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令胡适反感的是，一些政客总是鼓吹尊孔读经可以唤醒国民自立自强的意识，培育国民的人格，增强国民站起来当家作主的信心。就此，胡适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认为，所谓的人格，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养成的生活习惯，以及行为秉性。而信心，则是人们敢于面对未知将来的勇气。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新旧势力不断更迭，中西思潮加速融合，国家的开放和众多外国人士的涌入，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时人们的行为习惯，因此我们不能单一地认为，国民的人格是某一个势力或某一个独立的思想体系造就的。但是，生活在这样一个被新思潮所充斥覆盖的世界，新晋的领袖式人物，往往具备了远超以前领袖人才的人格魅力，他们的思想往往要比之前的更透彻，其所掌握的知识也要更丰富一些，尤其是行为，相较以前要更为开放。比如，我们可以拿孙中山先生和曾国藩进行比较，由此我们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之间的性格和行为差异。在古典文学的研究上，人情世故的处理上，奉上驭下的掌控上，孙中山先生要远逊于曾文正。然而在知识的丰富程度上，见解的大胆独到上，气魄的雄伟宏大上，这位治世能臣就远不如那位革命领袖了。
胡适说：“照我这十几年来的观察，凡受过这个新世界的新文化的震撼最大的人物，他们的人格都可以比一切时代的圣贤，不但没有愧色，往往超越前人。”胡适所说的这一论断，包含了多层涵义，他既指出了新时代对伟大人物的影响，以及旧经学不足以为新时代的领袖人物提供足够知识内容，又通过对不同时期人物的对比，强调新时代的领袖并不是通过旧经学的培养造就的，而是学习新文化新思想，并且可以做出对社会进步有大益处的划时代人物。胡适认为，民国时期社会产生的历史性进步（比如，八股文的废除、封建统治的推翻、教育方面的革新、社会风俗的改变等），都没有借助儒家经典的力量，而是依靠新文化的带动和人们自己的努力而实现的。胡适告诫那些尊孔读经的政客们，“开倒车永远不可能成功，只会越来越落后”。
既然尊孔读经不能为这个处在动荡和发展中的时代造就出代表性人物或者领袖性人物，同时又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甚至当代的专家学者对经书的研究还处于一知半解的阶段，而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坚持让中小学读经，无疑是令人讨厌的，可笑之极的行为。胡适对这种做法给予了强烈讽刺：“在今日妄谈读经，或提倡中小学读经，都是无知之谈。”但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国民政府中，总是有人一直鼓吹读经的重要性。如，当时广东的大军阀陈济棠就在自己的辖区大力倡导学生们读经。他认为，学生们可以在儒家经典中找到为人处事的良言妙语。甚至有些军阀还拟定了具体读经的可操作办法，要求学生在中小学时应该诵读《孝经》《论语》等儒家经典。等上大学之后，再选择其他合适的儒家经典去详加研习。这些军阀对经书一知半解，甚至是没有任何认知，尤其是无视中小学课程的繁重，一味地为他们增加学业负担，十分轻率地将关系到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儿童的教育课程看作是他们可以任意操配的无关紧要的事情。
正因为了解到了这种情况，出于对儿童身心健康以及今后的有利发展，胡适才开始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并极力反对中小学读经的。他曾这样阐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自己研究得出的可行性建议：“我们绝对的反对中小学校读经。这是三十多年来教育家久已有定论的问题，不待今日再仔细讨论。小学一律用国语教本，这是国家的法令，任何区域内任何人强迫小学校用古文字的经典教学，就是违背国家法令，破坏教育统一，这是政府应该明令禁止的。何况今日的小学教员自己本来就没有受过读经的教育，如何能教儿童读经？”在他看来，如今儿童们已经没有过多的精力去学习与现代生活无关的东西。他在反对中小学盲目读经的同时，又对读经抱有一定程度的肯定，如果有某些学生酷爱经传，那么可以培养他们向这方面发展。可见，胡适对读经的理解还是比较全面的。
需要指出的是，胡适在坚持反对中小学读经的大前提下，认为中小学可以选取那些经过专家解读，并且具备完善的今义的文字进行阅读和学习。这跟那些刻意反对白话文、尊孔读经的顽固派相比，无疑要进步很多。胡适认为，那些坚持尊孔读经的学者，都将成为历史的抛弃者。当时有一些学者倡言：“读经决非恶事，似毋庸讳言。时至今日，使各省当局如何健、陈济棠辈之主张尊孔读经，可谓豪杰之士矣！”胡适对此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这是守旧派“困兽犹斗”式的挣扎，无论如何，他们都将面临失败。因为在胡适看来，白话文才是当今的大势所趋。
柒
胡适为什么要倡导独立的女性教育观？
封建社会，女子必须遵从“三从四德”的礼教。在这样的重压下，她们根本就没有地位可言，因此就更不用说人格和教育了。近代以来，女子解放和女子教育问题才逐渐受到重视。
从本质上来说，女子解放的程度就是社会解放的尺度。中国历代以来，女子都深受封建主义的压迫，并一度出现女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不平等现象。封建意识的淤积让女子一直处于十分卑微的地位，她们历来都是“夫权”的牺牲品。
作为近代知名学者的胡适，从小就生活在封建礼教的世界里。后来，他到国外留学，逐步接触到了西方的现代女性世界。这种不同女子观的对比，对他以后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使他对女子教育等问题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
胡适回国之后，新文化运动全面展开，而当时“打倒孔家店”的响亮口号就是由胡适最先提出的。他将矛头直指儒家核心思想之一的旧伦理道德，极力批判封建主义对女子的各种压迫，尤其反对封建社会时期实行的“节烈”礼教。虽然当时的封建帝制已经被推翻，但延续了将近两千多年“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依然被人们坚守着，北洋政府甚至发布正式条文，表扬妇女的这种“节烈”行为。当时的社会，寡妇守节、烈女殉夫的事情屡见不鲜。
新文化运动前夕，胡适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就中国妇女的贞操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写道：“贞操问题之中，第一无道理的，便是这个替未婚夫守节和殉烈的风俗。在文明国里男女用自由意志，由高尚的恋爱订了婚约，有时男的或女的不幸死了，剩下的那一个因为生时情爱太深，故情愿不再婚嫁，这是合情理的事。若在婚姻不自由之国，男女订婚以后，女的还不知男的面长面短，有何情爱可言？不了竟有一种陋儒，用’青史上留名的事‘来鼓励无知女儿做烈女。”这种事情，在胡适看来，是极为不合理的，是泯灭人们的道德良知的。他认为，如果有人要求女子做烈女，那就等同于故意杀人。
中国妇女缠足的风气是胡适深恶痛绝的。他说：“看见内地的小脚妇女走路不像人，脸上没有人色，我忍不住对我的同伴说：’我们这个民族真是罪孽深重！祖宗作的孽，子孙总得受报应。我不知道还要糟到什么田地呢？’”
胡适认为，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前的社会伦理道德已经过时了，许多道德标准都要重新建立和衡量。他对这种不合理的伦理观的抨击，就是对女子解放的追求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他说：“男子嫖妓，与妇人偷汉，犯的是同等的罪恶；老爷纳妾，与太太偷人，犯的也是同等的罪恶。为什么呢？因为贞操不是个人的事。乃是人对人的事；不是一方面的事，乃是双方面的事。女子尊重男子的爱情，心思专一，不肯再爱别人，这就是贞操。贞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一种态度。因为如此，男子对于女子，也该有同等的态度，若男子不能照样还敬她，他就不受这种节操的待遇。这并不是外国进口的教育，这乃是孔丘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胡适反对国家通过法律手段褒扬节烈行为。他认为，这种做法与人道主义精神不相符，在如今的社会已经没有了存在的必要。他坚持的男女平等观念，打破了封建主义下的妇女贞操观，这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具有非常明显的进步意义。
1918年，胡适曾对他在美国的所见所闻进行过相关介绍。在他看来，美国妇女崇尚的是自由主义，她们更侧重于自立自强，她们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独立生活，并为社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种自立精神与中国“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男女观念截然不同。
胡适就这种女子独立的精神，写了一篇名为《美国的妇人》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个片段：“这种’超于良妻贤母的人生观‘，换言之，便是’自立‘的观念。我并不说美国的妇人个个都不做良妻贤母，也并不说她们个个都想去俄国调查革命情形。我但说依我所观察，美国的妇女，无论在何等境遇，无论做何等事业，无论已嫁未嫁，大概都存一个’自立‘的心。别国的妇女大概以’良母贤妻‘为目的，美国的妇女大概以’自立‘为目的。”
进而，胡适认为，美国妇人这种独立精神的培养，最主要的就是依赖于美国发达的女子教育。例如，他曾经在康奈尔大学就读，这个学校的森林系学生，都会进行野外测量，条件十分艰苦，女子报考后依然要坚持这一原则，徒步在森林中进行实地考察。尽管在森林中进行实地考察充满艰难险阻，但她们不会中途退场，并一直坚持到毕业。在胡适看来，这就是自立自强的精神。
他在日记中写道：“这种精神的养成，全靠教育。美国的公立小学全是’男女共同教育‘……女子因为常同男子在一处做事，自然脱去许多柔弱的习惯。男子因为常与女子在一堂，自然也脱去许多野蛮无礼的行为（如秽口骂人之类）。最大的好处，在于养成青年男女自治的能力。”
胡适认为，男女同校有着诸多好处，有助于女子日后在社会上的自立与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