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末世，政局纷乱，正如何刚德在《春明梦录》序言中所说：“京师为首善之区，钟鼎所在，观听肃焉。时值承平，纪纲未弛，大臣老成持重，尽有正色立朝之风；百僚庶司，不失同寅协恭之雅。即朋簪投洽，亦每以道义相规；文酒过从，依然风流儒雅。人言朋友之乐无如京师，盖于饮食酬酢外独得真趣也。余于丁丑观政铨曹，躬逢其盛，固不以长安为不易居也”，但在戊戌政变、庚子拳乱之后，“世事已大异昔时矣，回首春明，重温旧梦，不禁百端交集矣”！
长江后浪推前浪，后浪死在沙滩上。载沣这些后浪亲贵，他们对权力的欲望明显超过了他们的能力，既然得到如此轻松，失去也必将容易。等待他们的，必将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6.授人以柄：
“皇族内阁”大败笔
载沣当政，亲贵揽权，其中最为人诟病的莫过于1911年的“皇族内阁”，而这事说来却也话长。早在1905年，在日俄战争的刺激下，慈禧太后派出载泽、端方、戴鸿慈、李盛铎、尚其亨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其主要模仿对象是日本。
次年五大臣归国后，清廷发布“仿行立宪”的诏旨，其中就提到，预备立宪的基础要从改革官制做起。这其实是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刻意模仿，因为日本在实施宪法前，曾经对官制进行了两次大改革。端方和戴鸿慈在请求立宪的奏折中也提出了这一点。
在《请改定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摺》中，端方与戴鸿慈提出了官制改革的八条建议，其中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撤销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两位考察大臣的主张是：由总理大臣、左右副大臣以及各部尚书组成内阁，阁议决定政事之后奏请皇帝颁布谕旨；而上谕颁布时也需要总理大臣、左右副大臣和相关部尚书的副署。这个方案的来源，就是德国和日本实行的内阁制（二元立宪君主制的一个特征）。
这个方案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因为中国的皇帝一向自称天子，乃上天的代表，神圣而不可侵犯。从理论上说，皇帝的权力不受任何的限制，他说的话就是金口玉言，具有最终的决定权，是永远正确而不可违抗的。但是，国家太大，事情太多，皇帝也不可能凡事躬身亲为，因此他需要助手，这就是宰辅。宰辅的出现又引发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一旦皇帝精力不济或怠于朝政，作为皇帝主要助手的宰辅重臣往往会颠覆王权甚至取而代之。这样的案例在中国古代并不少见，特别是汉唐时期。
有鉴于此，明朝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而用内阁取而代之，目的就是要分散相权。但是，内阁大学士也需要一个带头人，这就是常说的内阁首辅，而这又等于变相恢复了相权。清朝代明后，基本继承了前朝包括内阁的基本制度。但在雍正朝时，因为要打仗，因而雍正皇帝在南书房外的小屋子里设立了军机处，以便他处理一些紧急的军国大事。战事结束后，雍正并没有撤销军机处，于是朝廷的重要政令都出自军机处而不再是内阁。
军机处的设立，实际上皇权的进一步专制化、独裁化。从理论上来说，军机处不能算政府机构。因为它没有正式编制，不过是从内阁大臣里挑选几个能干的，来军机处帮皇帝办事。而且，军机大臣并不是政府的正式行政首长，而是皇帝临时调用的。这有点像明朝的中后期，皇帝不出宫办事，只是在里面找几个信任的人来商量，只不过清朝皇帝不找太监而是从外面调大臣。
军机处是皇帝亲管，所以它的地位在清朝政治中非同小可。但是，皇帝亲管军机处会带来一个极大的弊端，这就是皇帝做错了事情不用负责。有宰相时，宰相做错了要负责；有内阁时，首辅做错了也要负责。正因为有下台甚至杀头的风险，办事的人才会有责任心。但是，宰相废了，皇帝兼任了宰相的职责，设立了军机处又把内阁架空了，这导致皇帝对所有的事情负责，但皇帝做错了，他又是可以不负责的——谁吃了豹子胆，胆敢去指责皇上呢？
端方、戴鸿慈提出的责任内阁制，他的厉害之处不仅仅是要取消军机处，更重要的是它要在制度上限制皇权，而与责任内阁制紧密联系的另一个变革是整理官制，改设九部。中国传统王朝一般实行“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制。英法联军入侵后，清朝在六部之上增加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执行外交功能。庚子年后，总理衙门被改为外务部并提为六部之首。而在1901年实行新政后，清廷又相继设立了商部、巡警部、学部和政务处、练兵处和财政处等中央直属机构。这些新旧机构职能重叠，旧的六部还实行满汉尚书，显然已不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吵后，奕劻将核定的方案上报，其具体内容是：实行责任内阁制，设立内阁总理大臣一人，左右副大臣二人，以各部长官为内阁政务大臣；中央设十一部，即外务部、吏部、民政部、度支部、礼部、学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陆军部和理藩部，外加五院一府，即集贤院、资政院、大理院、审计院、行政裁判院和军咨府。
为了让慈禧太后更好地理解这份方案，奕劻还特意附上一份说明：根据立宪国的通例，中央政府即以各部行政长官会合而成，分之则为各部，合之则为内阁；出则各部长官，入则内阁政务大臣。此现拟内阁官制之由来也。内阁既总集群卿协商要政，而万几所出一秉圣裁，不可无承宣之人为之枢纽，故设总理大臣一人以资表率。如果担心内阁总理大臣权力太大，则有集贤院以备咨询，有资政院以持公论，有督察院以任弹劾，有审计院以查滥费，有行政裁判院以待控诉。凡此五院，直隶朝廷，不为内阁所节制，而转足以监内阁，皆所以巩固大权，预防流弊。
但是，这个方案也遭到一些官员的激烈反对。如御史赵炳麟指责奕劻等人的方案是“将君主大权潜移内阁，暗移神器”，实行新的官制必然“大臣陵君，郡县专横”，其结果是“大臣专制”取代“君主专制”。军机大臣瞿鸿禨则更为的狡诡。他在讨论时不动声色，却暗中去见慈禧太后，并乘机放了一把野火，说：“根据这个官制，老佛爷从此就不必为军国大事而过度操心了。”他见慈禧太后不太明白，便解释说，内阁制与军机处的性质不同，军机处所讨论的问题，事前必须请旨定夺，内阁则由会议决定后上奏。在赵炳麟和瞿鸿禨的怂恿下，慈禧太后听后若有所悟。
1906年11月6日，清廷发布新官制上谕。新的官制没有采用责任内阁制而是继续保留了旧的内阁和军机处，各部院的设置则基本采用了奕劻提出的方案。各部院设置和长官如下：
外务部，总理大臣奕劻，会办大臣那桐，瞿鸿禨为会办大臣兼尚书；
吏部尚书鹿传麟；民政部尚书徐世昌；度支部尚书溥頲；礼部尚书溥良；
学部尚书荣庆；陆军部尚书铁良；法部尚书戴鸿慈；农工商部尚书戴振；
邮传部尚书张百熙；理藩部尚书寿耆；都察院督御史陆宝忠；大理院正卿沈家本。
从各部长官的人选上看，虽然清廷标榜不分满汉，但13个部院的长官中，满人7名，汉人7名，蒙古族1名，看似平分秋色，但认真推敲起来，满人占据的大都是要害部门。由此可以看出，满族亲贵专制化的趋向不但没有扭转，反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实在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当时《东方杂志》引用一个日本人的评论，说：“此次中国改革官制，其表面上不分满汉，与各部长官不兼任他职外，无改良之可观。要之归于改革派之失败，守旧派之胜利，可谓之龙头蛇尾之改革也。”
经过近两年的准备，清廷在立宪派的鼓噪声中，终于1908年8月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议院法选举法要领》和《议院未开以前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后称《筹备事宜清单》），由此拉开了预备立宪的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