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全国计划座谈会是在“文革”初期全国动乱局面基本结束的形势下，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由国家计委组织召开的。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编制和体制改革问题。
“文革”初期，受“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影响，国民经济陷入严重的混乱之中，原有的经济指挥和管理系统失灵，196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不能贯彻实行，1968年则因缺乏统计资料而无法制订年度计划。这两年的国民经济出现全面衰退情况。1968年底，各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基本结束了全国的动乱局面，社会秩序相对趋于稳定，经济的指挥和管理也有了相应的机构。周恩来总理抓住这一时机，开始着手恢复“文革”r初期全面衰退的国民经济。
1：968年_12月12日，周恩来总理指示编制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国家计委根据这个指示，在当时的条件下，组织了·个由军代表、老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30余人的计划起草小组负责这项工作，草拟了《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稿）》。
1969年2月16日至3月24日，国家计委召开了中断两年的全国计划会议。会议讨论了《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稿）》。这一纲要提出了1969年的国民经济的5项主要任务：（1）高质量地全力保证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大力发展广播事业。要求年内出版《毛泽东选集》1至4卷2000万部，《毛主席语录》和《最高指示》3亿册，还准备出版《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6卷；继续动员400万知识分子青年上山下乡；随着文教机构和学校的下放，文教事业经费改归省、县两级来掌握；力争提前完成超功率对外短波电台和对内中波电台的建设。（2）大力发展农业，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用于农业的钢材由前两年的83万吨增加到约160万吨。（3）大力加强国防工业、基础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建设，力争3到5年改变北煤南运的状况。（4）安排好轻工市场，继续提倡晚婚和计划生育，进行免费或低价口服避孕药的试点，以上海为中心重新组织南方12省市消灭血吸虫病的预防和医疗工作。（5）继续狠抓交通运输。计划规定了1969年的主要经济指标：粮食比上年增长6％左右；棉花增长10％左右；钢产量1600万吨到1650万吨，比上年预计增长720万吨到770万吨；原煤2.75亿吨到2.8亿吨，比上年增长5800万吨到6300万吨；原油1850万吨到2000万吨，增长270万吨到420万吨；发电量980亿度到1000亿度，增长273亿度到293亿度；棉纱1000万件到1050万件，增长250万件到300万件；铁路货运量5.8亿吨，增长1.7亿吨。计划1969年工业总产值约比1966年增长15％；钢、铁、原油、水泥、机床、发电设备、棉纱、棉布、纸等很重要产品的产量，将提前一年达到或超过“三五”计划原定的1970年的指标。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按193亿元安排，大中型项目1100多个，其中新建的约130个。社会商品零售额约770亿元，比上年增长6％。财政收支各为570亿元。计划增加职工150万人。
周恩来总理对这个计划曾提出过许多修改意见，建议削减印刷毛泽东著作及《毛主席语录》的数量，以节约原材料来增加生产急需的产品，还批评了在制作毛主席像章上的浪费现象，责令物资管理部门收回批发用于制作像章的5000吨铝；强调在编制计划时，确定生产指标要实事求是，要估计到完成计划可能遇到的困难，要承认计划也有不够确切的地方。同时，他还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放松了计划生育工作，结婚的多了，孩子生得多了，要抓紧控制人口的工作。会后，各地代表在执行这个计划时，还讨论补充了一些内容。
由于1969年国内局势的相对稳定以及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为这一计划的实施创造了基本的前提，1969年的国民经济发展有可能有计划地进行。1969年的工业生产情况有所好转，遏制住了“文革”初期全面衰退的势头。这一年的工农业生产基本上达到或超过了1966年的水平。工农业总产值较之1968年、1966年分别增长了23.8％、7.2％。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除个别外，基本上达到或超过了1966年的水平。与1966年相比，1969年的粮食产量减少了1.4％，原煤增加了5.6％。原油增加了49.4％，发电量增加了13.9％。
但是，由于1969年的计划是由临时的计划小组在短期内匆匆草就的，缺少必要的调查研究，加上这一计划的制订受到了为党的九大和国庆20周年献礼的影响，草拟得很粗糙，大多数指标过高，脱离实际。1969年实际的工农业增长状况基本上未达到计划要求。
体制改革也是此次会议的主要内容之一。1961年，为适应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需要，经济体制上强化了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这在当时是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过于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正常需要，改革势在必行。“文革”前夕，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即表示：中央只管虚，只管方针政策，不管实，或少管点实好。随后，中共中央以此为精神，决心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但是，“文革”的到来却使改革搁浅了。1969年全国形势稳定之后，这个问题又被提上了日程。
在这次全国计划座谈会上，周恩来总理两次在会上发言，谈到了企业的体制改革问题。关于手工业过渡，他指出，要防止一阵风，不要一下子都改为全民所有制。关于大工业下放地方管理，他提出，中央部直属企业拟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下放地方；二是下放后实行双重领导；三是中央部直接管理几个企业。他强调，条条块块应以块块为主，绝大多数企业要有准备有步骤地下放。
2月27日，会议印发了有关体制改革的三个文件。
一是《关于改革财政管理体制的初步意见（草案）》。《初步意见》指出，国家财政管理体制是处理中央、地方以及各部门财政关系的一项重要制度，中心是解决中央和地方财政权限划分问题。根据财政管理体制下放的情况，今后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范围的划分，必须相应地加以调整。在财政收入方面，除中央直接管理的企业收入、银行收入、关税收入仍列中央财政外，其余各项收入，包括地方企业收入，一律归地方财政。在财政支出方面，除了国防战备费、对外援助支出、国家物资储备支出以及中央直接管理的基建投资、流动资金、行政事业等支出仍列中央财政外，其余各项支出，包括地方基建投资、流动资金、新产品试制费、支援农业资金以及文教、卫生事业费和行政费等，一律归地方财政。地方的收入和支出，中央只下达一个总额，具体项目由地方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本地区实际情况自行安排。在中央规定的财政管理体制范围内，地方有权规定本地区的财政管理体制。国家的税收制度（包括税种、税法）由中央规定，在这个范围内，地方有权规定各种税收的具体征收办法。
二是《中央各部关于企业管理体制下放的初步设想》。《初步设想》认为，当前企业管理体制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三点，第一，中央部门的权限集中过多，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不够；第二，机构重叠，管得过多过死，发挥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不够；第三，中央部门直属的科研、设计单位和大专院校都集中在大城市，脱离实际。鉴于这种情况，冶金、煤炭、石油等19个部委对所属企业、事业单位和学校的管理体制提出了初步改革意见。《初步设想》的主旨就是企业下放，认为中央企业可以分为地方管理、中央管理和双重领导三类，凡适宜于地方管理的企业，都下放给地方管理，由地方各级“革委会”对企业实行一元化领导；面向全国的关键性企业、事业单位，暂时仍由各部直接管理；科研、设计单位及大专院校设到厂矿去。《初步设想》还拟定了初步下放的企业名单。
三是《关于改革物资管理体制的初步意见》。《初步意见》认为，过去以“条条”为主的物资管理制度，权限集中过多过大，管得过宽过死，破坏了“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的原则，限制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物资体制要按照加强中央的统一计划，扩大地方的管理权限的原则进行认真改革。设想的初步改革意见是，主要原材料和设备由中央统一分配。实行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地区平衡、差额调出、调入的物资分配制度。地方“五小”企业生产的产品，不纳入中央统一分配。地方企业生产的主要原材料和设备，完成国家计划以外的超产部分，原则上不纳入中央统一分配。
文件发出后，全国开始了以下放企业、实行包干制、精简机构为主的工业管理体制改革试点，至1970年全面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