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洪
我认识宝华同志是在延安，那时候宝华同志在中央组织部，我在马列学院。当时在中央组织部里工作的还有王玉清、邱纯甫、王鹤寿、刘家栋等同志。
在工作上接触较多是在沈阳，宝华同志在东北工业部，开始在计划处工作，后来做秘书长。东北工业部有王鹤寿、吕东、安志文、夏耘等。当时我在东北局政策研究室，后来任副秘书长。东北局每季度都要召开座谈会，谈工业生产情况，谈工业经济方面的问题。东北工业部一般都派宝华同志参加，他介绍东北工业方面的动态。工业方面有些什么问题，我们也请教宝华同志。那时候给我的印象就是，宝华同志能认真地作调查研究，很熟悉工业生产的实际情况，说话有根有据，空话很少，说话实在，提问题也挺尖锐；对不同的意见，也很注意听，提出自己的看法，以理服人，没有强词夺理，态度很诚恳。
在1952年秋天，中央要从东北调干部，大部分调到国家计划委员会，另一部分调到重工业部。可是调哪些人，是到重工业部工作合适，还是到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合适？因为当时中央调我到国家计划委员会，做国家计委委员兼秘书长，当时要我参加组建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配班子，调干部，我们想要调些青年人和技术骨干，在这中间我和宝华同志接触比较多，他提出了一些年轻的干部，像朱基、林宗棠等同志。在东北的时候，新纪录运动搞得很好，第一机床厂新纪录运动搞得也很好，我还给他们写过一篇社论。对新纪录运动宝华同志起过很大作用，新纪录运动开展情况，是他给我们作的报告。我们去沈阳冶炼厂和第一机床厂蹲点调查。去之前，也是宝华同志给我们介绍厂子的很多情况。我还记得当时沈阳冶炼厂因电机接头接错了，出了大事故，厂长撤掉了，后来的厂长是赵岚同志。
宝华同志调到重工业部钢铁局工作，在这之前还跟富春同志到过苏联谈判第一个五年计划。宝华同志虽然过去是学地质的，但对工业很熟悉，他到工业部门，很擅长钻研业务，是又红又专的干部，干一行专一行，就像他到物资部工作，在业务上他是很专的，很精通的。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记人名记得快，记事的能力非常强，好多事过了很久，他都能记得起来；好多干部，他接触一次就能叫上名字来；特别是记数字，那真是能力过人。宝华同志讲话很有逻辑，思维能力很强。
1978年，宝华同志带我们到日本考察，收获很大。这对改革开放起了很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我们去日本考察的建议，基本上被采纳了。我们是1978年10月份去日本的，11月份写的调查报告，12月初把报告送上去了，华国锋同志亲自听我们的汇报，12月底开的三中全会，我们的报告起作用了。
从日本回来后，中国企业管理协会成立了，宝华同志是会长，我是副会长。什么叫企业？日本人讲，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中国没有企业，也没有企业家，因为咱们不是独立核算，不是自负盈亏。企业的制度由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变成厂长负责制，一直到后来的《企业法》。这方面宝华同志所起的作用是别人所起不到的，这是宝华同志对国家的特殊贡献，对宝华同志这方面的贡献应当大书特书。宝华同志讲，企业是相对独立的法人，企业是经济的主体，但宝华同志不是狭隘地站在企业的利益上，而是站在国家的利益立场上，给企业创造条件，不像有些人那样，片面地站在企业立场上，强调企业利益。宝华同志是从全局的观点来看企业。他作为企业管理协会会长，要替企业说话，反映企业困难，反映企业问题，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宝华同志不是片面地站在维护企业利益的观点上。反过来讲，也有人片面强调企业利益，不顾国家利益，宝华同志是反对这种观点的。宝华同志既照顾国家的全局利益，又照顾到企业利益，尊重企业的自主权，维护企业的自主权，我们的改革就要遵照这些原则。过去，企业根本没有独立性，没有自主权，企业不是一个经济法人单位，企业法把它变为法人了，以后进一步发展了，一步一步地来，也不是一下子就认识那样清楚的，企业的性质、企业的地位、企业的责任，以至后来形成企业法。在我看来，我国真正的企业管理专家就是宝华同志。写宝华同志传的时候，这一点要特别强调出来，要着重讲他在这方面对国家的贡献。
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两张皮的现象还是存在的，两者结合不起来，做经济工作的忽视政治工作，做政治工作的忽视经济工作，就是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方面结合不起来。可是宝华同志对这个问题处理得比较好，他的讲话里，从来都是既讲经济又讲政治，既讲物质文明又讲精神文明，这也是他很大的特点。做经济工作往往偏重在经济事情上，忽视政治，宝华同志就非常注意政治。他是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会长，同时又是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会长，他担任这些工作非常合适，理论与实际结合得好。他重视实际工作，同时又注意把实践上升到理论层次，这样效果更好。宝华同志讲话有条有理，这些条理又是从实际中升华出来的。
宝华同志在待人接物方面很诚恳，很实在，与人为善，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不耍官腔，没有那套习气。这些事迹的确值得我们学习。宝华同志工作很勤奋，勤奋好学也是他的特点。每次开会他都做笔记，善于把别人发言中最精华的部分概括出来，记到笔记本上。宝华同志对西方的东西是系统地考察，批判地接受。
1996年11月6日
《袁宝华论企业家的修养》序
马洪
近几年来，有不少企业界的朋友向我反映，他们很喜欢听宝华同志关于企业家自身修养的讲话，认为很受教益；并希望能将他的讲话汇集成册，刊印发行，使更多的人受益。我也多次听过宝华同志讲话，颇有同感。现在，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这是应当向作者和编辑表示深切感谢的。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册子，是宝华同志近几年来关于企业家修养方面的讲话和文稿中一个很小的部分。都是短小精悍、言简意赅的作品，很值得一读。
袁宝华同志是在比较老的一代经济工作领导者中间，同企业家接触最多的一位，是企业家的知心朋友。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他就率领我国第一个大型企业管理考察团访问了日本，回国后创建了中国企业管理协会。此后不久，他又领导建立了中国企业家协会。袁宝华同志对我国企业家队伍的形成和企业家的成长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企业家队伍的形成和优秀企业家的涌现，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正如搞革命需要一支职业革命家队伍一样，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样需要一支职业企业家队伍。但在传统的经济体制下，我们的企业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只不过是行政机构的附属物，这样的企业的领导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企业家。这种体制下的企业家，同政府官员有一种殊途同归的趋势。一方面，许多政府机构的官员从不同的领域直接控制着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行使着类似企业家的职能。另一方面，企业的厂长、经理又从行政等级、政治和物质待遇等方面靠向行政官员，企业被分成县团级、厅局级、省部级等。经营好的或上级看中的企业领导人，就被提升为局长、市长、部长。这种导向，很难使企业经营者全力以赴地搞好经营，而容易诱发企业家走“仕途经济”的道路。只有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政企分开，把我们的企业办成真正的企业，使之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有竞争力的经济实体，才能造就出真正的企业家。
为了促进我国新一代企业家的成长，既需要企业家加强自身修养，立志做一个职业企业家，以发展企业为己任，为国家、为人民利益奋斗终生；还必须从观念、法制、体制等方面创造一系列条件。《袁宝华论企业家的修养》一书，为我们正确处理这些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武器。书中阐明的各种观点，对于我国企业家队伍的形成与壮大，对于企业家素质的提高，具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1999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