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委员一说，我们都有点吃惊，因为我们知道西边有敌人20万军队，他们正由西往东向我们逼近，我们再由东向西不是和敌人对着面走了吗？他们20多万，我们两三万挤在一块，怎么走呢？真像那时部队里流传着的一句词：“莫明其糊涂”了。我们准备好了并没有马上出发，倒是红十二军先走了。不过他们不是向西，而是向东北方向开去。奇怪的是他们不但不作任何伪装，而且扬旗吹号，浩浩荡荡，好像故意让敌人知道一样，这样的行军不仅三次反“围剿”中没见过，一两次反“围剿”中也是没有过的。这一下我们有点明白了：这是在调动敌人哪！
十二军大摇大摆地真走了。我们可是困难多了，因为周围都是敌人不说，天上还有黄飞机、黑飞机不停地转。下午，毛委员带我们到了一个叫尖岭脑的山头，一到山头，我看到对面山头上敌人拉着老宽老宽的白布，在地上打成十字形，便对毛委员说：“您看，还没有打仗呢，他们就要开吊丧会了。”毛委员说：“那是人家设的标记，准备空投用的。”由于离敌人太近，一直等到天黑我们才开始行动。
这是一次难忘的行军。开始我们沿着山坡的小溪走，总算有路。行进不多时传来消息说前面有敌人。于是部队又转入根本没有路的山谷。没有路，没有灯，只有荒僻的丛林、草莽，和山头上敌人自己壮胆的单调的机枪、步枪声。有一段时间，因为部队多，行进速度很慢，便挤在了一起。毛委员向我们摆摆手，意思是要到前面去看看。开始走不动，慢慢地部队发现是毛委员和他们在一起，自动地让开一条没有路的路让我们过去。毛委员走得却不快，一边走一边查看战士们的伪装，发现不合要求的就轻轻告诉他们。这时，先头部队离敌人还有三五里路，敌人的手电光都能看得见，指挥员下不了走那条路的决心。毛委员把几个指挥员叫拢，让他们派出监视哨，告诉他们，敌人在山上，我们在山下离得越近他越看不到我们，让大家放心大胆的前进。
走至半夜时分，毛委员轻声问我们：“你们累不累？”我们摇摇头表示不累。他往后看了看部队，说“战士们已经很累了，通知后休息一下再走。”这是一个山坡，我们想在一棵油茶树下给他铺个铺，他摆着手说：“不要打铺，在这树下坐一下就满好。”以往他休息的时候，我们几个人总想这里转转，那里看看，但是今夜大家都围在他身边一步也不想离开。毛委员看着不远处的敌人说：“这些鬼家伙也不点火熏熏蚊子，他们要点火，我们还可以吸支烟呢！”老余把他那伪装好的缸子递给他说：“毛委员，您把烟放到缸子里吸，不当紧的。”
毛委员按过缸子笑着说：“那可不行，犯纪律呢！”说罢，又问老余：“那马怎么样？”
老余指指身旁轻声地说：“这不，也休息哪！”我们一看，毛委员那匹土黄马一动也不动静静地卧在老余身旁，大家都轻声地笑了。
这一夜全军上下都没有找到一间宿营的房子，全军上下都和毛委员一样，依山靠树临水卧草，在沿途露营休息。
当我们跳出敌人包围圈到达兴国臼石、枫边一带时，敌人还正在攻黄陂、攻小布寻长我们的主力决战哪！
半个月后，红军按照毛委员的部署，对被我们拖得饥疲沮丧、无能为力、全线撤的敌人开始了追击。红三军在老营盘消灭了蒋鼎文的一个旅；一、三军团在高兴圩打上蒋光鼎、蔡廷锴；最后在方石岭追上全歼了韩德勤的五十二师。韩德勤本人也当了我们的俘虏。可惜当时部队不认识他，据说这家伙装成伙夫领了我们三块银元的“优待”跑回南昌去了。他回南昌的时候，那个曾发誓赌咒说不消灭我们不回南京的蒋介石，只布置为他开一个“壮烈殉难”的追悼会，人却早就逃回南京去了。
蒋介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第三次反革命的“围剿”，被红军和根据地人民彻底粉碎了。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位于广西西部左江、右江、和红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左江革命根据地包括龙州、宁明、明江、崇善、左县等县。右江革命根据地以百色为中心，包括恩隆、奉仪、恩林、恩阳、果德，东兰、凤山、隆安、向都、镇结等县。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韦拔群、余小杰、黄治峰等曾分头在东兰、风山、恩隆、奉仪、恩林、果德等地领导农民举行暴动，打击了乡镇豪绅地主阶级，建立农民自卫军，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1929年夏，蒋桂战争结束后，广西省政府主席、执掌广西军政大权的俞作柏、广西编遣区主任李明瑞，表示愿与中共合作。中共中央即派邓小平、张云逸等到广西开展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通过与俞作柏和李明瑞的合作关系，派一批党员到俞掌握的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担任各级军官；张云逸担任警备第四大队长兼训练军事干部的教导总队副主任，俞作豫（共产党员，俞作柏之弟）担任警备第五大队长，在连队发展党员，把这两支军队逐渐改造成为中共掌握的革命军队。在此同时，与广西地下党组织韦拔群等取得联系。1929年9月10日，在南宁召开了中共广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传达了“六大”决议，通过了“广西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确立了当前党的任务是发动群众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同月，俞作柏、李明瑞出兵反蒋失败，俞出走香港，南宁空虚混乱。邓小平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及时将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派往左右江，将南宁军库的武器、弹药运往百色。11月上旬，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上前敌委员会，邓小平为书记，张云逸、雷经天、何世昌等6人为委员。12月11日，即广州起义2周年纪念日，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雷经天领导警备第四大队，教导队一部分和右江农军举行百色起义，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军长张云逸、政委邓小平兼任，下辖3个纵队，约5千人。同日，右江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恩隆县平马镇召开，选举产生了右江苏维埃政府，雷经天为主席，韦拔群、陈洪涛等为委员。随后，右江地区的奉仪、恩隆、东兰、风山、隆安、恩林、恩阳、向都、镇结等11县先后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形成了以百色为中心的右江革命根据地。
百色起义胜利后，邓小平率领何世昌、严敏等从百色到龙州，争取了李明瑞，一起领导左江农民起义。1930年2月1日，俞作豫、李明瑞率领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在龙州举行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军长俞作豫，政委邓小平兼任，同时建立了以严敏为书记的中共左江特别委员会和以王逸为主席的左江革命委员会。之后，红七军、红八军成立总指挥部，李明瑞任总指挥，邓小平任总政治委员。在龙州起义推动下，左江地区的上金、宁明、明江、恩乐、崇善、左县、雷平、养利等县也相继成立了革委会。在此期间，1930年初，韦拔群还先后派陈恩深、李显等到红水河流域开展游击战争，在东兰、凤山等地建立了可进可退的战略基地。同时打通了东兰至百色、东兰至平马两条重要通道，使整个右江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1930年2月，形成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1930年3月，邓小平根据红四军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的经验和右江根据地土地革命的初步实践，制订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在右江实行土地革命。《条例》宣布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耕种，并对划分农村阶级成分，分配土地财物作了具体的规定。邓小平和韦拔群还亲自到东兰搞土地分配试点。这次土改，使右江无地少地的农民都得到了土地，长期住在山上的瑶族、僮族农民在这次土地革命中，也同汉族一样分得了土地，住进了从地主、豪绅那里没收来的房子。左江革命根据地存在的时间很短，但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即宣布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减轻农民的负担。农民从斗争中得到了利益，革命热情空前高涨，积极参军参战，红军力量迅速发展和扩大。
1930年2月，左江革命根据地遭桂系军阀进攻，俞作豫率部转移，在作战中牺牲。李明瑞、袁振武等率领红八军冲破重重困难，转移到右江与红七军会合，随后编入红七军，左江革命根据地完全丧失。
桂系军阀在向左江根据地发动进攻的同时，派兵偷袭右江根据地的隆安城。红七军与之激战3昼夜后撤离。一、二纵队转移至黔桂边开展游击战争，4月30日，攻占榕江县。第三纵队留守右江根据地，坚持斗争。5月，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的军阀战争全面爆发，桂系部队主力撤离右江。6月，红七军回师右江，再度解放百色，接着收复恩阳、奉仪、恩隆、恩林、果德等县，使右江根据地基本上得到恢复。
1930年秋，党中央在“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下，强令红七军攻打柳州、桂林等大城市。红七军在去攻打柳州途中遭到白崇禧部队的进攻，红七军杀伤了大量敌军，自身也受到巨大损失。前委不得不放弃攻柳州、桂林等大城市。1930年11月，红七军主动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转战黔、桂、粤、湘、赣5省边境，大小战斗百余次，行程近万里，于1931年7月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编入红一方面军三军团。红七军主力离开根据地后，由韦拔群、陈洪涛等率领一部分武装，坚持右江地区的武装斗争，1932年秋冬，韦拔群，陈洪涛先后牺牲，右江根据地完全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