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仲藩
宝华同志倡导干部下基层作调研、团结、互助。我1949年11月到沈阳，分配到东北工业部计划处冶金室工作。宝华同志是计划处的领导，从此同宝华同志相识。计划处大多数是青年人，单身汉。领导上对大家关心、培养、教育、爱护备至；同志间团结、友爱、互相帮助；逢年过节都组织集体文娱活动，活跃机关生活，风气很好。在工作上，我们大部分时间是到厂矿企业作调研。那时，我们工作做得很细。我管5座高炉，把详细的技术资料积聚在一起，写了一个有关资料积累的报告。宝华同志看了，在开会的时候，给我以鼓励，并且说：“冶金室写了一个《为年产120万吨生铁而奋斗》的报告，说明我们的生产潜力很大。”那个时候，东北年产生铁80万吨～90万吨，以后大大超过了。
宝华同志检查工作轻车简从。1977年春天，计委生产组要我参加大庆展览筹办工作。这项工作，宝华同志分工主管。粉碎了“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大家工作的积极性很高，举办大庆展览是一件大事。各省市区、各部门都派干部在展馆工作，约有6000多人做布展施工，工作十分繁忙。一天下午，大家都下班了，正副馆长石峰、王逢田都回家了，只有我还没有走。宝华同志和他的秘书韩家增莅馆检查布展情况。由于事先没有通知，门卫不让宝华同志进馆。韩家增打电话找到我，我到保卫科办了手续才放行。宝华同志仔细检查布展情况，提出一些问题，我一一作了汇报。宝华同志不论到哪里检查工作、了解情况，从不搞前簇后拥的形式主义，只有一个秘书随从，而且事前不作通知，他要检查、了解真实的情况。
宝华同志了解干部，关心干部，对在他领导下的工作人员的思想、工作、生活都较清楚。1975年底，我在计委生产组报名要求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安排我1976年上半年到干校轮训。一天晚上我在调度室值班，宝华同志打电话给调度室，我接电话时，宝华同志问我到干校去有没有困难，我回答说没有。我到机关每次与宝华相遇，宝华同志都握住我的手，问长问短，表示关心。1981年，湖南省花鼓戏团来京在吉祥剧院演出，给宝华同志送了票，宝华同志嘱托秘书把票分送给我和黄孚尹。宝华同志知道我们两个都是湖南人。宝华同志记忆力很强，只要见过面、谈过话、问过姓名，就记住了。相遇的时候，叫姓名打招呼，使同志们备感亲切。
宝华同志能妥善处理部门间发生的矛盾。1980年上半年，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因为职工教育工作中的问题产生了矛盾，开会、说话都格格不入，闹到了中央书记处。邓力群同志得知后出了个主意说：“全国职教工作，你们两家谁也不要管，交到袁宝华同志那里管。”这就是宝华同志兼全国职教委主任的由来。
宝华同志接任全国职教委主任后，首先组织调查组下去了解情况。给中央写报告。中央在《报告》上作了批示，并转发各地贯彻执行。但是，教育部和全总闹矛盾的问题仍未解决，教育部门老是批评全总工作管得多了。辽宁省职教办副主任刘自清把这方面的问题写了一封信，寄给经委党组成员、职教委副主任李伟。我们职教办几位同志经过研究确定，把此信原文手抄一份送给邓力群同志。这样做的意思是，既报中央了解这一情况，又表明信中内容同经委、职教办无关。宝华同志经过深思熟虑作了否定。他说不能抄发，不要从经委、职教办这里说出人家的是非，我们才恍然醒悟，没有做。从处理这封信的态度便可以看到宝华同志处理矛盾问题的周密思考，他处理妥善，照顾大局。
关键时刻，宝华同志亲自动手处理问题。宝华同志兼任全国职教委主任之后，中央根据我们的调查意见要我们代中央起草一个《加强职工教育工作的决定》。宝华同志即指定温厚文、孙尚清两名同志办理。《决定》稿送给王任重、邓力群同志，中央书记处作第二次讨论时，宝华同志带我去参加，经过讨论后提点修改意见。宝华同志要我根据讨论意见，对《决定》稿作了修改，宝华同志审阅后，亲自动手写了一封信，连同《决定》稿和《报告》，送给中央研究室。信中说：“《报告》和《决定》稿，请你们研究修改，但请注意不要把指标改掉。”指标是指职教经费占多少，教师占学员的比例，学员平均教室面积多少等，这是发展职教事业的关键所在。宝华同志亲自动手写了这封把关的信，为职工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宝华同志亲自抓了青年职工教育“双补”工作。所谓“双补”，一是补文化，要求达到初中水平；二是补技术，要求达到各自技术等级的“应知应会”。考试合格，发给证书。这一重大创举，得到全国广大职工热烈响应。从1981年到1983年，连抓了三年，对提高广大职工的文化、技术素质起了很大作用。当时，宝华同志还写过一篇有关职工文化、技术学习同工资等级挂钩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宝华同志生活简朴、清正廉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些率先垂范的好思想、好作风，在计委、经委领导干部和广大工作人员心目中，得到普遍反映。我多次听他作报告、讲党课，大家都是认真地听，深受教益。
1996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