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有美学思想体系中的赏石文化，滥觞于六朝，至唐宋而显盛，降明清铸辉煌。以崇尚自然、融入山水、寄托人格与道德为理念的古典赏石，体现出瘦、皱、漏、透、丑等赏石精神。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达官贵人的深宅大院和宫观寺院都很注意置石造景、寄情物外。
隋唐时期，众多文人墨客积极参与搜求、赏玩天然奇石，除以形体较大而奇特者用于造园、点缀之外，又将“小而奇巧者”作为案头清供，复以诗记之，以文颂之，从而使天然奇石的欣赏更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
北宋徽宗皇帝举“花石纲”，成为全国最大的藏石家。由于皇帝的倡导，达官贵族、绅商士子争相效尤。于是朝野上下，搜求奇石以供赏玩，一度成为宋代国人的时尚。宋代赏石文化的最大特点是出现了许多赏石专著，如杜绍的《云林石谱》、范成大的《太湖石志》等。其中仅《云林石谱》便记载石品有116种之多，并各具生产之地、采取之法，又详其形状、色泽而品评优劣，对后世影响最大。
明清时期，中国古典园林从实践到理论都已逐渐发展到成熟阶段。明代著名造园大师计成的开山专著《园冶》，明李渔的《闲情偶记》，明文震亨的《长物志》等相继问世。他们对园林堆山叠石的原则都有相当精辟的论述。尤其是万历年间林有麟图文并茂、长达四卷的专著《素园石谱》等，更是明代赏石理论与实践高度而全面的概括。
当代赏石文化的发展已经走过30多个春秋，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极大提升，人们的文化需求日益增强，收藏文化的表现势头迅猛，艺术品市场已经进入亿元时代，观赏石的收藏与鉴赏，也在回归中得到极大的发展。
历史上的“六朝”，是指220年曹丕建魏、265年司马炎建西晋、317年司马睿建东晋、420年刘裕建宋，史称“刘宋”，开启了“南朝”历史，历经宋、齐、梁、陈。魏时东吴在建业（今南京）建都，东晋、宋、齐、梁、陈都是在建康（今南京）建都，所以南京又称六朝古都。同时，北方尚有少数民族建立的“北朝”和“十六国”，这一时期从220年始至589年止，先后360余年，史称“魏晋南北朝”。
◇士子唯美思想的滥觞
已故美学大师宗白华在论及晋人之美时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这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社会剧变的时代，西晋的“八王之变”导致东晋南迁，南北分裂，五胡十六国割据，战争不断以至朝代频繁变更，酿成社会秩序解体、传统礼教崩溃。与此同时，士人为逃避残酷的战争与政治，优游山水和体认生命成为潮流。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艺术创造精神的勃发，激发了文化的空前繁荣。南迁的东晋士族，正是这种文化的代表，并创造了士人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
晋人以虚灵的胸襟、玄学的意味体会自然，将自身融于山水之中。这一时期的文化代表有：王羲之父子飘逸神秀的书法、顾恺之和宗炳的山水画、谢灵运和鲍照的山水诗、陶渊明的田园诗、郦道元的《水经注》等，都与自然山水结下不解之缘。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和刘勰的《文心雕龙》，将晋至南朝的美文奇事记录下来，并给予系统的梳理，两书代表了当时美学思想的最高水平，成为后人研究晋人独特美学思想的教科书。
◇山水审美与“风骨”
六朝是个唯美的时代，晋人在外发现了自然之美，在内发现了人格之美。南朝钟嵘《诗品》引文说：“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采缕金。”谢灵运与颜延之山水诗的不同风格，后来被延伸为美学的两种特色。文学界认为，陶渊明的山水田园诗为天然之韵，被称为美学和人格的最高境界。人格与“风骨”相连，是晋人的创造。南朝宋皇族刘义庆《世说新语》说：“羲之风骨清举。”“风骨”这一概念原指由形体外貌所表现出来的风度和气质之美，后来演变为施于各种文化艺术的溢美之词，进入独特内涵的美学范畴。
唐人有诗：“寒姿数片奇突兀，曾作秋江秋水骨。”将奇石与风骨联系起来。宋人首倡石瘦为美。美学家朱良志在《真水无香》中说：“石是有风骨的。瘦石一峰突起孤迥特出，无所羁绊。一擎天柱插清虚，取其势也。如一清癯的老者，拈须而立，超然物表，不落凡尘。”清郑板桥题诗：“老骨苍寒起厚坤，巍然直拟泰山尊”、“气骨森严色古苍，俨如公辅立朝堂”，以石之气骨来比喻文人风骨卓然。
◇山水与园林赏石
六朝的山水文化，从自然山水已经向园林文化迈进。北魏（北朝）杨炫之《洛阳伽蓝记》，载当朝司农张伦在洛阳的“昭德里”：“伦造景阳山，有若自然。其中重岩复岭，嵚崟相属；深蹊洞壑，逦递连接。”张伦所造石山，已有相当水准。晋征虏将军石崇在《金谷诗序》中描绘自己的“金谷园”：“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礁、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清泉、礁石、林木、洞窟俱全，已是园林模样。《南齐书》记载南齐武帝长子文惠太子，在建康台城开拓私园“玄圃”。园内“起出土山池阁楼观塔宇，穷奇极丽，费以千万。多聚异石，妙极山水”。
东晋书圣王羲之《兰亭集序》记：“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兰亭”在古会稽（今绍兴兰渚），为公共园林，自有其特殊的历史价值。谢灵运在《山居赋》中讲述自己的“始宁（今上虞）别业”：“九泉别涧，五谷异巘，群峰参差出其间，连岫复陆成其坂。……路北东西路，因山为鄣。正北狭处，践湖为池。南山相对，皆有崖岸，东北枕壑，下则清川如镜。”这里已是尽山水之美的晋宋风韵了。陶渊明在《归田园居》中说：“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落堂前。”五柳先生田园虽小，面前却是秀美的庐山山水，可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唐代诗人杜牧有诗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据统计，南北朝盛时有寺院数千所，多有山石溪水可观者，对后世园林赏石影响不可小觑。纵观六朝山水园林文化延展，以山石造园在六朝时已初具规模，为唐代的园林赏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美学思想及诸多文化素养。
◇陶渊明与醉石
在中国第一大江长江以南，第一大湖鄱阳湖以西，拔地千仞，耸立起一座巍峨大山。其峰峦叠翠，襟江带湖，既为圣山福地，又是避暑胜地，这就是千古名山——庐山。
庐山的险峻峭拔、旖旎胜绝，吸引着古往今来多少名士顶礼膜拜。李白有《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被誉为神来之笔。苏轼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是深谙其道。东晋以来，道教盛行，庐山有道观18处。庐山东林寺又是佛教净土宗的发祥地，鼎盛时庐山有佛寺380多处。从东晋到晚清，共有500多位著名文人学者，为庐山写下4000多首诗歌和不计其数的文章著作，摩崖石刻、文人遗迹随处可见，庐山人文景观甲天下。
在这绝胜匡庐的南坡下，隐逸着一位被历代文人景仰的田园诗人——陶渊明。陶渊明（365～427），东晋人士，字元亮，号五柳先生，谥号靖节先生，入刘宋后更名潜。曾祖陶侃，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武昌太守。父陶逸，安城太守。
陶渊明8岁丧父，家道衰微，与母妹三人苦度日月，常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外祖父家中藏书甚丰，为陶渊明饱读诗书打下基础。孟嘉为东晋名士，颇有魏晋风度。晋安帝隆安五年（401）冬，陶渊明母孟氏（孟嘉四女）卒。居忧在家的陶渊明为外祖父立传，名《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其中说孟嘉：“行不苟合，言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饮，逾多不乱，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旁若无人。温尝问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尔。’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渐近自然。’”这段传文示出孟嘉三个特点：一、从容镇定，喜怒不形于色；二、酒酣却清醒，自得而旁若无人；三、崇尚自然。陶渊明的处世修养，大有其外祖父孟嘉的遗风。
《太平寰宇记》中说：“柴桑山，近栗里原，陶潜此中人。”《大明一统志》记载：“柴桑山在府城西南九十里。”据学者考证，陶渊明生长在柴桑山栗里。柴桑有城与山之分，栗里又名栗里原、栗里铺，距古浔阳城45千米。太元十八年（393），29岁的陶渊明初仕，《晋书·陶潜传》说：“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第一次出仕不久，回到老宅栗里。
义熙元年（405），41岁的陶渊明最后一次出仕，任彭泽令。81天后，因“岂能为五斗米折腰乡里小儿”而挂印去职，从此结束仕宦而归隐。这次归隐是在距栗里以北10千米的上京，但时常往来栗里与上京两宅之间。义熙四年（408），上京宅遇火，陶渊明有《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诗：“草庐寄穷巷，甘以辞华轩。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上京宅被烧得干干净净，一家暂居船上，又返回栗里老宅。
义熙七年（411），47岁的陶渊明举家北迁，至浔阳江以南，庐山以北，离栗里45千米的南里南村。此时陶渊明有《移居二首》：“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南村文化气息更多些，陶渊明终老于此。
距陶渊明老宅栗里不远处，在庐山五老峰南麓的虎爪崖下，有清风溪、濯缨谷，谷中有大石即“醉石”，高广均逾丈，其上平坦如床，可卧数人。南宋淳熙六年（1179），朱熹知南康（今星子县）军，曾往陶渊明醉眠处拜祭，有《跋颜真卿醉石诗》云：“栗里在今南康军西北，山谷中有巨石，相传是陶公醉眠处，予尝往游而悲之，为作‘归去来馆’于其侧。”
笔者仰慕陶公已久，2010年岁末，终得踏上寻访陶渊明故里旅途。初冬朗日晨，自庐山顶下行，沿105国道约30千米至康王谷。下车仰视，道旁有巨大三门石牌坊，正门额书“桃花源”三个大字。史书载：“秦始皇二十四年（前223），秦大将王翦伐楚，康王避难于庐山谷中。翦追之急，天忽大风雷雨，人马不能前。得脱，遂隐谷中不出，其谷曰康王谷。”义熙十四年（418），宋王刘裕杀晋元帝，越二年刘裕篡晋称宋。是年陶渊明作《桃花源记》：有“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桃花源记》描述情景与史籍写康王谷事如出一辙，后人认为“康王谷”即为“桃花源”的原型。
自桃花源行数千米，至星子县温泉镇天沐温泉下车，访陶渊明故里和醉石，皆茫然不知。偶遇一老者，交谈中对陶公遗迹竟如数家珍。沿天沐温泉前大道行两个路口，数株高大老樟树呈现眼前，树旁有一块石碑，上刻“柴桑桥”三字，下面是星子县政府落款。陶渊明柴桑栗里老宅前有溪，溪上有桥曰“柴桑桥”，这和史书上记载相吻合。如今的陶公老宅，溪水早已改道，古桥不见踪影，老宅也变成房地产的工地。元和十一年（816），白居易贬谪江州，翌年，曾访陶渊明老宅，有《访陶公旧宅》诗并序：“余夙慕陶渊明为人，……今游庐山，经柴桑，过栗里，思其人，访其宅，不能默默，又题此诗云。”诗曰：“我生君之后，相去五百年。每读五柳传，目想心拳拳。昔常咏遗风，著为十六篇。今来访故宅，森若君在前。不慕樽有酒，不慕琴无弦。慕君遗容利，老死此丘园。柴桑古村落，栗里旧山川。不见篱下菊，但余墟中烟。”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名士，都曾前来造访陶公老宅，凭吊先公遗风。如今却是风物不在了。
从陶渊明老宅过大道，行约一里地有山，顺坡而上，见绿荫环抱中有亭，亭上匾额书“醉石亭”三字，亭是新建不久。转过一个山坳，一块大石突现眼前，正是天下第一石——陶渊明醉石。醉石上方山泉汩汩流淌形成小溪，这就是清风溪。溪水在大石旁汇成池塘，就是濯缨池。屈原《渔夫》说：“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濯缨当出此处，有高洁之意。醉石长3米余，宽、高各2米。醉石壁上有北宋皇祐三年（1050），欧阳氏等三人联名题刻。绕到醉石后面，有碎石可助攀登。醉石平如台，遍布题刻诗文，醉石上面左下方有朱熹手书“归去来馆”四个大字。大字上方有小字，为嘉靖进士郭波澄《醉石》诗：“渊明醉此石，石亦醉渊明。千载无人会，山高风月清。石上醉痕在，石下醒泉深。泉石晋时有，悠悠知我心。似醉元非醉，永怀宗国屯。明明石上痕，相视欲无言。沉醉非关酒，深情石亦领。睥睨当时人，懵腾谁复醒。”《南史》记载陶渊明“醉辄卧石上，其石至今有耳迹及吐酒痕”。此说于醉石上倒是看不出来，而石面斑驳，岁月蚀痕遍布。醉石上面右侧尚有许多题刻，大都漫漶不清，笔者留照保存。
朱熹知南康军时，曾在醉石谷建有“五柳馆”和“归去来馆”，现在早已不存。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刘裕正式称帝，南朝始。《五柳先生传》当做此时：“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五柳先生传》写实而平淡，却评价颇高。后世王绩有《五斗先生传》、白居易有《醉吟先生传》、欧阳修有《六一居士传》，不一而足，可见陶渊明此作在文坛地位之崇高，影响之深远。
《归去来辞》是陶渊明的重要辞赋。东晋安帝义熙元年（405）终，陶渊明自解彭泽之职，欣然归隐。有《归去来辞》问世：“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归隐之心昭昭而切切！《归去来辞》是陶渊明的名作，在中国辞赋史上，可直追屈宋。宋代大文豪欧阳修赞道：“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辞》一篇而已。”
元兴二年（403）秋，陶渊明作《饮酒》诗二十首，其中第五首最为耳熟能详：“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义熙二年（402），陶渊明有《归园田居》诗五首，其中第一首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观其诗，后人叹曰，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
晚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倡境界说，认为陶渊明的诗臻于无我之境，为诗中极品。清人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评说：“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北宋王安石说：“陶渊明趋向不群，词彩精拔，晋宋之间，一人而已。”苏轼在《与苏辙书》中说：“吾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陶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过也。”苏子又言：“渊明诗初看似散缓，熟看有奇句。……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造语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陶渊明去世后，他的至交好友颜延之写下祭文《陶徵士诔》，为陶公谥号“靖节”，以示高风亮节。陶渊明的人格与素养，成为历代文人的楷模。陶渊明的风节、诗文、故园、醉石，与庐山鄱水同在！
◇谢灵运与山水文化
六朝时期，是中国特有的自然山水审美意识形成期，这种特殊的审美意识，成为中国特有美学思想的源流。同时，赏石文化也同样渊源于山水文化，而山水文化中山水诗歌的始祖，就是晋宋（南朝）时期的谢灵运。
谢灵运的祖父谢玄，是东晋孝武帝时名将，官拜建武将军，监江北诸军事。谢玄的叔父是当朝宰相谢安。谢安与谢玄，共同导演实施了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创造了以8万晋军击败87万前秦大军的奇迹，并留下“投鞭断流”、“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等成语。
淝水之战两年后的晋太元十年，谢灵运（385～433）在会稽郡（今绍兴）始宁县（今上虞）的谢家别墅出生。不久，谢安、谢玄、谢瑍（灵运生父）先后去世。谢灵运由生母刘氏（大书法家王献之外甥女）抚养，7岁袭封康乐公（原谢玄爵位），食邑两千户。15岁入住京师建康（今南京）谢家官邸乌衣巷。
“乌衣巷”因吴时在朱雀门驻军，士兵黑衣为乌衣营。晋室东渡，豪门望族聚此为巷而得名。唐刘禹锡《乌衣巷》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王谢”即为东晋时左右朝政的王、谢两大士族，王氏家族以王导、王羲之等人为代表；谢氏家族以谢安、谢灵运等人为代表。由以上可看出，谢灵运家族的辉煌与权势。
谢灵运被时人称为“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南史·谢灵运传》中说：“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这就是成语“才高八斗”的出处，从中可见谢灵运自视之高。谢灵运少年早慧，博学多才，4岁入道家杜明师学馆学习，15岁于乌衣巷打下鲜明诗风的底蕴。谢灵运认为，儒家经典是用来济世的，佛家经典是用来提高修养的。谢灵运是懂古印度梵文和佉卢文的第一位诗人，他对佛家新兴顿悟说的阐释，其内涵已远于竺道生，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流传后世，成为重要的哲学概念。
以谢灵运显赫的身世，杰出的文才，理应成为朝廷重臣，然而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其中重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谢灵运生于晋宋（南朝）时期，士族势力开始削弱。谢灵运38岁时，刘裕灭晋立宋，在这大变革时，谢灵运在政治上又三次搭错车；二、谢灵运特立独行、恃才傲世的性格，使他无法施展抱负并最终导致祸端。
谢灵运入刘宋后历经武帝、少帝、文帝三朝，始终没有得到信任。失望之余，便以优游山水来排遣郁闷。其游历中的即景抒怀之作，便是自然审美的山水诗，谢灵运无意中成为自然山水诗的开山始祖。白居易在《读谢灵运诗》中说：“谢公才廓落，与世不相遇。壮志郁不用，需有所泄处。泄为山水诗，逸韵协奇趣。……因知康乐作，不独在章句。”
刘宋武帝永初三年（422）七月，谢灵运由太子左卫率外派永嘉（今温州）太守。离开京城时有《邻里相送至方山》诗：“祗役出皇邑，相期憩瓯越。”以寄南行惜别之情。路过老家时有《过始宁墅》诗名句：“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因而后人又称此诗为《白云曲》。八月，38岁的谢灵运来到成就他千载诗名的永嘉。谢灵运在永嘉不理政事，遍游郡内名山，写出许多优美的山水名篇。少帝景平元年（423）春，大病初愈的谢灵运作《登池上楼》诗，他对“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两句尤为得意，有如神助。这两句诗后来成为他诗歌成就的代表。唐代李白“梦得池塘生春草，使我长价登楼诗”，北宋吴可“春草池塘一句子，惊天动地至今传”等诗，都是对谢诗的褒扬之词。在谢灵运之前，王羲之也曾做过永嘉太守。后来永嘉华盖山下增添了“王谢祠”，用来纪念书法大家王羲之和山水诗鼻祖谢灵运。
谢灵运在永嘉任上只待了一年，便称疾归隐老家始宁。依山傍水的“始宁别业”，是在谢灵运祖父谢玄时建造起来的。据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浦阳江自山东北迳太康湖，车骑将军谢玄田居所在。……于江曲起楼，……楼两面临江，尽升眺之趣。”除江楼外，“别业”尚有多处住宅。《宋书·谢灵运传》：“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嶂千重，莫不备尽。”“别业”之阔远由此可知。谢灵运《山居赋》称：“北山二园，南山三苑。”南北两山凭水路相通。北山又名院山，谢灵运归隐后在山顶建招提精舍，以便潜心修佛。《山居赋》中说：“山中兮清寂，群纷兮自绝。周听兮匪多，得理兮俱悦。”在山水清寂之间，众人坐禅修佛，石壁精舍盛况空前。
谢灵运遍游老宅山水，写下诸多诗篇。他在《石壁精舍还湖中作》中描写傍晚夏景：“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他穿着“谢公屐”翻山越岭，留下《从斤竹涧越岭溪行》诗：“猿鸣诚知曙，谷幽光未显。岩下云方合，花上露犹泫。”谢灵运每有诗传到京城，都会刮起“康乐风”，人们争相传诵，一时“洛阳纸贵”。谢灵运在《山居赋》中说：“选自然之神丽，尽高楼之意得。”在山水之中，达到神超理得的境界。
刘宋文帝元嘉三年（426），朝廷诏谢灵运为秘书监，征颜延之为中书侍郎。谢灵运、颜延之、鲍照三人为刘宋文坛的代表人物，诗坛亦有“鲍谢”之称。是年文帝召谢、颜饮酒赋诗。宴罢，颜延之询问鲍照自己的诗与谢诗相比如何，鲍照说：“谢五言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后来学者将“初发芙蓉”和“雕缋满眼”比作中国美学思想的两种风格。
元嘉八年（431），朝廷任命谢灵运为临川（今江西抚州）内史。岁末，谢灵运满怀惆怅告别亲友、石头城、乌衣巷，踏上赴临川之路。舟行时，谢灵运有《初发石首城》诗：“迢迢万里帆，茫茫欲何之？”前程一片迷惘。翌年夏，谢灵运抵达临川，唯在郡游放，不理政事。元嘉十年，被属官察举，皇弟司徒刘义康派人拘捕谢灵运。谢灵运冲冠一怒，兴兵拒捕，终兵败被擒。文帝诏降死一等，押送广州监管。途中，又有密谋劫刑车事案发，诏于广州弃市。刑前有《临终》诗：“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中国山水文学的开山始祖，客死他乡，骸骨回葬会稽。
以山水作为审美对象，是魏晋以来“文学自觉”（鲁迅语）的标志。梁代刘勰《文心雕龙》中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这正是对谢灵运诗文的高度概括。谢灵运《山居赋》即云：“研精静虑，贞观厥美。怀秋成章，含笑奏理。”审美感悟，在于自然山水之间。谢灵运乳名“客儿”，天地间匆匆一客，与他的山水诗同在，携青山绿水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