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州，李茂贞置，治华原县。梁初改曰崇州，唐同光元年复为耀州。
解州，汉乾祐元年九月置，割河中之闻喜、安邑、解县为属而治解。
威州，晋天福四年置，割灵州之方渠，宁州之木波、马岭三镇为属而治方渠。周广顺二年改曰环州，显德四年废为通远军。
（五代置军六，皆寄治于县，隶于州，故不别出。监者，物务之名尔，故不载于地理。皇朝军监始自置属县，与州府并列矣。）
乾州，李茂贞置，治奉天县。
磁州，梁改曰惠州，唐复曰磁州。
景州，唐故治弓高。周显德三年废为定远军，割其属安陵县属德州，废弓高县入东光县，为定远军治所。
滨州，周显德三年置，以其滨海为名。初，五代之际，置榷盐务于海傍，后为赡国军，周因置州，割棣州之渤海、蒲台为属县而治渤海。
雄州，周显德六年克瓦桥关置，治归义；割易州之容城为属，寻废。
霸州，周显德六年克益津关置，治永清，割莫州之文安，瀛州之大城为属。
通州，本海陵之东境，南唐置静海制置院，周世宗克淮南，升为静海军，后置通州，分其地置静海、海门二县为属而治静海。
筠州，南唐李景置，割洪州之高安、上高、万载、清江四县为属而治高安。
剑州，南唐李景置，割建州之延平、剑浦、富沙三县为属而治延平。
全州，楚王马希范置，以潭州之湘川县为清湘县，又割灌阳县为属而治清湘。
秀州，吴越王钱元瓘置，割杭州之嘉兴县为属而治之。
雄州，南汉刘割韶州之保昌置，治保昌。
英州，南汉刘割广州之浈阳置，治浈阳。
开封府故统六县。梁开平元年，割滑州之酸枣、长垣，郑州之中牟、阳武，宋州之襄邑，曹州之考城更曰戴邑，许州之扶沟、鄢陵，陈州之太康隶焉。唐分酸枣、中牟、襄邑、鄢陵、太康五县还其故，晋升汴州为东京，复割五县隶焉。
雍丘，晋改曰杞，汉复其故。
长垣，唐改曰匡城。
黎阳，故属滑州，晋割隶卫州。
叶、襄城，故属许州，唐割隶汝州。
楚丘，故属单州，梁割隶宋州。
密州胶西，故曰辅唐，梁改曰安丘，唐复其故，晋改曰胶西。
渭南，故属京兆，周改隶华州。
同官，故属京兆府，梁割隶同州，唐割隶耀州。
美原，故属同州，李茂贞置鼎州而治之。梁改为裕州，属顺义军节度。后不见其废时，唐同光三年，割隶耀州。
平凉，故属泾州。唐末渭州陷吐蕃，权于平凉置渭州而县废。后唐清泰三年，以故平凉之安国、耀武两镇置平凉县，属泾州。
临泾，故属泾州。唐末原州陷吐蕃，权于临泾置原州而泾州兼治其民。后唐清泰三年割隶原州。
鄜州咸宁，周废。
稷山，故属河中，唐割隶绛州。
慈州仵城、吕香，周废。
大名府大名，故曰贵乡。后唐改曰广晋，汉改曰大名。
沧州长芦、乾符，周废入清池；无棣，周置保顺军。
安陵，故属景州，周割隶德州。
澶州顿丘，晋置德清军。
博州武水，周废入聊城。
博野，故属深州，周割隶定州。
武康，故属湖州，梁割隶杭州。
福州闽清，梁乾化元年，王审知于梅溪场置。
苏州吴江，梁开平三年，钱镠置。
明州望海，梁开平三年，钱镠置。
处州长松，故曰松阳，梁改曰长松。
潭州龙喜，汉乾祐三年，马希范置。
天长、六合，故属扬州。南唐以天长为军，六合为雄州，周复故。
汉阳，故属鄂州，周置汉阳军。
氵义川，故属沔州，周割隶安州。
襄州乐乡，周废入宜城。
邓州临湍，汉改曰临濑；菊潭、向城，周废。
复州竟陵，晋改曰景陵。
监利，故属复州，梁割隶江陵。
唐州慈丘，周废。
商州乾元，汉改曰乾祐，割隶京兆。
洛南，故属华州，周割隶商州。
随州唐城，梁改曰汉东，后唐复旧，晋又改汉东，汉复旧。
雄胜军，本凤州固镇，周置军。
秦州天水、陇城，唐末废，后唐复置。
成州栗亭，后唐置。
自唐有方镇，而史官不录于地理之书，以谓方镇兵戎之事，非职方所掌故也。然而后世因习，以军目地，而没其州名。又今置军者，徒以虚名升建为州府之重，此不可以不书也。州、县，凡唐故而废于五代，若五代所置而见于今者，及县之割隶今因之者，皆宜列以备职方之考。其余尝置而复废，尝改割而复旧者，皆不足书。山川物俗，职方之掌也，五代短世，无所迁变，故亦不复录，而录其方镇军名，以与前史互见之云。
曾巩-越州赵公救灾记
熙宁八年夏，吴越大旱。九月，资政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知越州赵公，前民之未饥，为书问属县：灾所被者几乡，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廪于官者几人，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库钱仓廪可发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士食之羡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使各书以对，而谨其备。
州县吏录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万一千九百余人以告。故事，岁廪穷人，当给粟三千石而止。公敛富人所输及僧道士食之羡者，得粟四万八千余石，佐其费。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忧其众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异日，而人受二日之食。忧其且流亡也，于城市郊野为给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给。计官为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职而寓于境者，给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为之告富人，无得闭粜。又为之出官粟，得五万二千余石，平其价予民。为粜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籴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为工三万八千，计其佣与钱，又与粟再倍之。民取息钱者，告富人纵予之，而待熟，官为责其偿。弃男女者，使人得收养之。
明年春，大疫，为病坊，处疾病之无归者。募僧二人，属以视医药饮食，令无失所恃。凡死者，使在处随收瘗之。
法，廪穷人，尽三月当止，是岁尽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属。有上请者，或便宜多辄行。公于此时，蚤夜惫心力不少懈，事细钜必躬亲。给病者药食，多出私钱。民不幸罹旱疫，得免于转死，虽死，得无失敛埋，皆公力也。
是时，旱疫被吴越，民饥馑疾疠，死者殆半，灾未有钜于此也。天子东向忧劳，州县推布上恩，人人尽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为得其依归。所以经营绥辑先后终始之际，委曲纤悉，无不备者。其施虽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盖灾之行，治世不能使之无，而能为之备。民病而后图之，与夫先事而为计者，则有间矣；不习而有为，与夫素得之者，则有间矣。予故采于越，得公所推行，乐为之识其详，岂独以慰越人之思，将使吏之有志于民者，不幸而遇岁之灾，推公之所已试，其科条可不待顷而具，则公之泽岂小且近乎！
公元丰二年以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于衢。其直道正行在于朝廷、岂弟之实在于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师者，以为越州赵公救灾记云。
曾巩-序越州鉴湖图
鉴湖，一曰南湖，南并山，北属州城漕渠，东西距江，汉顺帝永和五年，会稽太守马臻之所为也，至今九百七十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凡水之出于东南者皆委之。州之东，自城至于东江，其北堤石楗二，阴沟十有九，通民田，田之南属漕渠，北东西属江者皆溉之。州之东六十里，自东城至于东江，其南堤阴沟十有四，通民田，田之北抵漕渠，南并山，西并堤，东属江者皆溉之。州之西三十里，曰柯山斗门，通民田，田之东并城，南并堤，北滨漕渠，西属江者皆溉之。总之，溉山阴、会稽两县十四乡之田九千顷。非湖能溉田九千顷而已，盖田之至江者尽于九千顷也。其东曰曹娥斗门，曰蒿口斗门，水之循南堤而东者，由之以入于东江。其西曰广陵斗门，曰新迳斗门，水之循北堤而西者，由之以入于西江。其北曰朱储斗门，去湖最远。盖因三江之上、两山之间，疏为二门，而以时视田中之水，小溢则纵其一，大溢则尽纵之，使入于三江之口。所谓湖高于田丈余，田又高海丈余，水少则泄湖溉田，水多则泄田中水入海，故无荒废之田、水旱之岁者也。由汉以来几千载，其利未尝废也。
宋兴，民始有盗湖为田者。祥符之间二十七户，庆历之间二户，为田四顷。当是时，三司转运司犹下书切责州县，使复田为湖。然自此吏益慢法，而奸民浸起，至于治平之间，盗湖为田者凡八千余户，为田七百余顷，而湖废几尽矣。其仅存者，东为漕渠，自州至于东城六十里，南通若耶溪，自樵风泾至于桐坞，十里皆水，广不能十余丈，每岁少雨，田未病而湖盖已先涸矣。自此以来，人争为计说。蒋堂则谓宜有罚以禁侵耕，有赏以开告者。杜杞则谓盗湖为田者，利在纵湖水，一雨则放声以动州县，而斗门辄发。故为之立石则水，一在五云桥，水深八尺有五寸，会稽主之；一在跨湖桥，水深四尺有五寸，山阴主之。而斗门之钥，使皆纳于州，水溢则遣官视则，而谨其闭纵。又以谓宜益理堤防斗门，其敢田者拔其苗，责其力以复湖，而重其罚。犹以为未也，又以谓宜加两县之长以提举之名，课其督察而为之殿赏。吴奎则谓每岁农隙，当僦人浚湖，积其泥涂以为丘阜，使县主役，而州与转运使、提点刑狱督摄赏罚之。张次山谓湖废，仅有存者难卒复，宜益广漕路及他便利处，使可漕及注民田里，置石柱以识之，柱之内禁敢田者。刁约则谓宜斥湖三之一与民为田，而益堤使高一丈，则湖可不开，而其利自复。范师道、施元长则谓重侵耕之禁，犹不能使民无犯，而斥湖与民，则侵者孰御？又以湖水较之，高于城中之水，或三尺有六寸，或二尺有六寸，而益堤壅水使高，则水之败城郭庐舍可必也。张伯玉则谓日役五千人浚湖，使至五尺，当十五岁毕，至三尺，当九岁毕。然恐工起之日，浮议外摇，役夫内溃，则虽有智者，犹不能必其成。若日役五千人，益堤使高八尺，当一岁毕。其竹木之费，凡九十二万有三千，计越之户二十万有六千，赋之而复其租，其势易足，如此，则利可坐收，而人不烦弊。陈宗言、赵诚复以水势高下难之，又以谓宜修吴奎之议，以岁月复湖。当是时，都水善其言，又以谓宜增赏罚之令。其为说如此，可谓博矣。朝廷未尝不听用而著于法，故罚有自钱三百至于千，又至于五万，刑有自杖百至于徒二年，其文可谓密矣。然而田者不止而日愈多，湖不加浚而日愈废，其故何哉？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胜也。
昔谢灵运从宋文帝求会稽回踵湖为田，太守孟ダ不听，又求休皇湖为田，ダ又不听，灵运至以语诋之。则利于请湖为田，越之风俗旧矣。然南湖繇汉历吴、晋以来，接于唐，又接于钱Α父子之有此州，其利未尝废者。彼或以区区之地当天下，或以数州为镇，或以一国自王，内有供养禄廪之须，外有贡输问遗之奉，非得晏然而已也。故强水土之政以力本利农，亦皆有数，而钱Α之法最详，至今尚多传于人者。则其利之不废，有以也。
近世则不然，天下为一，而安于承平之故，在位者重举事而乐因循。而请湖为田者，其语言气力往往足以动人。至于修水土之利，则又费材动众，从古所难。故郑国之役，以谓足以疲秦，而西门豹之治邺渠，人亦以为烦苦，其故如此。则吾之吏，孰肯任难当之怨，来易至之责，以待未然之功乎！故说虽博而未尝行，法虽密而未尝举，田者之所以日多，湖之所以日废，由是而已。故以谓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胜者，岂非然哉！
夫千岁之湖，废兴利害，较然易见。然自庆历以来三十余年，遭吏治之因循，至于既废，而世犹莫寤其所以然，况于事之隐微难得，而考者繇苟简之故，而弛坏于冥冥之中，又可知其所以然乎？今谓湖不必复者，曰湖田之入既饶矣，此游谈之士为利于侵耕者言之也。夫湖未尽废，则湖下之田旱，此方今之害而众人之所睹也；使湖尽废，则湖之为田亦旱矣，此将来之害而众人之所未睹也。故曰此游谈之士为利于侵耕者言之，而非实知利害者也。谓湖不必浚者，曰益堤壅水而已，此好辨之士为乐闻苟简者言之也。夫以地势较之，壅水使高，必败城郭，此议者之所已言也；以地势较之，湖使下，然后不失其旧，不失其旧，然后不失其宜，此议者之所未言也。又山阴之石则为四尺有五寸，会稽之石则几倍之，壅水使高，则会稽得尺，山阴得半，地之洼隆不并，则益堤未为有补也。故曰此好辨之士为乐闻苟简者言之，而又非实知利害者也。二者既不可用，而欲禁侵耕，开告者，则有赏罚之法矣；欲谨水之畜泄，则有闭纵之法矣；欲痛绝敢田者，则拔其苗，责其力以复湖，而重其罚，又有法矣；或欲任其责于州县与转运使、提点刑狱，或欲以每岁农隙浚湖，或欲禁田石柱之内者，又皆有法矣。欲知浚湖之浅深，用工若干，为日几何；欲知增堤竹木之费几何，使之安出；欲知浚湖之泥涂积之何所，又已计之矣。欲知工起之日，或浮议外摇，役夫内溃，则不可以必其成，又已论之矣。诚能收众说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以在我者润泽之，令言必行，法必举，则何功之不可成，何利之不可复哉！
巩初蒙恩通判此州，问湖之废兴于人，未有能言利害之实者。及到官，然后问图于两县，问书于州与河渠司，至于参核之而图成，熟究之而书具，然后利害之实明。故为论次，庶夫计议者有考焉。熙宁二年冬卧龙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