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中国近代历史大事详解:浩劫风暴卷(1969-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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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天安门事件”(2)

下午6时半,天安门广场上所有的高音喇叭一齐开放,反复播送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的讲话。他说:“近几天,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妄图扭转批判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天安门广场”。

9点29分,联合指挥部下达了镇压的命令。突然,天安门广场上所有的照明灯全部开亮了,手持木棍、皮带的警察、民兵等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广场。这天实际出动的民兵是10000人(准备30000人)、解放军5个营(准备9个营)和3000公安人员。因为各路出动的快慢不一,从夹缝中又跑掉了一些人,最后被包围在纪念碑周围的只有200多人。这些人都遭到了毒打、拘捕和审查。人民的鲜血流在庄严的天安门广场,洒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汉白玉栏杆上。

随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大审查和大镇压。许多四五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受到了残酷的迫害。

我国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天安门事件为集中代表的四五运动,反映了亿万人民内心深处的真实要求,代表了人民的心愿。它本身是正义的、革命的、合理的。这样的群众运动本应受到党和政府的支持和保护,但却受到了完全相反的对待。这是为什么?除了它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这一极不正常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这一根本原因外,有下边三个重要的原因:

(一)江青一伙恶意歪曲事实,欺骗中央,蓄意打击陷害是造成天安门事件性质被错定的主要原因。

江青一伙是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时机,打着“坚决支持群众运动”的旗号发家的。但是,他们的反动本性决定了他们是最害怕群众的。因为广大群众的真正觉悟之日,也就是这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灭亡之时。因此,南京事件一发生,王洪文立即对他们在《人民日报》的心腹鲁瑛说:“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姚文元也对这个心腹说:“南京事件会很快影响到北京,你们要注意一下北京的情况。”“现在天安门前纪念碑送花圈悼念周总理,和当前批邓精神不相适应,是针对中央的,是破坏批邓的。清明节是旧习惯,这样的行动是违反中央大方向的。这股反革命逆流这样猖狂,是没落阶级的表现。”4月3日,姚文元还特地在自己的笔记上写:“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专政究竟不是绣花”。可见,他们早已下了镇压群众、杀害人民之心。

为此,他们积极策划了两手。一日,伪造情况,歪曲事实,欺骗中央。按照“四人帮”的指示,《人民日报》每天都派出一些记者到天安门广场,混在人群中刺探各种情况,然后择其所需编写成《情况汇编》。这期间突击编写的十多期《情况汇编》,都是经过姚文元审查修改定稿的,在欺骗中央方面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例如,有一首《满江红,敬周试作》,原文是:“志同者,团结紧,捍卫咱,周总理。拿起火与铁,准备决战。”姚文元把“捍卫咱,周总理”一句删掉,然后上纲说:“这类反革命言论表明,幕后策划者是在言论之后,还想搞行动的。”又如一篇小字报说:“历史将无情地宣判那些竟冒天下之大不韪而翻总理案、损坏磨灭总理伟大光辉形象的人不得人心。这些人民的败类,社会的渣滓,必将成为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千古罪人和公敌。”这话明白无误地是斥责“四人帮”的。可是,姚文元却在下边批上:“从这里可以看出,这股猖狂的逆流,完全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政治行动。”

他们不仅加各种歪批,还肆意删改原文。“扬眉剑出鞘”本是一首单独的五言诗,可是姚文元却把它同另一首新诗中的几句:“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等拼凑在一起。并把“洒泪祭雄杰”的“泪”字改为“血”字。然后说,这是“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如此等等。

这些不择手段编造的假情况,为“四人帮”欺骗中央、镇压群众立下了汗马功劳。姚文元在事后曾赞赏说:“小报有时比几百万张报纸的作用还大”。张春桥夸奖鲁瑛说:“你们提供了很重要的情况,我们很高兴”。4月7日,“四人帮”还在人民大会堂专门设宴款待写《情况汇编》的记者,说他们是“有功人员”。姚文元把他们逐个介绍给江青。江青说:“我们胜利了,祝贺你们。”并亲自给他们敬酒。这是用笔杆子杀人的一面。

二日,调集力量,准备武力镇压。天安门广场上的悼念活动一开始,他们就布置在北京市公安局的心腹刘传新等,派便衣到广场去监视群众的活动,照相、撕取诗词,并拘捕了几十个人。4月2日,正式成立了公安、民兵、卫戍区的联合指挥部,抽调组织机动力量,准备随时出动镇压群众。同日,北京市公安局在刘传新主持下拟定了《对天安门广场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处理办法》,为镇压群众制定了方案。3日深夜,王洪文到天安门广场,打着手电看花圈和诗词,并打电话给在公安部的亲信,下令组织人到天安门广场拍照。“不拍下来怎么行!将来都要破案的呀!否则,到哪里去找这些人呢?”

从上述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到,江青一伙是早就给群众运动定了性,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积极准备镇压的。这是造成错定运动性质的主要原因。

(二)华国锋同志等党中央领导人,受“左”倾思想支配,轻信:“四人帮”制造的假情况,屈服于他们的压力,是造成错定运动性质的重要原因。

华国锋同志当时是国务院代总理兼公安部长,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他在“左”倾错误思想支配下,听信了一些假汇报,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他主持了4月4日晚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除邓小平和叶剑英外都参加了。会议一开始,华国锋同志就说:“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很恶毒的”。他的这个错误论断,对政治局错定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当然是有影响的。

吴德同志在会上作了主要发言。他介绍了天安门广场上送花圈和诗词的情况,点了中央和北京市一些单位的名。他说,送花圈多的单位,都是问题多的单位。他认为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行动”。“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华国锋和吴德对天安门事件性质的看法,同江青一伙观点是没有根本区别的。

据说,会上在采取什么具体措施的问题上有不同意见,吴德同志主张采取比较和缓的办法,拖几天,再逐渐收花圈,江青等反对。正在会议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姚文元接到《人民日报》社鲁瑛的电话,说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上找到一份《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传单,点了江青的名。姚文元听了大声叫好,马上告诉了江青。江青借机在会上大吵大闹,说什么“中央的人身安全都没有保证了”,压别人表态,马上收花圈抓人。在“四人帮”的压力下,政治局会议决定立即采取措施。4月4日深夜的行动就是这样决定的。而这个错误决定,直接导致了4月5日天安门广场上群众的某些激烈行动。

所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把中央政治局放在前边,这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三)毛泽东同志脱离实际,受了假汇报的欺骗而作出错误判断,对天安门事件最后的错误定性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如前所述,对天安门事件的错误定性是首先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但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需要得到毛泽东同志的批准。作为毛主席个人联络员的毛远新参加了这次政治局会议,并向毛泽东同志报告说:中央政治局认定,“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看出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因而决定,从当日(4日)晚清理花圈、标语和抓“反革命”。这个报告是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圈阅批准。

4月6日,毛远新又把6日凌晨中央政治局讨论天安门事件的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他说:政治局认为,敌人烧了房子、汽车,打了人,进行了反革命宣传,充分暴露了,5日晚的镇压,振奋革命群众的士气。正是根据这样一个错误的判断,毛泽东同志作出错误的决策:撤销邓小平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把天安门事件作为反革命事件公开报道;同时,决定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这就最后铸成了这一重大冤案。

这三个方面原因互相影响的结果,造成了天安门事件性质的错定。孤立地只强调其中的某一方面,是不够全面的。

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这次全国性的群众运动,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第一,这是一次在特殊条件下的最真实的民意测验,充分反映了全国人心的向往。

社会主义中国的报刊,特别是党报、党刊,本来是人民自己的舆论工具,应该反映广大人民的意志和要求,表达人民的心声。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特别是由于江青一伙掌握了宣传大权,使报刊和广播背离了自己的本性。当时的报刊广播中充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叫嚣,“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帮腔帮调臭不可闻,人民群众十分厌恶。

这些报刊广播不能反映人民群众的意志,人们就创造出自己的舆论工具,用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意志。天安门广场上的诗词、散文和悼词等等,就构成了在特殊条件下的人民自己的重要舆论阵地。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其他各地的一些诗词文章,虽然发行量极少,少到只有一份,多的也不过百十份,但却被人们争相传抄,广为流传,拥有最广大的读者。这是当时那些发行量成百万份的大报、大刊所不可比拟的。

在这难以计算的大量诗词文章中,没有一份是支持当时报刊上疯狂宣传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众口一词,几乎都是悼念人民的好总理,赞扬邓小平同志领导的全面整顿,愤怒斥责江青、张春桥之流的。这可以说是,人民开动自己的舆论工具对“四人帮”反动宣传的一次大反击。事实充分说明,“四人帮”在群众中极端孤立,人民已经对他们作出了公正的历史判决,宣告了他们的必然灭亡。

第二,这次群众运动显示中国人民具有高超的斗争艺术和无穷的创造力。

这次群众运动,选择的时间好,正是清明节,充分运用了中华民族扫祭先人和烈士的传统习惯和心理;地点好,在首都的心脏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这正是表达人民情感和意志的最合适的场所;采取的形式好,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传统形式。有诗有词,有散文、快板、顺口溜,有传单、标语、呼吁书、倡议书,有誓词、悼文,还有歌曲和政治笑话。

诗以言志。强烈的爱和憎,产生了许多真挚动人的不朽诗句,充分发扬了中华诗国的优秀历史传统。而且充分运用了各种隐喻和比拟的方法。既使人们一看就清楚所指,赞扬什么、反对什么一目了然,给人们以巨大的鼓舞和精神力量,又使敌人难以抓住把柄,这正是斗争艺术的巧妙所在。天安门广场的革命诗词,必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占有崇高而重要的地位。

第三,表达了中国人民要捍卫社会主义民主,做历史主人的坚强信念。

这是很多诗词文章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总理形象真伟大,人民敬仰敌人怕。

为何生怕死更怕?只因人民力量大。”

“历史,在太空逝去,也将在太空永存。

历史有纪念碑,历史有斩妖台,历史是裁判员。

谁是历史的主人?我们——无产阶级劳动人民。

历史将把人民的忠臣,敬在纪念碑上——永远怀念。

历史也将的把人民的奸臣押上斩妖台一一怒斩。”

“如果有人想重新充当‘天才’、‘天马’,爬到人民头上,欺压人民,想当‘秦始皇’、‘武则天’,重建‘蒋家林氏王朝’,他一定被人民唾弃,摔得粉碎。”“历史的总趋势是不可改变的。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主人。”

“这是党心、军心、民心所向,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不可避免的趋势,是一个历史的法则,是任何力量、任何人都不能扭转的。千百万群众用时代的最强音表现出这个历史法则,正是铭刻在天安门事件这座历史纪念碑上的一个不朽的功绩。”

《人民日报》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而写的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人民万岁》中的这段话,代表了历史的公正评价。

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群众运动,由于被错误定性而暂时被镇压下去了。“四人帮”以为这是他们的胜利。可是,当他们举杯祝贺“胜利”的时候,正是铲掉了自己脚下的最后一块土,为自己挖好了坟墓。他们误认为,天安门事件宣告了邓小平同志政治上的死刑,而其实,真正被人民宣告了政治上死刑的却是他们自己。仅仅过了6个月,历史的审判官就严格地执行了人民对“四人帮”的判决。

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反人民者必亡,这就是四五运动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