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序诗）
明月，我已经多年未将你入诗
上次见你是在荆门，清明的前半夜
门板在风中摇晃，我哭泣，你偷听
后半夜，你给我送来了乌云
将我藏在了丧母之后的阴影中
你是一个见识过太多苦难的人
你也是一味医治疾苦的民间药引子
我们饮下你，就等于
饮下了一声叹息，等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母亲没有走，我也没有回
我蛰居的地方远离你的故居
在我们这里，你只是一个优美的词
“明月！”我一声轻唤，就从内心深处
喷涌出了一大串甜蜜的汁液
我必须闭嘴，才能确保你的纯粹
高于你的不是你，低于你的也不是
在仰望与俯首之间，我目睹了
一位盲人破涕为笑的全过程——
他目睹了黑暗，同时也目睹了
黑暗的散佚和落荒而去
因此我把我的工作定位在这张白纸上
不停书写，让白纸变黑
再让黑字洗尽恐惧、虚伪和眩晕
回到一望无际的夜空
明月，请允许我把爱放回眼眶内
荆门：系湖北省辖市，作者故里。
1
差不多每个周末安亦静都要乘车去九峰山看望那堆座落在半山腰间的黄土。在从市区到郊外的这段摇摇摆摆的路途中，她亲眼目睹了岁月的流逝和城市的变迁，感觉自己就像是在一滴古旧的河床上来回奔波的水珠，被上游的浪头推过来，又被下游的潮汐挡回去，时日一久，连她自己也弄不清哪一滴水才是她的真身了。反正，只要河床没有彻底干涸，她就永远是一滴水的模样，浑浑噩噩，随波逐流。她似乎从来没有清澈透明过，但也没有浑浊成为泥浆一团。她乐于过这样的生活，如同一滴水一头扎入河道，更像一个人侧身于群众的行列。以前，她一上车，人家就喊她“小姐”，到了后来也不知从哪一天开始，别人称呼她“女士”。她无所谓。真的是无所谓啊。
武汉是这样一座让人犯困的城市。春秋短，冬夏长。许多人一年里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室内度过的，尤其是近几年随着空调的普及，人们越来越足不出户了，街道是越来越宽整了，但行人也日渐稀少。当然周末是个例外。每逢周末，城市就像一座在夏日燥热的黄昏中翻塘的鱼池，街道就像被突然剖开的鲸鱼肚，花花绿绿的人流如同鱼肠一般随着腾腾气浪倾涌而出，一直流泻到公共汽车站牌下面，让徜徉在人群里的安亦静一筹莫展。“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呢？”她时常这样暗自嘀咕，但这么多的人中怎么就偏偏少了你一个？她感到孤立。是的，多年来她一直感觉孤立，这座城市已经庞大得没有了一个小女孩的容身之地了，她能不孤立么？后来，她好不容易爬上了通往郊外的公交车，而那难闻的人群的气味依然会在车厢内萦绕不绝，一直尾随她蔓延到九峰山的脚下。
九峰山是这座城市里的人早晚都要去的地方，由九座连绵逶迤的山头组成，山头上碑林密密匝匝，放眼望去像一栋栋袖珍的马赛克洋楼，整齐划一，错落有致。在安亦静的心目中，九峰山或许应该被视为武汉这座城市的孪生祖父母、父母、兄弟和姐妹，一个生活在过去，一个生活在未来，一个阳，一个阴，他们共用同一个姓氏，在不同的光阴里以不同的方式存在着。
安亦静依稀记得第一次来这里的情形，被父亲背在背上，哭一哭，又睡一睡，醒来后接着哭，等到泪水哭干，才听见父亲说：“到了。”那时她觉得九峰山是多么遥不可及啊，汽车把沉甸甸的人群扔在距离山脚还有几百米远的的一棵老槐树下，剩余的路则由他们自己去走。老树下有一溜站牌，起初是木制的，后来换成了铁皮铁干，油漆斑驳，痰迹醒目。每次下车后，她便会习惯性地将自己折叠成纸片样儿，蹲在树下的站牌旁。父亲总是在车厢里磨蹭到最后一个下来。她蹲着，眯着眼看一双双鞋子无精打采地穿过她眼前的那条泥泞的黄土路，漫向山去。等到她的视线顺着那些杂乱无章的足迹抬高到刚刚可以看见最近的一座山峰时，父亲便用皱巴巴的裤管挡住了她的视线。父亲与地面所构成几何图是一个等腰三角形。这一点深深地烙进了女儿的记忆深处。
“走吧。”父亲说。
每次往山上爬的时候，安亦静就想像自己是在攀登一架天梯，按照父亲的说法，母亲去了天上，而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要“去天上探亲”。等到他们好不容易爬到了山顶，她才蓦然发现母亲其实并不在天上，而是在地底。每次来她都感到失望，但每一次的失望都会反过来让她希望大增，因为她觉得母亲去的地方并不像别人说的那么遥远，而是依然和她共用着同一块地皮。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对母亲的去处也有了全新的认识。有时候，她觉得母亲并没有死，只是去投奔她自己的母亲和家人去了，在地下，必定有一座庞大祥和的庄园，每一个从地面上消逝的人都将在那座庄园里开始他们全新的生活。这么想来，安亦静的悲痛竟然奇迹般地减轻了许多。而且，她也注意到了，随着城市的不断廓展以及交通工具的不断改善，原本遥不可及的九峰山已经近在眼前，她再也不认为自己距离母亲多么遥远，而是始终依偎在母亲的身边了。
安亦静舒了口气，径直走到一堆黄土旁坐下。
2
她答应过她，来世还要做她的女儿。
她是这样说的，而且不止一遍——
“妈妈呀，您别悲伤，我们只是分别一会儿，就像您平时送我去幼儿园一样，您要等着我回来啊……”
女儿的声音至今仍在她耳际盘旋，仿佛传说中的玉玲珑，只要有一丝一纹风拂过，她便能真切分明地听见她丝丝入扣的话语，叮叮咚咚，经久不息。
因此，一到起风的日子，安亦静的心中就会涌起一阵莫名的兴奋，但她表达兴奋的情状与别人不大相同，她会一动不动地长时间坐在风口，任谁也无法让她挪开半步。为了能够不错失任何一点风吹草动的机会，她把家里布置得静谧异常，所有的门窗必须严丝合缝，所有的房客务必轻言细语，她甚至取下了原来一直悬挂在门廊上的那串美妙的风铃，以免它的响动影响了她的注意力。阳台上摆放着一把帆布躺椅，那是她雷打不动的座位。她侧耳谛听着，感觉风声从左耳进打右耳出，耳鼓仿佛过道，传来女儿细碎的脚步声。
因此，一到有风的日子，安亦静便成了生活中的聋哑人，两眼漠然无神，一副失魂落魄的表情。凡是亲眼目睹过这种表情的人无不在同情心酸之余怀疑起无神论者的观点来：倘若人死之后灵魂也将随之消亡的话，那么，为什么这个女人会是这种样子，她分明是把自己的躯壳留在了尘世里，而让魂魄远遁到了空气中、阳光里和肉体无法企及的时光隧道深处嘛。
“妈妈呀，我转世投胎还要做您的女儿……”
安亦静笑了，并在别人无法察觉的笑意中为自己摆出了一副孕妇的架势，轻抚着层层衣褶下的肚皮，不由自主地叉开了两腿，嘴角抽动，发出一阵阵呻吟，额角上和鼻尖上沁出细密的汗珠。她的表情是甜蜜的，也是痛苦的，准确地说，这一刻她的表情近似于近在咫尺的九峰山顶上的云层，在白似牛奶与黑似乌烟的反复变幻中，体现出了上苍意志的神秘性和随意性。但她更愿意把头埋在土堆上，侧耳谛听女儿细若游丝的呼吸。她强迫自己相信来自泥土内部的每一丝响动都属于小矾，她翻身，她梦呓，她打嗝，她放屁……她依然活着呢，只是变得更加淘气了。她强迫身边的青草、蚂蚁、蚯蚓，强迫天边的流云和她一道共同信任她的女儿，相信她一定会说话算数，决不会辜负她的期盼。我还没有教过她怎样说谎呢，她怎么会言而无信呀。她怪自己不该错怪女儿，怪自己疑心病太重，怪青草长得太快，蚂蚁爬得太慢，而蚯蚓太懒……
而在更多的时候，安亦静相信，她的小矾仍然在这坯黄土之下昏睡。每次来她都要先绕坟堆转上一圈，把野草拔除，把被人践踏过的脚印一一抹去，然后再在略显坍塌的坟头上面撒上一层新土。她的包里有铲子、剪刀，也有面包和汽水。她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在这里陪女儿玩上一整天，就像以前那样，她们从来不把时间当一回事。
小矾的坟堆与九峰山上所有的坟堆都不相同，人家的都用水泥扣得严严实实，生怕水渗进去，阳光泄进去，小矾的却永远是一堆新土，土质松软，颗粒圆润，看上去像一朵夸张的并被人为地施过釉彩的鲜蘑菇。安亦静相信，即便小矾本人见了，也一定会喜欢的。所以，在安亦静的眼里，与其说它是一个别致的坟茔，不如说它是一间外观华美的居室。谁敢说我的小矾不在里面熟睡呢。一想到这里，她便不禁骄傲地笑了起来。事实上，当初她之所以力排众议坚持要把女儿的坟墓做成这种样子，还有一个原因是，她担心小矾一旦醒来找不到返回尘世的出口。小矾虽然懂事，但她毕竟还是一个年仅五岁的女孩，以前在家里时不是发生过将自己反锁在屋子内结果出不去了的情形么？而现在却要把她独自一人留在这空旷荒凉的山坡上，安亦静显然是放心不下的。因此，她要努力地让小矾离自己近一点儿。她还相信，只要女儿醒来，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掀开身上的这层薄土，如同掀开春夜里的鸭绒被一样，踮起脚尖轻轻地回到母亲的身旁。
你真是个小懒猫啊。安亦静拍打着面前的黄土，自言自语。真的，有时她真想变成一条蚯蚓钻进去看个究竟，她甚至这样做过，把一条蚯蚓从山脚下带上来，叨叨絮絮地对它讲了半天，然后让它顺着坟堆侧面的一个小孔爬进去。她希望蚯蚓再次出现时给她带来喜悦和快慰。她对来自泥土深处的所有生物都爱怜有加，嘘寒问暖。她相信，这些蚯蚓、蚂蚁或打屁虫都是小矾的玩具和伙伴，也是她与她之间的信使。
3
和许许多多生于五十年代长在文革时期的中国女性一样，安亦静也曾经有过一个貌似幸福的童年，和一个不堪回首的青年时代，只是相比之下，她的命运似乎更加乖张，多舛，更加反复无常。她父亲是南下干部，母亲是一位能歌善舞的小学教员，曾以一支百唱不厌的《采莲曲》赢得了难以数计的喝彩声，至今一提到“安琪”这个时过境迁的名字，一说起那位当年在新华剧院唱主角的美人儿，许多老一辈子的人都会感喟不已。人家那才叫艺术，那像现在电视里的小姑娘啊，要什么没什么！他们说，他们不是跟不上形势了，而是看不管现在那些歌手的那些种做派。据父亲讲，母亲虽有文艺天才，但似乎并不热衷于文艺活动，“除非是政治任务，上级领导点名道姓地要她出场，否则她一般是不愿抛头露面的。”父亲说，“你母亲之所以嫁给了我这个大老粗（而且我还大她十一岁呢），是因为她要寻求保护。”母亲的那种柔弱的性格显然与建国初期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有悖，从而为她后来悲惨的生命结局埋下了伏笔。
安亦静生于1957年。在她珍藏的为数不多的与母亲的合影照中，有一张最能体现母亲的性格特征。那是一张五寸见方的黑白照，四周有当年流行的花边切口。照片上的母亲抱着三岁的她坐在一把藤椅上，父亲站在她们身后。背景应该是一张由蓝色的大海和一轮彤红的太阳组成的水粉画，可惜黑白两色使其真实性大打折扣。照片上的母亲有一头略卷的齐耳的乌发，刘海是精心梳理过的，眉毛微微上挑，双眼皮，鼻翼小巧，嘴唇紧抿，唇角上有一颗不太显眼的美人痣，这些微的瑕疵更使她的整个脸型始终处于一种天生的骄傲状态中。她脸上没有笑意，但可以看出她当时的心态是平和的，正过着一种与世无争的生活。“其实，这时我们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变故。”父亲说，“你三岁这年，组织上派我去云南做一段时间的调研工作，但你母亲不同意我去，为此，我们曾吵过几次嘴。你母亲的理由是，她一个人带个孩子在家，孤儿寡母的，生活很不方便。后来我才知道，你母亲是另有顾虑啊。”讲到这儿，父亲懊恼地垂下脑袋，陷入进了痛苦的深渊之中。“妈妈有什么顾虑呢？”她问，她再三追问，但父亲却支支吾吾，紧守着这一条记忆的底线，无论女儿怎样攻打，他始终不愿缴械投降。无奈，她只能去生活中寻求答案。
这张照片的背面留有母亲清秀隽永的笔迹，写着：“摄于1959。平安三岁生日。大光明照相馆。”“平安”是安亦静的乳名，她出生时户口簿上登记的名字为“安平”，这个名字一直用到了1977年——此时，她已从插队落户的周河大队返回武汉，并在一家街办制革厂上了班。而她父亲也在两年前官复原职，在市公安局户籍管理处任职。有一天，她突然心血来潮地提出要给自己换一个名字，父亲也没原因，他二话没说就利用手中不大不小的职权将女儿的名字由“安平”改成了“安亦静”。改名之初，她曾天真地想过，安平是一个人，安亦静是另外一个人；她还想到，假若一个人能够通过不断地阶段性地改名易姓达到生命的反复开始，该是一件多么有趣的事情啊。然而，尽管“安平”这个名字已经被合法地取缔了，但她二十年来所走过的足迹却怎么也难以抹除，她沉睡在这具名叫“安亦静”的身体内部，仿佛一张印有恐怖图案的塑料纸沉没在一座二十年来从未干涸过的塘底，只需轻轻搅动池塘，便会再度浮现于光天化日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