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国泰
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成都平原，不仅发现了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两处震惊世界的古蜀文化遗址，而且发现了被统称为“宝墩文化”的七大古城遗址。成都平原上这些古蜀文化遗址，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世人昭示着这样的历史真相：在距今45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成都平原上的古蜀先民就已经创造了领先于世界的物质文明。其意义非常重大，它将彻底改变以往的历史学家总是把先秦时期的蜀国视为“蛮荒之地”的固有观念，它将使今天的历史学家不能不对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重新审视并作出判断。我们今天研究“鱼凫文化”，也必须要以成都平原的考古发现作为历史文化的“坐标”来进行。
“鱼凫”一词被当作上古时期蜀王的名字，首见于扬雄的《蜀王本纪》。常璩的《华阳国志》，历来被视为研究巴蜀上古史的权威著作。史学权威顾颉刚先生，一方面指出“扬氏书是原始神话”、“常氏书却是用学者的头脑整理过的传说”；另一方面，又明确指出：“扬氏把蚕丛放在三万年前，而常氏竟说‘周失钢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把蚕丛放到东周，时代缩得太短。这是因为常氏承受了中原的古史学说，把人皇氏、蜀山氏一套搬了进来，不得不把蚕丛压矮的缘故。”
顾颉刚先生对《华阳国志》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而且非常中肯，但是又恰好可以给研究成都平原近年来的地下发现提供一种新的思路。本文就是在顾颉刚先生对《蜀王本纪》、《华阳国志》评价的启发之下构思的。全文分为三个部分。一、“鱼凫”的历史内涵
文章主张把《蜀王本纪》所载“蚕丛、柏濩、鱼凫、蒲泽（杜宇）、开明”五代蜀王，视为蜀族发展史上的三个或者四个阶段。“蚕丛、柏濩”为第一个阶段。这是蜀族从氐羌族中分化出来，在川西北高原上逐渐发展形成原始部落的时期。如果按照《蜀王本纪》“从开明以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的说法来推算，这个阶段经历了两万多年，大致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与中原古史学说中的“伏羲氏”相当。“鱼凫”为第二个阶段。这时蜀族结束了原始生存状态，从川西北高原向成都平原方向迁徙。由于成都平原还全是内海湿地而不宜居住，只得选择成都平原周边的“龙门山”丘陵地带居住，靠渔猎为生。这个阶段经历了大约一千年时间，大致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中期，与中原古史学说中的“神农氏”时代相当。“杜宇”为第三个阶段。这是蜀族“移治郫邑”，正式在成都平原上从事农业耕种，并且创造了早期古蜀文明的发展时期。笔者认为，都江堰“宝瓶口”的开凿、冶炼技术的发明、“宝墩文化”的出现，就在这一时期。这个阶段应当有数百年，其年代与中原史学中的“黄帝”至“夏禹”相当，距今约五千年。“开明”从“杜宇”氏手中夺得政权以后，巩固和发展了杜宇时期的经济文化成果。至战国时期，蜀国已经成为可以与秦国抗衡的大国和强国了。《蜀王本纪》说开明氏“蜀王据有巴蜀之地”，《华阳国志》说开明氏“王蜀十二世”。这里的“十二世”，常璩是当确数来用的，我们不妨将它视为虚数，极言其多而已。
在蜀族漫长的发展历史上，“鱼凫”虽然只是其中一个不算太长的发展阶段，却是一个极为重要和关键的阶段。它不仅是蜀族结束高原原始生存状态来到成都平原发展的“转型”时期，它还是成都平原文明的开拓期；它不仅完成了由原始公社制度向奴隶制社会的转变，而且接受外来文化，促进了蜀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由于“鱼凫”之后的“杜宇”氏和“开明”氏都不是种族意义上的“蜀人”，所以上古蜀人就有所谓“鱼凫图腾”，其实质应当是蜀人“鱼凫崇拜”的表现。
二、“鱼凫”都城探秘
根据笔者的研究，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温江“鱼凫城”，完全有可能是古蜀都城，但未必是“鱼凫”时代的蜀族都城。
说它“未必是鱼凫时代蜀族都城”的理由是：
第一，“鱼凫”时代，成都平原上“湖迹沮洳，不能居人”（任乃强语），因此没有在温江土地上建立都城的可能。
第二，根据宋人罗泌《路史前纪》“蚕丛纵目，王瞿上”传说这条线索，结合我们前面的讨论，“王瞿上”的应当是“鱼凫”。至于“瞿上”，尽管说法各异，但似以任乃强先生的“彭县海窝子”说为妥。
第三，如果温江“鱼凫城”是“鱼凫”都城，《华阳国志》“移治郫邑”的说法就无法讲通。因为常璩生活的东晋时代，温江“鱼凫城”所在的地界，还属于“郫邑”辖境。这就是“温江鱼凫城，未必是鱼凫时代都城”的主要理由。
下面说“温江鱼凫城，完全有可能是古蜀都城”的道理。
一般认为，杜宇时代的蜀都，就是现在郫县城关北门外二里左右的“杜鹃城”遗址（俗呼“宋家林”）。其实未必如此。因为如上文所说，《华阳国志》所述的“杜宇”时代，是被“压矮”了近两千年的，“郫邑”有可能是“开明氏”时代的都城，而不一定是“杜宇”时代的都城。根据地下考古发现，最有可能是杜宇时代蜀国都城的，应该有两处：一处是郫县古城遗址，另一处就是温江“鱼凫”古城遗址。因为温江“鱼凫桥”这个地方，在常璩生活的东晋时代，亦是“郫邑”。
至于温江“鱼凫桥”（万春镇）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跟“鱼凫”的名字发生联系，笔者认为，应当缘于这里曾经建有“鱼凫祠”。“鱼凫祠”四周建有围墙，人们便以“鱼凫城”呼之，之所以如此，这跟蜀人的“鱼凫崇拜”意识有关。因为“鱼凫”之后的两代蜀王都不是蜀族，杜宇是“从天堕”的外来人，鄨灵（开明氏）则是溯江而上的“荆人”。蜀人将“鱼凫祠”呼为“鱼凫城”，不无怀祖寻根的目的。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考察，应当把这个所谓的“古鱼凫城”和地下考古发现的“鱼凫古城遗址”严格区别开来。
这就是“温江鱼凫城（实际是指‘鱼凫古城遗址’）完全有可能是古蜀都城”的道理。
三、“鱼凫文化”的影响
“鱼凫”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其影响是很广泛的，而流传是很久远的。
“鱼凫”被写作“鱼妇”，出现在战国时人著的《山海经》中，并且说她受到“帝颛顼”的压迫。足见其见于古代文献很早。
出土的战国时代蜀国开明王朝的青铜兵器和印章上，都有个被叫做“心手文”的图案。据有关专家讲，“那就是鱼凫氏的徽记”。前面说过，三星堆出土的金杖和金沙遗址出土的有些祭器上，都有“鱼鸟组合”的图案。这种图案有可能是上古蜀人“鱼凫崇拜”意识的反映。
在中国古代的有些地理著作和四川的有些方志书籍上，我们常常会见到带有“鱼凫”或与“鱼凫”同音的地名。如《太平寰宇记》说，四川彭山县有“鱼凫津”；明代所修的《四川通志》记载，叙州府南溪县有“鱼符津”；清嘉庆年间所修的《四川通志》说，叙永厅永宁县有“鱼凫关”，或作“鱼浮关”等等。这些记载，足以说明“鱼凫文化”的影响广泛并且流传久远。
（作者单位：西华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