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挺扬
我是1940年5月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参加革命的。同年冬天在办事处认识了袁宝华同志。那时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英俊、亲切、随和的大学生。当年12月我们这批在八路军办事处的进步青年，乘车通过国民党的层层封锁，冒着生命危险到了延安。到延安后我到了陕北大学学习，这样我们就分开了。
1949年夏，我调到东北工业部计划处工作，宝华同志是我的直接领导，我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多年，向他学习了很多东西。
宝华同志立场坚定，坚持原则，讲政治，坚持党性。他坚持大是大非，绝不含糊，绝不迁就。对于非原则问题和一些小事，他又善于灵活处理。
宝华同志一贯注意政治思想工作，善于做细致的耐心的政治思想工作。他曾担任过县委书记、省青委书记，有基层工作经验，善于做人的工作，善于做青年人的工作，善于交朋友，知人善用。他重视计划处党支部和青年团支部建设工作，组织我们学习政治，并加以辅导。记得毛主席访问苏联，从莫斯科回国路经沈阳时，做了许多重要指示。宝华同志一听完讲话，立即赶回来，马上把我们室主任、党支部委员召集起来原原本本传达，使得我们及时知道毛主席的指示并在工作中贯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既是计划处又是生产技术处，计划处的任务很繁重。在东北刚刚解放，面临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非常繁重，当时东北工业部管辖12个管理局、公司，除了铁路、交通、森林工业外，其他轻重工业、军工都管。为了东北工业的恢复和发展，我们编制了长远计划，对工业合理布局，对重大项目方案的研究和决策都做了大量工作，还编制年度生产、技术、财务计划，年度基本建设计划及增产节约计划等。这些工作都起到了很有力的参谋作用。
当时宝华同志正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对重要文件及时处理，常常和我们一起加班加点，从不耽误工作。他工作深入细致，经常深入厂矿调查研究，并且派人下厂矿调查研究，提出改进意见，择重要的下厂报告刊登在处内出版的刊物上。计划处是东北工业部最重要的部门，宝华同志长期领导计划处的工作，很得力，很有起色，屡受部领导的表扬，是部领导的得力助手和参谋。
宝华同志工作有魄力，有战略眼光。他对东北工业的恢复和长远发展，工业布局，比例关系，东北经济和全国经济如何合理衔接、综合平衡等重大问题，经常和我们一起讨论研究。对在企业中开展创新纪录运动，增产节约运动以及如何加强基本建设工作，以适应今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到来等等问题，他本人经常深思熟虑，除有时向苏联专家请教外，还动员全处工作人员深入研究，欢迎大家提意见和建议，他坚持民主作风，即使反对的意见他也听，从中吸取合理意见。有时他也参加讨论，大家都畅所欲言。
宝华同志对工作严格要求，对别人严首先能做到对自己严。他有严谨、细致、一丝不苟、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开始我报送上级的报告、批文和方案审查等，宝华同志必亲自仔细审阅修改，逐字逐句审查推敲，一些关键数据，亲自核对，连标点符号也要书写正确，他认为无误了才签发。天长日久，他对我们工作人员的工作态度、工作能力和责任心有了了解，心里有了底，对我报送去的文件，一般看个大样就签批了。宝华同志对我这样大胆放手，给予锻炼机会，他越这样信任我们工作人员，我们就越要更细心、严谨，加重责任感，自觉地兢兢业业做好工作。
宝华同志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关心群众。他不论当处长、秘书长、局长，还是当了中央部长、国家经委主任和中共中央委员等要职，都是平易近人。我认识他已56年，宝华同志始终是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和群众打成一片。所以许多人有事愿意找他谈，他能耐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和你谈心，交换看法，从不以权压人。这是一种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品德，是中国人的美德，也是使许许多多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人或者和他共过事的人尊敬他的缘故。
抗美援朝期间，随着战局的发展，战火已燃烧到我国鸭绿江边了。根据上级指示，我们计划处在宝华同志领导下，及时制定了搬迁一批工厂到黑龙江后方的计划。如沈阳轴承厂、沈阳机械厂等工厂的搬迁，加快哈尔滨电机厂、锅炉厂等动力厂的建设，加速筹划齐齐哈尔特殊钢厂的建设。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战略布局。
根据战局的发展，东北工业部计划处把大部分人员和档案疏散到黑龙江省鹤岗等后方。在沈阳坚持工作的是一小部分人员，大家都从市中心搬到南湖住，睡地铺，组织分工也不像平时那么细了，合起来办公。当时周恩来总理给东北工业部发来紧急电令，限我们在最短时间内生产出一大批铁锹，以应东北赶建军用飞机场工程之需要。我们在宝华同志领导下，白天黑夜值班调度鞍钢等钢铁厂加班生产，及时满足了备战的急需。此外，还组织有关厂矿加班生产军用物资，保证了前方的供应。
宝华同志虚心好学，知识渊博。当时我们刚转业到工业部门，是“白帽子”，是外行，在工作中碰到许多东西不懂。宝华同志倡导我们学习，向书本学，向内行人学，向苏联专家学，向工人师傅学。学着干，干着学，在实践中学习，在实际工作中提高。经过大家努力，互教互学，终于自己也能编制各种计划了。
宝华同志除了领导全处同志学习政治，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外，还带头学业务，钻研技术，钻研经济，和大家一起学。他自己带头挤时间多看书。他知识面广，随身带有一个小册子，记录了各种产品定额、指标和各种数据，加之他博闻强记，在各种场合遇到各种问题时，他都能对答如流，他这个小册子是很有名的。
宝华同志十分注意培养干部。计划处有宝华同志以及从延安和从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来的一批老同志，其余绝大多数同志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计划处有坚强的领导核心，领导班子团结，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工作上坚持认真、严肃、负责、实事求是的民主作风。计划处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全处同志朝气蓬勃，勇于挑重担。宝华同志十分注意教育培养青年干部，经过几年工作的锻炼，培养了一大批经济工作的骨干和领导干部，如朱基、林宗棠等同志。现在我碰到在计划处工作过的同志，大家都说东北工业部计划处是个好集体，是个战斗集体，是个大熔炉，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对于计划处的优良传统，人们至今念念不忘。
宝华同志生活简朴，艰苦奋斗。在沈阳时我们一些人实行的是供给制，同住在一栋日本人建造的旧楼里，同在一个食堂同吃一锅饭，穿的是公家发的衣服。他身为领导，严格要求自己，从不特殊，过着清苦生活，保持了延安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与宝华同志工作分开后，他对我的工作仍然大力支持，使我至今不忘。1957年秋我奉重工业部和中共鞍山市委的指示，负责筹建湘潭钢铁公司。1958年3月，阎志遵同志（鞍钢副总经理）和我率领建设大军包括生产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干部近万人从鞍山调往湖南湘潭，在稻田上开始建设钢铁厂。当时有一套250mm线材轧机（4条轧制线，年产线材50万吨），是由民主德国设计、制造的，成套供应由苏联转口，原拟建在鞍钢，后决定迁建湘潭。湘钢当时有民主德国专家组和苏联专家组。苏德两国专家，认为在湘潭的一片稻田上建设当时世界第一流的轧钢厂，起码要四至五年。苏联专家组组长勃列日涅夫（即原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弟弟）认为玻璃水银整流器极易损坏，便提出补订备品的建议，湘钢讨论后认为此建议合理。这样（当时我任湘钢副经理兼总工程师，同时又兼线材工程总指挥）我就去北京向冶金部领导汇报，我到后第二天，苏联专家组长也来到北京，第三天袁宝华副部长就召开了会议，听取了勃列日涅夫组长的建议和我的汇报。袁部长当即表示冶金部同意向民主德国追订玻璃水银整流器备品，并说明追加外汇用额需报国家计委转报国务院审批，保证三天内定有结果。三天后，周恩来总理批准了冶金部的报告。苏联专家组长勃列日涅夫很高兴，竖起大拇指说：“中国人办事效率高，了不起，佩服！”经过湘钢全体职工努力拼搏，250mm线材轧钢厂终于在1959年12月26日提前建成投产。
1960年1月，湘钢第一座45孔焦炉建成并已开始烘炉（烘炉期45天），但炼焦煤一直没有落实。旧历春节正月初一我从湘潭赶到北京。当天向冶金部供应局赵书扬局长说明来意请求解决炼焦煤供应指标。赵局长说：“没有想到你们干得这么快，焦炉要投产了，部里确实没有炼焦煤指标。你去找宝华同志，他一定能解决这个问题。”我说：“正月初一正是春节，去麻烦他，合适吗？”赵说：“宝华是咱们的老领导，老熟人，没有关系。”第二天（正月初二）我到宝华同志家里向他汇报了急需炼焦煤的情况，并且汇报湘钢生产建设情况（当时线材厂、金属制品厂、机修厂、动力厂、湘乡矿、东安矿已陆续投产）。宝华同志听了以后，对湘钢建设进度很快并陆续投产感到很高兴，对我慰勉有加。宝华同志明确告诉我：“春节放假后，上班第一天你去冶金部供应局赵书扬同志处拿炼焦煤的调提单，保证你们的焦炉顺利投产。”节后我就拿到调提单，满足了我们生产的急需，我体会到宝华同志办事有魄力，果断，说到做到。
宝华同志为东北工业的恢复和发展，为中国冶金工业的发展，日夜操劳，呕心沥血，是有功的，是建立了功勋的。
宝华同志的优良品德、工作精神和工作作风、待人接物等方面都值得我学习。他既是我的老领导，亦是我的良师益友，我衷心祝福他健康长寿。
199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