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1月27日,江青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首次提出了“清理阶级队伍”。她说:“在整党建党的过程中,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都要逐渐地清理队伍,有党内,也有党外。”这并非江青一个人的意见。1968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提出:“混在内部的一小撮叛徒、特务、党内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即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以及美帝、苏修和他们的走狗,绝不会甘心于自己的灭亡”,因此,“要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查清,坚决处理,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此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即把混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清除出队伍的运动在上海等少数地方开展起来。多数省、市、自治区因革委会尚未成立,此项运动并未展开。
1968年5月,毛泽东在姚文元送阅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文章上作了批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建议此件批发全国”。不久,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转发了这一材料,要求全国各地“有步骤地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8月,姚文元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中公布了毛泽东的指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清理阶级队伍”成了“斗、批、改”的主要内容之一。此后,“清理阶级队伍”作为毛泽东亲自抓的“六厂二校”经验之一,用于指导全国的“斗、批、改”运动。
1969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再次强调:“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必须抓紧”。在4月举行的中共九大会议上,“清理阶级队伍”作为“斗、批、改”的主要内容和步骤被肯定下来。之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逐渐有步骤、有领导地在全国全面展开。当时是利用军管和工宣队领导的方式,把“文化大革命”前定性的阶级敌人,如地主、富农、右派以及“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漏网右派”的人,总之,一切“有问题”的人统统清查一遍。
九大以后,“清理阶级队伍”的重点是“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主要内容有6项,一是要放手发动群众,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使群众认清,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项重要的战备工作。二是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三是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区分轻重。四是要大张旗鼓地、广泛地、深入地做好宣传、动员。五是要统一掌握批准权限,按照中央规定,杀人要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六是要加强领导,必须由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具体指导,深入实施。
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放手发动群众,掀起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开展“一打三反”(即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
清查“五一六”始自1967年下半年。1967年5月,北京出现了少数人参加的“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组织。这个组织利用《**********》公开发表的机会,在北京偷偷印了和张贴诬蔑攻击周恩来的传单、大字报,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恨。这年8月发生的“揪军内一小撮”、造反派夺外交部长陈毅的权、火烧英国驻京代办处等严重事件之后,毛泽东认为,必须制止这股“极“左””思潮,制止反对周恩来活动的蔓延,打击“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
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审阅的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毛泽东亲自在文中加了一段话,指出所谓的“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分裂和破坏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分裂和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人民解放军”。随后,这个“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小组织被揭露出来,其主要成员被拘捕审查。其他地区并未有类似组织,事情本应就此结束,但操纵打击“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却别有用心地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揪“五一六”分子的政治运动。
1968年,为统一领导,中央成立了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小组成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批判和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因“五一六”并没有明确的标准和标志,在清查过程中,负责清查的领导通过查组织、追表现,大搞逼供信和株连,随意地把自己的对立面指为“五一六”。林彪、江青等人则趁机把许多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对自己的干部、群众打成“五一六”分子。
1969年,中共九大前后,随着“清理阶级队伍”在全国范围内的展开,“五一六”问题再次提出,各单位又进行清查活动。1970年1月,林彪鼓动“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清查运动彻底搞清”,清查“五一六”的运动进一步扩大加深。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主要内容有5项。一是错误地把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与王力、关锋、戚本禹连在一起,说成是“五一六”的操纵者,认为他们否认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有抵触、甚至为“五一六”翻案是“完全错误的”。二是认为当前的清查工作存在扩大化倾向,清查重点应是揭露“五一六”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三是清查中搞逼供信,甚至采用体罚和变相体罚的办法是“完全错误的”。四是要求在防止清查“五一六”扩大化的同时,不要放松对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只一个“五一六”,应根据中央历次指示,将这些反革命清理出来,是什么组织就叫什么组织、是什么性质就叫什么性质,不要一律叫“五一六”。
《通知》发出后,全国各地利用清查“五一六”名义制造大批冤假错案之风有所遏制,但《通知》要求继续清查实际在大多数地区都不存在的“五一六”,并规定不限名额,这又使得清查在新形势下制造出许多新的冤假错案。
1970年9月,陈伯达倒台后,被认为是“五一六”的“黑后台”。1971年2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中央成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统一“五一六”专案的清理、审查和核查,协调中央和地方“五一六”专案的调查,并规定清查“五一六”的重点在北京。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林彪又成了“五一六”的最大黑后台。清查“五一六”的运动继续发展,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才停止。这期间,许多干部和群众遭受打击和迫害。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毛泽东、中共中央一再强调要“给政策”、区别对待、分清敌我和重点打击,但是,这一运动的前提就是错误的,因为实际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存在那么多的“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及“五一六”分子。运动又与“大批判”结合,大搞逼供信,强迫“坦白交待”,根本无法做到分清敌我、重点打击。因此,“清理阶级队伍”虽然揪出了少数坏人,但却使大批干部群众无辜受株连,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