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从哪方面来看，这些举措都是对近现代教育体制中招生制度的一个“革命”。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些措施也确实接触到了以往招生制度中的某些弊端。但是，仅此就能证明这些“革命”的合理性吗？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群众中选拔学员，这无疑是个积极的、富有想象力的思路，但如果简单地把它当作排斥一切其他方法的唯一途径，简单地否定从高中直接升入大学的程序，这符合现代社会知识传授、积累的规律吗？当人们废除高考制度从而取消了因分数高低造成的不平等时，他们也就不得不面临一种新的、更为严重的不平等了。
1970年10月15日，国务院电报通知各地：1970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按中央批转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报告》提出的意见进行；凡过去是面向全国的大学，现在条件成熟必须到外省招生时，在中央规定统一招生办法之前，可暂由省与省之间协商解决。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上述精神，部分高等学校开始试点招收“工农兵学员”，当年共计招生41870人。
招收的新生以政治表现、出身为首要标准。据1971年5月统计，北京清华、北大、北医、北航等7所大学招收的8966名工农兵学员中，出身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其他劳动人民家庭的占99.80％，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占0.2％；党员46.2％，团员38.1％，非党团员占15.7％。武汉大学1970年招收新生988名，其中工人占40％，贫下中农（包括基层干部）占33％，上山下乡知青占21％，解放军战士5％；党员31％，团员38％，县以上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160多名。学生平均年龄21岁（其中最大的43岁，最小的17岁）。广州中山医学院招收的600名学员中，有一半是工人、贫下中农、复员转业军人，一半是怎放军战士。他们都是从公社以上在职基层卫生人员和部队的初级卫生人员中选拔出来的。其中来自地方的学员，有6年以上工龄的占2／3，有的工龄在20年以上。
招生中，文化标准一开始就被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上述北京7所院校所招学生中，文化程度高中占21％，初中占78％，高小占0.6％。在另一些省、市大学招收的新生中，初中生和小学生的比例更多一些。
学生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以及相互之间的悬殊立即给教学工作带来了困难。大学按初中水平教学，高中水平的“吃不饱”，小学水平的“吃不消”；讲理论，老工人不容易听懂，讲实际的东西，知识青年和复员军人又感到困难。教师教起来棘手，一些学员也产生了“怕”的思想；文化程度低的怕学不好，完不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给工人、贫下中农丢脸；文化程度高的觉得上课没意思，怕学不到什么东西。为此，一般学校都采取了分班上课、加强辅导、互帮互学等办法。
刚开始招生时，因学生来源广、各级领导比较重视。知识青年上学要求迫切等原因，各院校从农村招生比较顺利。而从工厂招生却遇到了麻烦。一方面，具有3年以上实践经验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当时大部分是工厂骨干，工厂不愿放。另一方面，一些青年工人不愿上大学，认为上大学有“三个划不来”：政治上划不来，由领导阶级变成了“再教育”对象；经济上划不来，由30～40元的工资变为19.5元的生活费；生活上划不来，找对象不能结婚。一些大工厂技术力量强大，对送工人上大学不热心。一些小工厂、新建厂急需培养、补充技术人员，但因新工人多，选不出多少符合条件的学员。对此，各院校建议，为保证招收符合条件的学员，最近两三年应多从上山下乡2年以上的知识青年中招收新学员。
“文化大革命”中，虽然文化、科学、知识在狂暴的大批判中遭到了空前的贬抑和亵渎，知识分子也不再因其“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和“教条呆板”而仅仅受到轻视和嘲讽，而更因其资产阶级的属性在政治上受到冷落和歧视，以至一度普遍被戏称为“臭老九”。但是，很难说这些政治狂涛表面奔腾飞溅的泡沫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政治文化深层的意蕴和本质，更遑论中国几千年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类的文化传统了。这样，我们就看到这样一幅奇特的矛盾画面：一方面，是对文化科学知识的轻视和对知识分子的歧视；另一方面，却是众多的人迫切希望通过“群众推荐，领导批准”这条无需考试的“捷径”，使自己——或自己的子女——走进大学校门，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在这场奇特的竞争中，权力和关系的作用显得格外突出。
人们是怀着很不相同的动机投入到这场竞争中来的；有人是出于对知识、文化的热爱和渴求；有人是看准了学历对仕途和特权必不可少的装饰作用；有人显然是有意或无意地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切有关读书人高雅地位的思想所支配；有人则仅仅是为了一些极为现实、琐屑的利益——脱离农村，挤进工薪阶层和城市户口的队伍，摆脱沉重艰苦的体力劳动（尽管这在当时口头上被说成是最崇高、最革命的）。这些由各种各样的动机汇合而成的强烈的进大学门愿望，与“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新招生制度相结合、很快在全国造成了一场持续多年，手法多样、影响深远、引起群众强烈不满的“新事物”——“走后门”。
1970年招收第一批工农兵学员时，“走后门”的问题就已经比较普遍地存在。1971年以后，“走后门”已成为招生工作中一个十分普遍、严重的问题。一些手中握有实权的人，堂而皇之、千方百计地把自己以及亲朋好友、上级下属的子女送入大学，权再大一点的，则要把子女送入好大学、好专业……
招生工作中明目张胆、相当普遍的“走后门”风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强烈的不满。1972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通知》指出：
各地招生工作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走后门”现象。有少数干部，利用职权，违反规定，采取私留名额，内定名单，指名选送，授意录取，甚至用请客送礼，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将自己、亲属和老上级的子女送进高等学校。有些招生主管部门和负责招生的干部，不按党的原则办事，讲私人交情，私送名额，或强令招生人员违章接收不够条件的人入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