子》思想为指导，结合历代战例，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看出了战争有“义”与“不义”之分，而且注意到了士卒的作用。虽然其中也夹杂一些“天命”之类的东西，但总的说，它在明人的军事著作中也不失其为一部有价值的作品。
（六）清代孙校《十家注》的问世与孙子兵学的进一步繁荣
清乾隆时期修《四库全书》，世人多以其为文化史上的盛举。其实，它与秦始皇的焚书相同。秦始皇的焚书、历代皇帝的聚书，清修《四库全书》，其目的都在于统治思想，仅仅是变换手法而已。清修书时曾大肆搜索民间的藏书，而收入四库的《孙子》只有白文本(《武经》本)一种；收入《四库》各书，凡被认为有“违碍”者都被删改；不收入的，也有的被抽毁，有的被全毁。我们由此可以明白：为什么明代的《孙子注》有那么多，而失传的数量也很大；甚至有些书外国有而我们本国倒没有，有的书还要从外国倒传回来。可见清代修《四库》也是孙子兵学史上一大厄运。
《武经七书》(清康熙以后只用三书试士)流行最广的时候，也就是它流行最滥的时候；它流行最滥的时候，也就是它快要停止流行的时候。这个转变的契机，就是孙星衍校《十家注》的问世。孙星衍以《道藏？孙子集注》为底本，以《通典》、《太平御览》为主要根据，对传本各注家在编排时代上的混乱现象做了订正，对十三篇文字也做了许多校改，并据《宋志》改称《孙子十家注》。孙校本乃近世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孙子书，其成就和贡献自不容抹杀。其校说也颇有善者，如谓《虚实篇》的“出其所不趋”应改为“出其所必趋”，《势篇》的“以碫投卵”之“碫”应从“段”作“碫”等，都是有价值的校说。孙校刊本，当以嘉庆二年究州本为最早，后又收入《岱南阁丛书》，咸丰、光绪间也有几种刊本，再后又有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世界书局《诸子集成》本等。
除孙校本外，这时期的注本还有多种，如郑达《孙子附解》、郑端《孙子汇征》、魏源《孙子集注》等。王念孙、牟庭、凌堃、汪宗沂等也都有校本，惜多不传。清末注家，可堪称道者，唯黄巩与顾福棠两家耳。黄氏《集注》对十三篇文字提出不少校释，虽不乏牵附之处，但善者亦颇有注。顾福棠的《孙子集解》多引外国战史，并试图用资产阶级的观点来解释《孙子》，这也是前所未有的。而值得特别注意的则是于鬯，他在所著《香草续校书》中对十三篇文字共校订了六十多条，其中有价值者颇不少。如解《作战篇》“兵闻拙速，未睹巧久”云：“孙子之意不过欲极言久之无巧，而非敢言速之无拙；盖久必拙速必巧。然因过速而取败者亦有之矣，是拙速也。而卒无因过久而巧者。两者相较，究贵速不贵久，而岂有贵拙之意乎！”此实道前人之所未道，又如同篇“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历来注家皆随文衍义，故上下文意多有不通。而于说则谓“百姓”二字乃衍文，此云“财竭”乃指军中，非指百姓。如此，则问题遂得以完满解决。不过，于说也有牵附之处，如谓《九地》“入深则拘”之“拘”应训“健”，就是不对的。此外，叶大庄的《退学录》(卷二)也校有十余条，但较之于说，则不达远甚。这里需要补充的还有：王念孙校的抄本虽不可得见，但他的名著《广雅疏证》却多次引用《孙子》之言以释古训。古音韵学家江有诰的《音学十书》和姚文田的《古韵谱》，也均辟有《孙子韵读》。这都是前所未有的。据上可知，由于以孙星衍、于鬯、王念孙、孙治让等大师为代表的学者们的努力，清代的孙子兵学在文字校勘和训诂上是有重大突破的，这是这时期的重大成就。这种成就就其对孙子兵学在其发展的意义上说，并不亚于汉代的编订与宋代的“钦定”。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孙子兵学的发展既不能脱离各个时代的环境条件，也就带着各个时代的特点。
三、《孙子兵法》的拓展与应用
《孙子兵法》诞生两千多年来，有过传诵与秘藏的不同命运，也有过成为法定军事教科书的风光。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作为学术文化组成部分之一的孙子兵学，也在不断向着深度和广度发展变化着。
《孙子》之入诗于唐代，其义理又发明于宋代，而考订却发达于清代，这都不是偶然的。实际上，《孙子兵法》的思想已超出了军事领域。据《史记？货殖列传》载，魏文侯时有个颇有名气的人叫白圭，他“乐观时变”，善“治生产”，曾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鞍行法是也。”这里还有二事值得提及：一是太平天国建都后，洪秀全曾诏令颁行《钦定武略》，内有《孙子》十三篇，惜国内今已无存。二是《孙子》的某些原则这时已开始被运用于医学领域。清初有个名医叫徐大椿，他在《用药如用兵论》中就明确指出：用药与用兵，“其道同也”。他又根据各种不同的病症具体地说明如何运用孙子关于“知彼知己”、“攻其所必救”、“以十击一”、“因敌变化而取胜”等原则来进行辨证施治。最后，他结论说：“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
孙子和《孙子兵法》被推崇为“兵学圣典”、“武经的冠冕”、“世界第一兵书”、“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受到各国重视，在世界军事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在军界、政界、学术界、工商界、体育界得到广泛运用。
孙子兵法在社会其他方面也有着广泛的影响：文学家：“不朽不灭的大艺术品”；哲学家：“人生的哲学”；政治家：“政治秘诀、外交教科书”；医学家：“治病之法尽之矣”；商人和管理学家：必读教材。
评定《孙子兵法》的历史地位，最妙的言辞则出自两个晚明的人。茅元仪《〈武备志？兵诀评〉序》：“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谓五家为《孙子》注疏可也。”梅国祯《〈孙子参同〉序》更进一步：“今古兵法尽于《七经》(指《武经七书》)，而《七经》尽于《孙子》。”
由此，若说要懂中国历史不能不懂中国军事史，要懂中国军事史不能不懂《孙子兵法》，绝不是什么夸饰之词。当然，《孙子兵法》以后的中国军事思想不可能真的没有任何发展，但一来在冷兵器时代，再发展也终究有限，二来好像无论如何发展也只是证明了《孙子兵法》思想的永恒性，所以才有这样不遗余力的赞颂。虽然这世间很难说真有什么思想是永恒的，特别是在西方军事思想主导了世界战争模式的当下，可《孙子兵法》对战争普遍规律的高度概括与那样完整周密的论述正是它得以彪炳军事思想史乃至人类思想史的根本原因，它不仅难以过时，更超越了战争的实用性，而成为人类认识、理解世界与自身的智慧和哲学。
纸上也能谈兵。谈兵也能入道。孙子以其所著的《孙子兵法》十三篇而被后世尊为兵圣，而这部兵书也被后世尊为兵经。这部兵法书是我国古代最负盛名的兵书，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军事理论专著。书中系统地总结了当时及之前的战争经验，在论述战争的本质及战争与政治、战争与经济关系的同时又揭示了普遍的战争规律。在孙子的著作中不仅仅是计谋与争战，其中所包含的心理学内容和其中的一些应用价值，早已渗透到中国人的生活中。而且到了现代，依旧被应用到没有硝烟的战争——经济竞争中。《孙子兵法》不仅仅是一部兵书，更是一部心理学著作，一部管理学的著作。《孙子兵法》丰富的管理思想，深刻的博弈理论，还被后人运用于商业经营和体育竞技之中。
举世公认，孙子和《孙子兵法》是跨越汉文化圈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少数中国伟人和中国伟大著作之一，《孙子》已成为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它不仅影响过去，也影响现在，并将影响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