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定军 章伯垠
1949年，天寒地冻。刚刚迈出学校门，经过短期为人民服务革命人生观的培训，怀抱着要为刚刚站立起来的母亲——新中国干一番无愧于时代的事业的决心，20岁刚刚出头的我俩旋即踏上北驰的列车，抛却江南秀丽的景色，奔向工业建设最前线的东北。到达沈阳后，同被留在东北工业部计划处。我们两人，一个学的是采矿专业，一个学的是铁道运输专业。
回首往事，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党的培养教育以及袁宝华等老领导对我俩的言传身教。
当时宝华同志十分放手地让我们大胆工作。每年年初，他都要求我们提出工作计划，这个工作计划简单扼要，只要求每个人在一年里完成与本人业务有关的两三件带全局性的大事。例如，我们在1951年就提出深入现场调查研究，解决煤矿中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如何节约坑木、降低采煤成本的问题。这个工作计划经过领导批准后，我俩即深入到阜新矿务局平安煤矿一坑，了解该矿生产情况、跟班劳动，和现场工人、技术人员一道下矿井。在坑下和矿工们一边劳动、一边交谈，有时遇到瓦斯爆炸或有险情的地方，工人们都要及时地提醒我们。经过几十天的跟班劳动，我俩总结出“回际凯交接班的工作经验”，又提出了“阜新矿务局节约使用坑木的途径”。后又共同去抚顺矿务局和抚顺发电厂调查研究，提出利用煤矿的劣质煤及煤矸石作燃料发电的建议。并到东北最大的火力发电厂，及时总结推广试用劣质煤发电的经验，促使全东北地区发电成本降低2%以上。宝华同志审阅了这些调研报告提出的建议后，肯定了我们的工作；有些文章和建议，刊登在《东北工业》杂志和计划处办的《生产情况》上，用以指导工作；有的经过王鹤寿、吕东同志审批后，以东北工业部的名义发出通知，责成下属单位贯彻执行。这对我们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极大的鼓励和有力的鞭策。我们这批人有一个共性，即热情有余而经验不足，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上，难免有偏激和不全面的地方，经过工作的磨炼，尤其是得到宝华等领导同志的指点后，进步很快。记得当时出差、下厂矿，均由处里直接介绍去。计划处的同志在下边厂矿的威信很高，凡是计划处去的，来去均要经过厂矿领导的接见。当然有时为了一些问题也和他们争得面红耳赤。记得在安排1952年的生产计划时，我们就和有关局的局长及计划处长，在东北工业部的会议室里，展开了辩论，最后还是宝华同志从中“解围”。这些往事，今天回忆起来，备感亲切，难以忘怀！例如，为了确保计划工作的进度，宝华同志派章伯垠带领一个工作组到大连，指导刚刚划归东北工业部领导的建新公司及其所属4个企业及时编出了计划。这对我们的成长和工作进步，无疑是莫大的帮助啊！
计划处是个出人才的地方。当时我们队伍中有一大批刚从北大、清华、交大等名牌大学毕业的学生。有的同志经过短短两三年的锻炼，就被提升为室主任。如朱基同志（现任国务院副总理），他1951年7月毕业于清华大学，是学电机的，被分配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和我们同一个组。朱基同志年轻能干，思维敏捷，看问题较为深远，能抓住工作重点，而且党性强，能坚持原则，平易近人，和我们一道工作，真使我们学到不少东西。在平时的政治学习里，他的发言水平比别人要高出一筹。他最大的特点是，概括能力强，能抓住要领，结合实际提纲挈领找出解决办法；在日常生活中，他善于做群众工作，主持会议时，能宣传发动大家，使会场气氛十分活跃。后来我们逐渐了解到，原来在清华大学时，他就是学生会的主席，经过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处领导就提拔他担任生产计划室副主任。东北工业部1952年底合并到中央时，他被分配到国家计委工作。又如林宗棠同志（现任航空航天工业部部长），解放前夕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被分配在计划处机电室工作。他工作能力强，又善于调查研究，经常写出不少颇具真知灼见的工作建议和文章，在《东北工业》和《生产情况》上发表。而且他又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做青年团的工作，在计划处是个不可多得的积极分子，记得他还是我们东北工业部球队的代表。经宝华同志的慧眼发现和大力培养，于1951年挂职下放到沈阳第一机床厂担任副厂长，这件事对我们这批年轻人来说，又是一次很大的震动。第一机床厂是个有上千人的大厂，能去担任厂长的，其能力可想而知；把一个刚从大学毕业一两年的大学生提拔担任一个大厂的厂长，可见领导培养造就人才的胆略和魄力。此后，朱基、林宗棠逐步担起了重任。这说明宝华等领导同志使用培养人才的做法是十分正确的。杨桦同志1951年也被挂职分配到鸡西矿务局担任副局长。还有不少从东北工业部计划处出来的同志在中央各部门担任部级、司局级领导职务。
1996年7月
章伯垠：袁宝华老战友，抗美援朝期间同在东北工业部工作。
附 敬贺袁老八十有壮怀
章伯垠
1996年10月22日
读袁老《八十述怀》诗有感。
八十征程未卸鞍，
披肝沥胆照关山。
延安古训常留耳，
燕北今文大可观。
伯乐推贤兴邦国，
陶朱竭虑克艰难。
期颐祝寿齐景仰，
一片丹心耀宇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