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禅派发展和衰落的历史来看，禅派宗风与禅派兴衰关联极大，可谓是成也禅风，败也禅风。在佛教禅宗整体处于衰落的趋势之下，各家禅派自宋代以后均已呈现出衰落之势。沩仰宗由于孤峻、幽深，使学人难以理解，故在唐五代时期最先淡出历史舞台。云门宗也因其高古之风，而学人亦难洞明，故其与沩仰难逃同样的历史命运，也在北宋后期走向衰落。临济宗的禅法、禅风因其兼有禅门多家禅法特色以及其禅法、教法较为系统和规范性，故能够一直延续下来。事实上，禅风、禅法不一，对于学人的影响也就不一。入宋后，临济宗善韶禅师所提倡以公案和颂古来参禅之法，既不违背禅门宗旨，又获得人们的极度喜好，因为其公案的故事性易于让人理解，颂古又具有文学性，故士大夫和一般平民都可以选择性接纳，因而在流传之中具有极强的生命力，而能法嗣不断，这或许就是临济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曹洞宗的发展历史来看，并非历来就兴盛不衰，曹洞宗禅风虽有五位君臣、偏正回互之禅风特色，但在五代至宋初，“曹洞系统中没有出现知名禅师，宗派影响微弱”。曹洞宗在北宋末年，则出了宏智正觉禅师，他对曹洞禅法进行改造，提倡“默照禅”，于是风行一时，不仅吸引了许多僧人并得到僧人认可，而且也获得许多士大夫的接纳，因而推动了曹洞宗的法脉延续。
(2)法眼宗宗风与法眼宗衰落
法眼宗宗风由于语言平实质朴，具有“箭锋相拄，句意合机”、“调机顺物，斥滞磨昏”、“对病施药，相身裁缝”的特点，故使其在形成初期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但是到了德韶、延寿时代，法眼宗有向经院化禅学转向的趋势，尤其是德韶在十二次法会中说法的过程，涉及了佛教的教义问题，诸如心与境、空与有、心与法界、理与事等问题。德韶对于学人关心的这一类问题虽然均未作正面回答，体现了其遵守禅宗成法和传法的思想原则。然而，从德韶上堂与学人探讨佛法本真的这些问答来看，仍有回归佛教义理之辨的倾向，故有学者认为这一现象“相当生动地表现了江浙禅学向经原化倾斜的状况”。而从这一点出发思考，也就不难理解延寿为什么要著《宗镜录》来建构经院化义理佛学之用意了。延寿时期，一方面对佛教的诵经、念佛、礼赞等活动极力肯定和并付诸实践，另一方面又注重统合禅教、经教和丰富发展禅宗的理论体系，故有学者认为其做法“使禅宗本色丧失殆尽”。由于法眼宗宗风较为朴实，与临济、曹洞相比没有更加鲜明的特色和更为完善的系统，诸如临济、曹洞有三玄三要、宾主回互之说等禅法内容，故在禅宗衰落时期以及禅门内部要求变革的过程中，因其禅风特色不明显从而就更容易自我消解本门的宗风特色或融入其他禅派。而后世法眼宗在“禅教一致”思想的影响下，不但引入净土念佛法门，而且又大立文字和主张禅学的理论建构，这就更加容易消解法眼宗的“清凉家风”之特色和背离禅宗的“不立文字”之主张。因此，法眼宗本不明显的禅风特点就容易在“禅净合流”中被法眼宗自己所提倡的净土念佛法门所淹没，以至于使其自身禅门宗风不在，而导致其禅派之衰绝。可见，宗风对禅派的生存有极大的影响。不过，宗派兴衰的根本因素则在于人，即在于禅派法脉上有无传承人，因为宗风不在，若仍有传承，宗派依然能有延续，故也就不可能真正地出现衰绝或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可见，禅宗宗派兴起虽与禅风特色有极大的关联，但宗派兴衰的根本原因则实赖于人，即宗门既要有传承人而且传承人又需要有改进禅法和推动发展的能力以及方便之法，才能担当起振兴宗派发展的历史重任。
2.法脉传承人与各禅派兴衰之关联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宗派的存在与兴衰，实际上依赖于禅派的法脉传承，与人有重要的关联性，故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法脉传承人决定着禅派兴衰的历史命运。人不仅是弘道和振兴宗门的关键性因素，而且也是延续法脉和禅派发展壮大的重要条件。若宗派没有法嗣或继承人，则自然不能使该宗派的法脉得以历史性的延续发展，故也就不可能有宗派的实质性的存在及其兴盛之说。因此，就此意义而言，法眼宗的法脉传承与法眼宗的兴衰有极大的关联。从法眼宗最初的兴盛史来看，其兴盛也与文益、德韶、延寿的个人魅力和传承不断乃是分不开的。
回顾五家禅派之传播发展史，“五家七宗”最先衰落者为沩仰宗，入宋之后已无传承。沩仰一宗最早衰绝，究其原因，虽有禅风诡秘之因，却主要在于该派无传人可嗣其法脉，可见历史的事实表明了是因无传承而导致了其衰灭的。法眼宗在五代至宋初时段发展较为兴盛，但在延寿之后法眼宗便走向衰落，也是在于后继无人。五家禅派的兴衰也是彼起彼落的，而在沩仰、法眼相继出现衰落之势时，云门、临济二宗却在北宋皆处于辉煌阶段。宋人孙觉《玄沙广录？序》云：“近世言禅尤盛，而云门、临济独传。”宋徽宗《建中靖国续灯录？序》亦云：“自南岳、清原而下，分为五宗，各擅家风，应机詶对。虽建立不同，而会归则一。莫不箭锋相拄，鞭影齐施，接物利生，启悟多矣。源派演迤，枝叶扶踈，而云门、临济二宗，独盛于天下。”可见，云门宗在北宋是极为繁盛的，可与临济宗胜相媲美，而且从徽宗之序言未言及法眼宗来看，也表明法眼宗已经逐步淡出了历史的舞台。为什么云门宗在北宋出现繁盛而到了南宋之后却又法脉不传呢？由于云门一宗禅法孤峻，也极有特色，尤其是因雪窦重显、佛日契嵩都是北宋时期云门宗的代表性思想人物，对推动云门宗在北宋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故云门宗在入宋之后，宗风大振。雪窦重显的《颂古百则》被称为“丛林学道诠要也”，其影响颇深。契嵩著作颇丰，有《传法正宗记》、《传法正宗论》、《辅教篇》以及《镡津文集》等，且本人有“明教大师”之美誉，说明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其显赫的宗教身份。可见，云门之兴盛也主要是因人所致。进入南宋之后，云门宗也因没有传人而灭。至于临济一宗，如前文所述主要是在于善韶禅师坚持禅宗立场的革新，从而获取了更多的信徒和得到更大的市场，故能延续临济的法脉且长久不衰。就曹洞宗而言，曹洞虽创立较早，但影响力一直较弱，进入五代之后乃至到北宋末期，其“教势长期不振，可谓不断如缕”，而在南宋之后因有临济宗义青代为传法之因缘而勃然兴起。南宋人叶梦得《避暑录话》云：“近岁谈禅，唯云门、临济二氏，及洞山道楷出，为云门、临济而不至者，皆翻然舍而从之，故今为洞山者几十之三。”可见，曹洞在南宋由于其逐渐兴盛而为人所重视。南宋吕潇《如净禅师语录？序》云：“五家宗派中，曹洞则机关不露，临济则棒喝分明……虽取舍少异，作用弗同，实殊涂一致。”尤其强调临济和曹洞的存在，也进一步表明南宋云门宗已经逐渐衰落而淡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曹洞的兴起与繁荣，而临济继续保持兴盛的势头。至元代，沩仰、云门、法眼三宗仅是历史意义上的五家禅派之一，在实际中已难见其传承和信徒，而有法脉流传的无非只有临济、曹洞二宗了，故元代陈晟《云外和尚语录？序》云：“禅有五派，今行于四方者，曰临济，曰曹洞，然学禅者多宗临济，而曹洞为孤宗。”这表明在元代仅有临济、曹洞二宗仍在世间流传，不过因曹洞的影响力不及临济之盛而被称为孤宗，故又有禅宗史上的“临天下，曹一角”的形象说法。可见，禅宗诸派之兴衰全系于人，衰亡之真相实际也是无传承人之因所致。因此，考察禅宗诸宗的兴衰历史，姑且不论外在的社会原因，法脉的延续核心要素实赖于人。从历史来看，宗派的发展都是与人有关。延续宗派法脉主要在人，如法眼、云门二宗虽是希迁系下雪峰义存一脉，但是二者的教学风格却有较大的差异，故延续法脉者未必就一定要固守祖师成法，而是依缘而形成自我的教学风格。由此也具见继承人的延续法脉之作用和扩大宗派之影响，而且宗派的延续并非完全由禅法、禅风特点所决定，更重要的是在于人，人是禅派最关键性的要素，因为，若言“五家七宗”的兴衰完全取决禅风的问题，云门禅风与临济相似，为何独有云门灭而临济不灭之理；若说曹洞的绵密之法是其优势，为什么在北宋时期它并不是最繁荣的，相反而是到了南宋在曹洞经历了临济代传法脉之后才有兴起的势头。曹洞宗并非一开始就一直处于兴盛的状态，五代至北宋时期，它的影响微弱，与法眼、云门和临济都无法相比。但是到了南宋时期，在法眼、云门走向衰绝之时，曹洞却蔚然兴起，而成为与临济并存的禅门“五家七宗”所仅存的二派之一，而一起延续着禅宗的法脉，在禅宗史上一直绵延发展上千年而至近现代。从历史上看，即便是在后世较为兴盛的临济宗在唐末五代时也日呈衰落之势，当时临济宗省念禅师，系风穴延沼法嗣，住于汝州首山，他沿袭临济宗机锋棒喝的传法手段，每有禅僧来，必勘验之，但是他本人在禅学理论和实践上没有大的建树。他虽然坚守了临济棒喝的禅风特色，但是也无力挽救临济宗走向衰落的局势，以至于在禅宗史上流传有“临济一宗，至风而止”的流言谶语。可见，临济宗仅依赖于棒喝之法也是难以延续宗派的。而改变临济走向衰落形势的则是省念的弟子善韶禅师，有学者认为“他倡导公案代别和颂古，以复古主义的形式将禅化解为文字玄谈；在解释古圣语言中寓以禅境，为禅在士大夫中扩展开辟了一条新路。临济由此大盛，并推动着整个禅宗的发展”。可见，死守住禅风不变没有出路，不守住禅风而任意改变禅法也会消解本宗。因此，只有在坚持禅宗立场和宗旨的前提下适当地改变禅风以适应现实发展需要则是延续禅派发展的最好选择。从临济宗这一改进禅法的方式而延续发展的这一现象分析，也说明了虽然禅风对禅派发展极有影响，但是禅派的延续不完全在禅风，而更为重要的是在于后继是否有人的问题。正因临济宗有了善韶的禅法、教法之变革，其后的发展则为之一新。这也从事实上进一步说明禅派的兴盛与人的关联十分密切。不过，善韶并没有抛弃临济“三玄三要”的禅法风格以及禅宗宗旨，而是将参禅与悟禅落实于玄化语言的体悟之中，即所谓“寓禅于言”。这说明禅派的延续实赖于本宗是否有引领发展的宗门法匠，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临济的兴盛与善韶的禅法、教法之变革是有关联的，实际也是赖于善韶的人格魅力。故契嵩云：“正宗至大鉴传既广，而学者遂各务其师之说，天下于是异焉，竞自为家，故有沩仰云者，有曹洞云者，有临济云者，有云门云者，有法眼云者，若此不可悉数而云门、临济、法眼三家之徒，于今尤盛。沩仰已熄，而曹洞者仅存，绵绵然犹大旱之引孤泉。然其盛衰者岂法有强弱也，盖后世相承得人与不得人耳。”因为禅法无高下、也无强弱，关键在得人与不得人而已。宗派的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人。契嵩的观点颇有见识，而且一语中的。法眼宗的衰落也是如此，其主要也是在人的因素上。诚如太虚大师所言：“正宗至大鉴，传既广而学者遂各务其师之说，天下如是异焉。竞自为家，故有沩仰……而云门、法眼、临济三家之徒于今犹盛，沩仰已息，而曹洞者仅存，绵绵然若大旱之引孤泉。然其盛衰者，岂法有强弱也！盖后世相承，得人与不得人耳！”
总之，禅宗宗派发展的历史事实证明，影响禅宗宗派兴衰的原因除了禅宗内部的禅诤、合流等因素之外，最为重要的内在要素还有两个方面：一是禅风、宗风，它是宗派的标志性符号；二是宗派的形成之后是有传承人和无传承人则决定了宗派的历史和现实的存在性。虽说禅法宗风对宗派的衰落有重要的影响，但这一因素并非就是禅宗宗派衰没的最根本性原因，从禅宗宗派的发展来看，到了近代虽有临济、曹洞的法脉延续，这也仅仅是依赖于师承关系和弟子传承的延续，类似于家族血脉关系和子孙后代的延续，而禅宗宗派的宗风和禅法也未必能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一成不变地保留至今。事实上，“五家七宗”在一千多年的发展中，其后人也并非都遵循祖师成法，即便是从近现代五家禅派中有法脉传承的临济、曹洞来观察，也未必都是运用当年各派祖师爷所创的禅法、禅风而对人进行开示和教育的。因此，五家禅派的延续或兴衰，最后都归之于本门禅派后继是否有传承人的问题上，故有无传承人的问题则是决定宗派兴衰的最关键性或最根本性因素。当然，禅宗宗派固然有了传承人，还仍需这一宗派之传承人有足够的社会影响力，如此才能推动宗派的兴盛与发展，否则禅派仅有传承人而无传法的能力，也如同巧媳妇一样，难为无米之炊，此所谓宗派的兴衰也是一种众缘和合，与人的因素、时代的因素都有不可分割之关联，但无疑人所起到的作用则是最大的要因。总而言之，法眼宗的衰落最根本性的因素实乃是后继无人。
综上所述，唐五代后的法眼宗虽然获得了发展的生机，但是机遇挑战并存，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法眼宗不仅要面对社会外部施加来的压力，而且自身也存在严重的危机。法眼宗的衰落原因比较复杂，有来自社会的外部环境影响，也有内在的自身思想原因，尤其是其法眼宗风特色与临济、曹洞有明显之不同，在禅法机用上不如临济、曹洞两宗鲜明和有特色，故在禅宗衰落时期就容易被消融，融入其他禅派之中，故有人云：“或者谓五家宗派盛衰不齐，盖由师家机用死活之不等耳。”禅风成为影响法眼宗兴衰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法眼宗延寿禅师在禅宗整体走向衰落的时候既不断进行理论创建，又主张“禅净合流”，则更加容易消解掉本宗特色，至延寿后，法眼宗没有出现能够振兴宗门的一代禅师或宗匠，故自然难以延续本派法脉。而禅宗宗派的兴衰实赖于禅派的法脉传承，与人有重要的关联性，换言之，法脉传承人决定着禅派的历史命运，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宗派内有无宗匠对于宗门的发展与壮大有着重要影响，并起决定性作用。法眼宗的衰落与此有着极大的关联。故契嵩亦说：“其盛衰者，岂法有强弱，盖后世相承得人与不得人耳。”也进一步说明了人在传承和延续法脉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