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社党中，还有一个颇具人望与能力的人物，那就是肃亲王善耆。善耆在清末王爷中可谓“新潮人物”，最早安装电灯的王府是他家，最先接上自来水的也是他家，还有坐沙发，睡席梦思，善耆都是皇族中“吃螃蟹”的第一人。更牛的是，善耆特别能生孩子，他共有21个儿子、17个女儿（其前辈康熙老爷子共35子、20女）。这38个孩子中，有36个留洋（其中24个留日，其他留学英国、德国、比利时）。和其他旗人一样，善耆也喜欢听戏唱戏。虽然他的嗓子不行，但他善演武戏，并曾得名角盖叫天的悉心教导。在王府的堂会上，善耆演的郑成功和多尔衮轰动一时。盖叫天也曾说：“我死后，得我真传的唯肃王爷一人也。”
唱戏若能唱成职业，唱成名角，倒也不是什么坏事。可惜的，善耆对复辟的兴趣更大。1912年2月2日，善耆在日本陆军大佐高山公通的护送下从北京出走。为此，日本人特地在山海关将火车阻断，随后又出动军舰将其诱到旅顺，并赠给他一处别墅。出关前，善耆吟出了一首意味深长的五言绝句：“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回马看烽火，中原落照红。”
民国后，善耆成为满蒙独立及建立“满洲国”的先走分子，其与日本人的关系越走越近。就连他最喜欢的一个女儿也送给了日本浪人、老牌的“中国通”川岛浪速作为养女。这就是后来知名的女谍川岛芳子。
但可惜的是，日本人最终没有把宝压到他的身上，善耆的一片“痴心”换来的全是迷梦。1922年，困居旅顺的善耆在抑郁中一病不起，年57岁。次年，善耆的灵柩由火车托运回京安葬。离奇的是，在善耆的灵柩被抬下火车后，从前门火车站到劲松祖坟所在地的一路，其家人都命人用纸钱覆盖，最终以“走阴路不走阳路”的方式圆了这位前清王爷生前所发的那个誓：“无论生死，不履民国寸土。”
前清皇室的显赫人物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摄政王载沣。在解除王职之后，载沣黯然退居醇王府。不过，就载沣本人来说，也或许称得上是一件幸事。对于安于现状，生性淡泊的载沣而言，执政的三年才是他一生中最难过、最不幸的三年。至于“清帝退位”一节，载沣事后说了这样一句不无清醒的话：“退位减少了杀戮，对国家有利。”
民国以后，载沣的生活平静低调，他不曾参与任何复辟活动而只求维持对皇室的优待条件，保持现状，不温不火则足矣。1912年8月，孙中山来到北京时曾拜访过他，并送了一张留有亲笔签名的照片。载沣一直将之留在身边，作何用途，不得而知（载沣死后，照片由其第四子溥任上交政府，现存于中国革命博物馆）。
在“张勋复辟”的闹剧中，载沣表现得很没有兴趣，从头至尾都未参与，而是冷眼观看了这幕只有12天的复辟闹剧。退政后的载沣，读书藏书是其主要嗜好，并自号“书癖”。他每天除了给老福晋请安和吃饭，其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他的大书房“宝翰堂”度过。载沣的书法不错，也喜欢写字，写得最多是四字条幅：“端正和平”。王府的事务，载沣一般都不插手。老福晋刘佳氏在时，都由她处理；刘佳氏死后，则是自己的侧福晋邓佳氏处理。下面的人有事向他请示，他的回答通常都是“照老例办”，就连什么季节穿什么衣服，看什么病吃什么药，载沣也是一律“照例”。
在皇族中，载沣对新事物算是比较开明的。譬如他是最早剪去辫子的，安电灯、装电话，穿西服、买汽车，他也是比较早的（溥仪在回忆录中就曾抱怨，王府可以有的东西，皇宫却不准有）。载沣的开明，或许与他曾出使德国见过世面有关，但一些守旧的王公大臣们就在私下里很是不满，特别是剪辫，甚至有人骂他“忘本”。
载沣的性格为人宽厚，待人和蔼，但讷于言词，不善应酬。即便是在亲友面前，他也总是一位沉默的旁听者。这位曾经的最高权力者，在日常生活中却最讨厌应酬与交际。据说，醇王府的访客，无论呆多久，载沣都不轻易留饭，其态度通常是淡漠而敷衍。即便出席一些不得不去的场合，他也只是露个面，寒暄几句，随后就起身告辞回家。
日常生活中，载沣的趣事倒不少。有一段时间，载沣对天文特别着迷。他不仅自己观测星象，而且还让孩子们参与。有一次碰上看日食，载沣亲自给玻璃片熏煤烟，然后带领孩子们一起观看。和溥仪一样，载沣也喜欢养狗。他曾养了一条名叫“花花”的小狗。虽然这条狗并不是名贵犬种，但载沣非常喜欢，每天都亲自喂它。他家里人养了另一条名贵犬名叫“香香”，载沣却一点也看不上。由于“花花”吃的食物比“香香”好，每次“香香”前来抢食时，载沣都要将“香香”赶走，说：“你有你的饭！”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溥仪被逼出宫，载沣平静了十多年的生活一下被打乱了。他显然意识到，过去在北洋大佬们庇护下的生活即将结束了。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载沣）比我还要惊慌。从我进了北府那一刻起，他就没有好好地站过一回，更不用说安安静静地坐一坐了。他不是喃喃自语地走来走去，就是慌慌张张地跑出跑进，弄得空气格外紧张。”庄士敦也回忆说：“在我说话时，他不安地在屋里转来转去，显然是漫无目的。有好几次忽然加快脚步，跑到我跟前，说了几句前言不搭后语的话。他的口吃似乎比平时更加厉害了。他每次说的话都是那几句，意思是‘请皇上不要害怕’——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完全是多余的，因为他显然要比皇帝惊慌。”
冯玉祥驱赶溥仪出宫并不奇怪。早在1901年底慈禧太后从西安回銮路过保定时，时为袁世凯新军士兵的他就曾作为仪仗兵亲眼见过慈禧太后而心中充满恨意。清末时期，冯玉祥受革命思潮影响而参与过滦州起义，但起义不幸失败，组织者王金铭、施从云、白雅雨等人被害，冯本人也被开除军籍，递解回籍。所幸的是，在押解途中，冯玉祥在北京偶遇之前长官陆建章。陆对冯比较欣赏，而当时他受袁世凯之命组建五路备补军，手里正急缺中下级军官，于是命令押解人（也是他之前的部下）将冯玉祥留下效命。冯由此咸鱼翻身，并在袁世凯时期由营长递升到十六混成旅旅长。
1917年7月，在段祺瑞的命令下，冯玉祥率十六混成旅驱逐张勋的辫子军。按他的说法，如果不是老段的阻止，他原本是要带兵冲进紫禁城的。1924年政变后，成为北京“新主人”的冯玉祥当然不会对前清逊帝客气。
作为前清皇族，载沣也明显感觉到了冯玉祥的敌意。在之后一段时期里，载沣在西什库教堂租下一些房子，全家都住了进去，企图得到外国教会的保护。一年多后，段祺瑞、张作霖入主北京，载沣这才重新搬回了王府。但随后几年的局势变化极快，在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原北洋大佬们被国民党新势力扫荡一空，载沣在新的当权者中已经见不到之前的熟人。为安全考虑，载沣又带着全家搬到了天津租界居住。
在这段时期里，对载沣及整个皇族刺激最大的是“孙殿英盗陵事件”。孙殿英是一位集盗贼、土匪、兵匪、教匪于一身的乱世枭雄。他在军阀混战期间投靠了民国时期的另一位“混世魔王”张宗昌，尔后做上直鲁联军第十四军军长。在之后的北伐战争中，孙殿英又弃张宗昌而投降蒋介石。1928年夏，被任命为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的孙殿英所部正好在河北遵化一带驻防，这也是清东陵的所在。
清帝退位时，民国政府承诺按南北谈判时的和议保护前清宗庙陵寝，但民国后的政局一直混乱不堪，这一规定也就成为一纸空文。前清时期，清东陵、清西陵原本都有护陵机构，而且有旗兵、包衣驻陵守护。但随着世事的变迁和“小朝廷”的势微，东陵也就渐渐脱离清室的掌握。护陵机构，名存实亡。
1928年春，孙殿英以追剿奉军余部马福田匪军为借口，进入清东陵，随后又声称部队要搞军事演习而将全部守陵人员驱逐并封锁关隘。之后，孙殿英所部“匪性大发”，随即进行了极为野蛮而有计划地盗墓行动。皇室的陵墓一般都修得十分坚固，匪兵们盗墓并不专业，于是使用各种野蛮手段，用炸药炸，到处乱挖乱刨，最终将乾隆及慈禧太后的陵墓挖开，随即开始了疯狂的抢劫和破坏，连死者的棺中尸骨也被拽了出来，扔在泥水之中。
事后，孙殿英等用二十多辆大车满载珠宝而归。直到事发一个多月后，事情才被公开曝光，一时轰动全国，成为家喻户晓的特大新闻。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挖人家的祖坟终究是极不道德之事。何况前清陵墓已不单纯的是清室所有，更大程度上说，它是中国历史的见证，具有宝贵的历史与文物价值。孙殿英匪兵的所为，无疑是一场巨大的文化破坏。
对东陵被挖事件反应最大也是最痛心的当然是原皇族成员。之后，清室及前清遗老们分别向蒋介石及平津卫戍司令阎锡山，还有各报馆发出通电，要求惩办孙殿英，赔修陵墓。得知此事后，蒋介石最初的反应还算积极，阎锡山也抓获了盗墓重犯、孙手下的师长谭温江，但清室此时已是泄气的皮球，事件在各方利益交换中不了了之，孙殿英继续高升，被抓的师长也被释放。
最离奇的是，孙殿英事后还曾振振有词地狡辩：“吾发其冢，利者有三：其一，昔彼入关之时，大兴文狱，网杀士人，若吕留良，戴名世之辈，皆遭开馆戮尸之祸，吾虽不才，亦信佛，佛经八部有言，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此诚一大功德也；其二，彼治汉土垂三百年矣，搜刮剽掠之财帛不知凡几，更穿地藏资于鹿鼎山、清东陵各处，致使吾民日匮，无以为继，今吾发陵，是为通天下财货，收运转之利，丰藏国库；其三，民间向有谣曰，清帝弘历者，本海宁陈家子，清室亦苦于不能自清，今吾发其棺，代其验之，还彼清白，彼不言谢，反以诬我，是何道理？廷辩良久，月上中天，月光皎皎，星汉迢迢。殿英自褪其甲，袒左臂，现刺青，上刻‘赤心许国’四字。旁人观之，血痕斑然，众人赞之。”
颇为可笑的是，孙殿英辩词第一条把自己等同于喜好“开馆戮尸”之流，这尚可以理解；第二条说盗墓是为了“丰藏国库”，但据说他曾送了一颗慈禧太后的夜明珠给宋美龄之外，其他宝物又何尝献公？即便宋美龄之所得，恐怕也不能称之为“公物”；第三条就更令人发噱了，如乾隆是汉人之后，驱除鞑虏何为？革命岂非失去了合法性。至于什么“赤心许国”，自比岳武穆，更是不知所云。
应该说，国民政府对这一事件的处理不当，对溥仪后来的叛国有一定影响。自被逐出宫后，溥仪在醇王府住了一段时间，后秘密迁往天津租界，并与日本人来往频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溥仪在日本人的安排下被秘密送到东北并成立“伪满洲国”，最终成为可耻的叛国者。对于溥仪的政治冒险，遗老遗少们兴高采烈，唯独载沣认为其“凶多吉少”而坚持反对态度。当上“伪满洲国”皇帝的溥仪曾多次要父亲及全家搬到长春居住，但载沣除1934年去长春住了一个多月外，从此再未去过。从心眼里说，载沣并不认为溥仪在日本人的控制下能搞出什么结果。因而，他在回天津时把最小的儿子溥任、最小的女儿韫娱、韫欢全部带回，并一直留在身边不放。
1939年，天津突发大水，载沣的公馆被淹，很多名贵的字画被泡在水里，损失很大。之后，载沣重新回到北平，再未离开。抗战结束后，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主席孙连仲算起来是他的侄孙女婿。但王府正宅仍旧被国民党军队占据。当时载沣已经卧病在床，也是无可奈何。北平和平解放时，载沣将2万册殿本书全部捐给了北京大学，由汤用彤先生负责接收。解放后，经彭真首肯，醇亲王府卖了一亿元（折合新币一万元），之后全家搬入西扬威胡同的一所普通四合院内居住。1951年2月3日，这位历经了几十年乱世风云的前摄政王在平静中去世，享年68岁，后葬于北京西郊的福田公墓。
载沣的两个兄弟，贝勒载洵与载涛，他俩在清帝退位后也未参与过政治，一直是低调做人。载洵的独子溥侊是个花花公子，无论是玩乐还是婚姻，他一直都是小报上的热点人物。后来，溥侊为娶一青衣伶人而休了原配，改信清真教，轰动一时。十余年后，载洵家道败落，西单背阴胡同的贝勒府也被卖给了军阀万福麟，后来万将贝勒府的南边开成了西单商场，此后之繁华，即从此开始。载洵死于1949年，其子溥洸在20世纪60年代初去世，父子均在默默无闻中死去。
相比而言，多才多艺的载涛则比两位兄长要活得精彩得多。据庄士敦所说，载涛“不仅马骑得好，还喜欢开车，特别喜欢德国车。他是一个聪明而活跃的人，还出过国，见过世面，气质优雅。这些都值得赞扬，但引人注意的是，他知道如何处理自己的财务，而且亲自经营”。不仅是自己家的事务，在民国后的皇族内部事务中，载涛经常充当仲裁或见证人。而在当时的梨园界，载涛也是响当当的人物，就算是红透半边天的名角，也得卖“涛贝勒”一个面子。事实上，载涛在戏曲界也算是准专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