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在我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
2004年金秋，我满怀喜悦与不安，步入百年学府四川大学，有幸成为恩师陈廷湘先生的及门弟子。川大三年，巴山蜀水美丽神奇的自然风光陶醉了我的心田，增长我的智慧；更重要的是，其历史文化氛围，激起我学海求索的强烈欲望，唤起我探寻历史浪花的好奇。岁月匆匆，一晃三载学子生涯逝去，其间几多欢乐、几多忧愁，都历历在目，如在昨天，实乃感慨良多。
记得刚到川大，我虽经三年硕士研究生阶段的严格史学训练，懂得治史的基本方法与要求，但我毕竟是从中国思想史专业转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近现代史研究所具有的一些特定的方法与要求我并不懂得。当身旁的师兄弟们正紧锣密鼓地切入中国近现代史某个领域的深层研究时，我还在进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方法方面的思考，摸索研究的门径。这种滞后性的存在，我想唯有勤奋也许可以弥补于万一。回想那样的日日夜夜，我几乎没有假日休息的概念，图书馆就是我每天生活的处所，史书阅读与史事思考就是我每天的功课。如此紧张但又充实，往后的日子，我一步步体味到做学问的艰辛与乐趣，并也逐步爱上历史研究这种工作。
记得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确定后，首先要做的是搜集史料，而涉及本人博士论文的主要史料是在四川省档案馆。2005年秋冬两季，每天早晨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迎着秋霜与寒风，从川大出发，经一个多小时到四川省档案馆，等待档案馆开门查阅档案。中午就近随便吃点炒饭或面条，然后回到档案馆候阅厅，躺在冰冷的长条木椅上略做午休，以便有精力下午继续查阅。夜幕降临时，又骑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回到川大，赶到学校食堂吃一碗已凉的米饭。历时五个月，终于查完了博士论文所需的基本史料，望着手头所搜集到的沉甸甸的第一手史料。有一种艰辛后的喜悦。2006年春季，我提着皮箱从家乡湖南一个小城——新化坐火车去南京查阅史料。春运季节，我虽能买到无坐票，但上火车极为艰难，好不容易挤进车门，但已不能进车厢，只能站在车门旁的过道口，人站在人缝间，行礼箱却无处放，只好用头顶着，一直到江西鹰潭。到南京后，为节省钱，住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旁一家用地下室改装成的旅馆中。那天晚上，偌大的一间地下室，上百张床分三列摆开，全是白色的床单床套，而住的仅我一人，心真有点发毛。此时我真体验到那种人在地狱中的感觉。
也许但丁的寓言是人生的写照，只有炼狱后，人的精神与学识才能得以升华，面对自己辛勤而来的数百万字的史料，真有一种人生的充足感。数月的史料整理、阅读、归类，写作大纲拟定后，博士学术论文就此展开写作。有时思绪打开，写作起来滔滔不绝，如黄河之水天上来；有时苦思不得其解，难寻表达之通途；有时思绪万千，却不知从何处下手。有时写作已届凌晨三点，十分疲惫地躺在床上，但大脑已十分燥热而又兴奋，而难有睡意，就像一架运转得金属轮已高温发红的机器，此时我好像忽然理解了陈寅恪先生晚上睡不下非吃安眠药的原因；有时写作得庄生梦蝶，物我两忘而已无分，直到窗帘上隐隐透过的白光和窗外树上传来的清脆的鸟鸣声，才知天已亮了。
这是一种艰辛，更是我所自感到的人生最美丽的时刻，我的博士论文获得了导师的认可与众多评阅专家的好评，顺利通过了原来自感遥遥无期的博士论文答辩，此时我忽然发现上帝之门是虚掩着的。
当然，在我人生收获的季节，我决不能忘记时刻给我指导的恩师。初入川大，面对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渊博精深的学识令本为才疏学浅的我，尤为于心惶惶。然而，先生平易近人的待人态度，谆谆善诱的教诲，使我逐渐释却了疑虑与不安，激起了我学海遨游的勇气。
川大三年，在先生的悉心指点下，我致力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工作，尤其是本人的博士学位论文，从选题、搜集史料、拟出大纲、撰写到修改，无不得到先生的精心指导。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我虽感尚未登堂入室，但自认已找到从事这方面工作的门径，投入先生门下，承先生之教诲，真乃三生有幸啊。本书的顺利出版，又得先生出版基金项目的资助。这一切的一切，我无法以言辞表述我对恩师的感激之情。
川大三年，我得感谢王挺之教授、杨天宏教授、何一民教授、王东杰教授、刘世龙教授等各位川大师长们对我的教诲。我得感谢南京大学的陈红民教授、申晓云教授，复旦大学的吴景平教授，中国社科院近史所曾业英研究员，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吴恩远研究员，北京大学的杨奎松教授，西南交通大学鲜于浩教授，西南大学的谭刚副教授对我的指点与帮助，为本书的修改提出一些中肯的意见。我得感谢四川省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图书馆，为我查阅资料提供方便，并在经济上给予优惠。我还得感谢潘洵、尚季芳、黄小彤、戴斌武、周树槐、黄天华、高原、张忠、刘力、谢春、李晓宇、艾晶、张研、刘雪怡、昌文彬、李永芳、侯宣杰、吴佩玲、何洪涛、邝良锋、陈岗、鲁克亮、曾燕、黄萍、陈卯轩、任春艳、车辚、汪海清等各位学友给我的帮助与关心。
川大三年，我得感谢妻儿及家人，正是他们无尽的关怀，使我能安心求学。我的妻子定华默默承担了抚养孩子的全部职责，使我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到论文的写作中。
当然，我还得感谢巴蜀书社的段志洪社长，为本书的出版提供方便；也得感谢巴蜀书社的责任编辑陈亚玲、肖静老师，为本书做了仔细的校对，费了许多心血。
学海求索无尽，一切我将铭记于心。
肖雄
2012年1月于春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