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1工程”纪要》，是林彪集团利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策划“抢班夺权”阴谋败露后，于1979年3月研究制定的武装政变计划。“联合舰队”则是林立果利用职权秘密组织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组成的反革命组织的代号。
早在1969年10月，林彪就指使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任命其刚刚当兵不久的儿子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吴法宪还私自授与林立果指挥，调动空军的权力，以便让他亲自掌握这个“机动能力强”的军种。
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遭到惨败。会后，林彪就对吴法宪说：“我们这些人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林立果更是狂妄地认为，今后中国的政治斗争要靠他为核心的那些少壮派人马，于是亲自着手组织这场“捍卫接班人”的行动。
、林立果的宗派小圈子是在以他为首的空军司令部党委调研小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为30岁上下的青年军官。其骨干成员就是空军党办的一批人，有周宇驰（空军党委办公室副处长）、于新野（空军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刘沛丰（空军党委办公室处长）、刘世英（空军党委办公室副主任）、程洪珍（空军党委办公室一处秘书），还有空军可令部副参谋长王飞、胡萍等人。他们职务不高，但能量很大。1970年秋，林立果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题材的电影日本《啊！海国》、《山本五十六》，对其中描绘的“武士道”精神极为欣赏。他对自己的小集团起名为“联合舰队”。林立果自称“旗舰”，根据英语COMMANDER（司令官）的谐音，给自己起了个代号“康曼德”。此后，他们的小圈子里，就把“联合舰队”作为他们小集团活动的黑话。
1970年12月1日，林立果布置对空军机关的“骨干队伍”进行整顿。林立果说：“人家搞清队整党，我们清理骨干队伍。要纯洁队伍，找薄弱环节，有无假左派、内奸。不要让坏人混进来。”除了他们“舰队成员”外，他们把其他人分成四类：接近核心的，比较接近核心的，外围的，靠近的。
1971年2月8日，周字驰召开“舰队会议”，部署收集情报。周宇驰在会上讲了收集情报的重要性，指出：上边与下边比，上边重要；死情况与活情况比，活情况重要；等情况与主动搜集情况，应主动挖掘新情况。他要求每个人每个时期都连续不断地掌握一两个问题”，报情况要“简明、扼要，一语道破。”
林彪反革命集团不仅在空军机关建立了“联合舰队”，还在上海、广州等地建立了他们反革命的组织。江腾蛟根据林彪、叶群的授意，曾经指使7341部队原政委王维国组成了一个替林立果选“妃子”的“找人小组”。1970年3月，林立果到上海，把“找人小组”改建为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上海小组”。4月3日，林立果给“小组”成员发了枪。这个小组的《入组须知》规定：“本小组的任务，是为完成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交待的各项任务。”“尤其是小组的最高领导——林副部长（指林立果）的指示，必须认真领会，句句照办，字字照办。”“小组的一切活动是绝对秘密，未经请示和未得指示，不得向任何人泄露和了解情况。”
1971年3月，广州民航局原政治委员米家农在林立果指挥下，在广州组织了“战斗小分队”，要队员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并制定了联络密语、暗号。
1971年4月，林立果指使王维国在上海成立了为反革命武装政变服务的“教导队”，进行捕获、格斗、使用各种轻型武器、驾驶车辆等特种训练。
在此前后，林立果、周宇驰指使胡萍、王维国、米家农、广州空军司令部原参谋长顾同舟等，在北京、上海、广州建立多处秘密据点，进行联络，私藏枪支、弹药、电台、窃听器以及党和国家的机密文件。
1971年3月18日，林立果带着于新野、许秀绪（空军司令部雷达兵部技勤处原副处长、“联合舰队”成员）从杭州到了上海。当晚，又通知在北京的周宇驰立即来上海。空四军政治处副处长、“联合舰队”成员李伟信负责接待他们。3月20日，周字驰到达上海。第二天，林立果便纠集周宇驰、于新野和李伟信进行密谋。他们分析形势说：“目前首长（指林彪）的实力和权势占优势，但正在起变化。”他们研究了林彪“接班”的问题，认为有3种可能：一是林彪“和平接班”。等五六年还接不了班，虽口使五六年，其中变化就浪大，“很难就首长的地位还一定能保得住”；二是“被人抢班，首长被赶下台”；三是提前接班，办法是搞掉B—52（美国重型轰炸机，诬称毛泽东），实行“武装起义”。林立果要他们按“提前接班”的可能作准备，说“根据目前的形势，首长叫先搞个计划”。于是，他们研究了武装政变计划的制定要点。林立果根据“武装起义”的谐音，定此计划名称为“571”，并由于新野写出了《“571工程”纪要》。
《“571工程”纪要》有9个方面。（1）可能性；（2）必要性；（3）基本条件；（4）时机；（5）力量；（6）口号和纲领；（7）实施要点；（8）政策和策略；（9）保密与纪律。《纪要》认为：“夺权正在进行。对方（指江青一伙）目标在改变接班人。”“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毛泽东对他们已“不放心”，“林彪接班可能落空”，“与其束手就擒，不如破釜沉舟”。《纪要》还认为，“他们经过几年的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所以要在“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纪要》提出的纲领口号是：“打倒当代的秦始皇—廿52。”还恶毒地提出：要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打击毛泽东。“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纪要》设计的多种谋害毛泽东的手段是：“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是“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一种导弹代号）、车祸、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等。制定的策略是：继续“打着B—52的旗号，打击B一52的力量”。《纪要》还制定了严密的纪律，强调“对泄密看、失职者、动摇者、背叛者，严厉制裁”，并要求其党羽发扬“江田岛精神”，即法西斯武士精神，“不成功便成仁”。
为实施《纪要》，作武装政变的准备，在3月底林立果主持召开了所谓“三国四方会议”。参加者有王维国（驻上海空军某军政委）、陈励耘（驻杭州空军某军政委）、周建平（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和江腾蛟。会议确定上海、杭州、南京分别由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为主，“三个地方由江腾蛟协调拉点”。他们借用正在广州开的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越南南北方、柬埔寨、老挝最高领导人会议的名称，把这次会议称为“三国四方会议”。即上海、杭州、南京为“三国”，江、王、陈、周为“四方”。至此，林彪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组织、计划和指挥班子都已具备。
1971年4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林彪集团非常紧张，认为应该“根据斗争形势，准备加快、提前”实施《“571工程”纪要》。林立果的“联合舰队”在各方面加紧了实施《“571工程”纪要》的各种准备活动。这些活动包括：建立政变的组织和据点，制造政变舆论，拉拢一些部门和军队的领导干部，收集建立中央领导人的“专案”材料，秘密组织武装力量和特务组织，建立情报网和通讯网等等。
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毛泽东去南方巡视。在武汉、长沙和南昌，分别召集湖北、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江苏、福建等地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多次谈话。毛泽东着重谈了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明确指出这场斗争并没有结束。他指名批评了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当林彪一伙得知毛泽东南巡谈话内容后，非常害怕，决定对旅途中的毛泽东采取谋杀行动，进而发动武装政变。
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进人“一级战备”的命令。8日，林彪下达了“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手令。林立果进行了具体部署。他们商议了爆炸油库、攻打专列等办法，他们还密谋炸毁在苏州与无锡之间的硕放桥置毛泽东于死地。同时，林彪还作了带领亲信骨干，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准备。此时，毛泽东觉察到林彪等人的反常活动，突然改变行程，提前返回北京，打乱了林彪集团的谋杀计划，从而使《“571工程”纪要》未能实施。“九一三”事件后，“联合舰队”的成员被一网打尽。
“联合舰队”的产生、发展和灭亡是林彪反革命集团产生、发展和灭亡的一个缩影。这个封建法西斯式的穷凶极恶的武装别动队出现在我们这样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令人深思的。不难看出，“联合舰队”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怪胎，林彪反革命集团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而“文革”是多年“左”的错误愈演愈烈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