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晋地风韵 记忆中的山西民俗
5000年历史文化的浸染，造就了山西独特的民俗风情。
移民潮，造就了丰富的西口文化。西口文化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产物，体会西口文化，可从中回味先辈的艰辛岁月与晋商的发展经历。
山西的面食文化源远流长，从可考算起，已有两千年的历史，被誉为“世界面食之根”。
此外，剪纸、面塑、窑洞、锣鼓等无不蕴含着山西浓厚的文化气息。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止不住那伤心泪蛋蛋，一道一道往下流，正月里你娶过门，二月里你西口外行，早知道你走西口，哪如咱们二人不成亲……”每当这首《走西口》唱起来时，许多山西人都会潸然泪下，这首民歌道出了近代山西人出外谋生的辛酸经历，以及晋商艰难的发展历史。
走西口的历史原因及影响
在山西的西北方，黄河水由东折南，滔滔而下，这里因此得名河曲。据《河曲旧志》记载：“河邑人耕商塞外草地，春夏出口，岁暮而归，但能经营力作，皆足糊口养家。本境地瘠民贫，仰食于口外者无虑数千人。”土地贫瘠，灾害不断，赋税盘剥，许多贫苦的农民为了生存不得不背井离乡，跨越长城西段的杀虎口，迁居长城以北的内蒙古草原去垦荒、行商。
“走西口”始于明代中期，止于明国初年年，历时400多年。纵观历史，一次次的“走西口”浪潮都有其历史原因。追溯到明代中期，山西和陕西人民负担不了繁重的苛捐杂税，便铤而走险到口外谋生；明末清初，经过康熙、雍正时期，到了鼎盛的乾隆年间，中国的人口突破3亿大关，人地矛盾日趋尖锐。晋西北地区本就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繁，随着人口的增加，大量山西、陕西等地的当地人民迫于生计纷纷“走西口”，迁居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和鄂尔多斯等地。
山西人走西口的大致路线有两条。从山西中部和北部出发，一条路向西，出杀虎口，进入蒙古草原；一条路向东，经张家口出关进入蒙古。
“走西口”是一部辛酸的血泪史，一批又一批贫民背井离乡，艰苦创业。作为一场历时长久、规模巨大的移民运动，“走西口”使得口外蒙古地区的社会结构发生改变，改善了经济条件，丰富了日常生活。内地的移民大批到来的同时，也带来了较为先进的农耕技术，使当时蒙古地区单一的游牧经济发生了改变。伴随着“走西口”移民的不断增加，杀虎口外的蒙古地区逐渐改为旗县双立、牧耕并举的多元化社会。
人口的流动，带动了文化的传播。在“走西口”的移民人口中，山西移民占据了颇高的比例。作为移民的主体，山西本土的特色文化与移民地文化相互交融，使蒙汉在文化上加强了交流。
山西人走西口，大多因为贫困。为了生存，一代又一代的山西人用血汗在荒漠中走出了一条商路。他们用几代人的血汗，在西北的草原、荒漠中走出了一条商路，在成就了杀虎口“一年似水流莺啭，百货如云瘦马驼”繁荣景致的同时拉近了蒙汉之间的距离。
走西口与晋商
明朝建立之后，在长城沿线建立了9个边防要塞，屯军80万防备侵扰。为了解决驻兵所需的粮食、布匹等军用物资，明政府实施了官卖食盐的“开中法”。开中法又称开中或开中制，是明政府为鼓励商人到边塞捐纳粮食换取盐引，来取得贩卖食盐的资格。
借着地利，山西人北上换取盐引，成为“开中商人”，以贩盐牟利的山西渐成“晋商”。明朝中期，开中法走向末路。不少晋商开始深入蒙古草原，以良好的口碑和信誉赢得口外商人和居民的信赖，生意越做越大，商号也越来越响亮。直至明末清初，出现了声名赫赫的八大皇商。清道光《万全县志》有载：“八家商人者，皆山右人。明末时以贸易来张家口，曰：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永发。”
中国是世界最著名的产茶大国，晋商也因此把茶当做最重要的商品卖到俄罗斯。据统计，当时最出名的山西商号有60多个，主要包括福源德、天和兴、恒隆光、锦泰亨、久成兴、天庆隆等。其中规模最大的当属山西榆次常家开办的大德玉、大升玉、大泉玉和独慎玉等商号。他们从乾隆年间开始贩卖茶叶，长达150多年，并开辟了一条可以媲美丝绸之路的茶叶商道。在当时的茶叶贸易中，常家份额占据了四成之多。
清朝中期，蒙古地区的商品交换几乎全部掌握在晋商手中，如大盛魁、复盛公等商号。祁县渠家、平遥李宏龄等把生意扩展到了全国，甚至发展到了俄罗斯、朝鲜、日本和东南亚等地区。此时，晋商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金融集团。清末，晋商开始了现代化的转变，他们为了适应商业贸易的需要创办了票号，从而成为国内金融业的霸主，并成为清政府的财政支柱。
昔日的“走西口”改变了万千人的命运，促进了蒙汉的民族感情，也使地贫干旱的晋西北地区成为晋、陕、内蒙古三省区的商业流通集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