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进玉
新华社原副社长冯健同志嘱我说：“你去写写袁宝华同志。作为老干部，他两袖清风，值得一写。”冯健同志的语气肯定，听得出来，他很动情。
打电话去联系，原来在袁宝华身边工作的几位秘书都愿意谈谈。
这是令人难忘的采访。作为记者，我觉得无需再作什么“妙笔生花”的加工，如实记录，已足见风范。
朱仁学：我觉得，宝华同志不仅是我学习的榜样，也是所有中青年干部学习的榜样。他要求自己历来十分严格……（朱仁学的话刚刚开了个头，便激动得说不下去了。）
宝华同志从来不愿意宣传自己，并要求我们不要宣传他。我是这么做的。前任秘书也是这么做的，所以我要先申明一下，如果我现在还在宝华同志身边工作，或者他还在“一线”，我都不能接受采访而只能婉言谢绝。现在，宝华同志已经从一线退下来了，我也有一段时间没在他身边工作了，所以我很愿意说说。
宝华同志的清正廉洁，不以权谋私，是非常、非常突出的。
宝华同志过去一直担负领导工作，并且是在掌握实权的经济部门做主要领导。他担任过物资部部长，国家计委、经委副主任，国家经委主任等职。经他手审批的建设经费和建设物资难以计数，但从我和他的接触来看，他从来没有为自己、为亲属、为老家，牟取过一丝一毫的私利。这在经委、计委、物资部是有口皆碑的。
我还没到宝华同志身边工作时，就听说他严以律己。好像是1980年，委里评选优秀党员，无记名投票，我印象中，宝华同志是以很高的票数当选的。到了他身边，更感到他名不虚传。
各地、各部门到北京部里，到计委、经委办事的人太多了。认识的也罢，不认识的也罢，老战友也罢，老家来人也罢，该办的事，他要求我们一定要办好、快办；不该办或者一时条件不具备而不能办的，他也要我们向地方的同志讲清楚。任何人送的任何东西，他是一概不收的。有时，来的同志很熟，说：就是一点茶叶。宝华同志也不收，说你们留下招待客人吧。我们怎么能收呢？我们在宝华同志身边工作，他这样严格要求自己，我们做秘书的，只有维护宝华同志的声誉，怎么能给他脸上抹黑呢？
宝华同志在一线工作时，在电台、报纸、杂志上发表过许许多多的文章和谈话。这些文章、谈话，有的是他自己起草的；有的是他谈思想，我们帮他起草，最后由他审定的。有时，应一些地区、部门的再三请求，宝华同志也就企业管理、职工教育等由他主管的工作给地方的同志题过词，因此常能收到稿费。对这些稿费，宝华同志分文不取，或转交提供材料的同志，或交了党费。我在宝华那里工作时是这样做了，作为规矩，又交代给后任的秘书。宝华同志这样做，却从来没有讲过。我今天讲，大概是第一次向新闻界披露吧。
我可以负责地讲，在我当秘书的那段时间里，我没有代宝华同志收受过半点东西。现在想想，最多是我用他的稿费买过几次宣纸，那也是因为别人请他题字，他又不让我们朝别人要纸，我去买过一些。
国家正式宴会，他是去的；如果你专门要在北京请他，他绝不会去。宝华同志给我们讲过这么一件事：抗美援朝时，他在东北工业部任秘书长。一次，东北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同志到鸭绿江边检查工作，宝华同志正好陪着。到了江边某地，地方的同志摆了一桌酒。鹤寿同志一只脚迈进门，另一只脚还在门外，就看见了这桌饭。宝华同志告诉我们说：鹤寿同志的脸立刻就拉了下来，二话不说，转身就走。
我也给你讲这么一件事，那是我随宝华同志去东北。一位地方领导和宝华同志是老战友，因此第一顿饭稍微丰盛点，摆了两桌。这位领导是带着老伴一起来的，他还带了一个小提包。他们是老战友，他也知道宝华同志的脾气。开饭前，这位领导同志从小包里拿出两瓶酒，说：“宝华啊，我和你嫂子（他比袁宝华年纪大，战争年代还曾经是宝华同志的上级）今天从家里带来了酒，不是公家的，来，咱们喝点儿。”宝华同志没吭声，我们谁也没敢吭声，酒就这么摆在了桌上。可宝华同志还是不喝，他说：“好，好，××同志请客，请大家喝，反正我不喝，来，你们喝。”说着，把两瓶酒拿到了我们这几位工作人员的桌上。结果，那顿饭宝华同志没喝，我们这桌也没一人好意思喝。
可以讲这是他的一贯作风。我跟宝华同志这些年，各省的同志都知道宝华同志有这么个规矩，只要他来，饭就要简单，酒就干脆别上。当然，宝华同志这样做，又是很讲究方法的。他并不是生硬地拒绝，也不会把人家骂一顿。他是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真正是身体力行。
还有他的老伴朱傲石同志，是1949年以前参加工作的老同志，要求自己也很严格。我记得是1980年初，他老伴做了一次大手术。手术后，医生认为病情仍然需要继续观察、诊治，因此，宝华同志的老伴每月要到医院去一次。他们家住在复兴门，他老伴的合同医院是友谊医院。我不能说她一次也没坐过宝华同志的车，但十有九回，他老伴是自己坐公共汽车去。如果不是夏天遇到大雨，冬天遇到大雪，她是绝不用宝华同志的车的。她说：“车是国家分配给宝华同志用的，是他的工作专车。我和孩子们没有这个权利坐。”
齐鸣秋：我在宝华同志身边6年，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人格力量。
宝华同志常常讲，作共产党人，就要有不随波逐流，不庸俗化的抗潮流精神。伸手要“官”，一切向“钱”看，大吃大喝，挥霍浪费等等一切庸俗的“潮流”，都和宝华同志无缘。用陶铸同志的一句诗形容宝华同志最合适：心底无私天地宽。
对工作、对同志，他是极端的热忱。宝华同志工作效率很高，从来不压文件。要求我们的是两句话：今日事，今日毕（完成）；明日事，今日计（计划）。在“一线”时，找他的人很多，他嘱咐我们说：退下来的和在“一线”的，先安排见退下来的；老同志和年轻同志，先见老同志；北京的和外地的，先安排见外地的。特别是外地企业的同志要见他，他总让我们尽快安排见。他说，外地的同志大老远地来北京，到你中央机关来，一定有急事，千万不能怠慢人家。直到今天，他还坚持每月请一些厂长（经理）来座谈，直接听取基层同志意见。所以，现在宝华同志给中央呈送调查报告，听说中央负责同志仍然认真批阅。我想，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资格老，更重要的是因为宝华同志的调查深入，分析精辟。
他在任时也罢，退下来也罢，只要是他认识的人病了，只要他知道了消息，他一定会抽空去探望。我陪着他不知道看望了多少人。他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后，得知中国人民大学函授分校的一位老师病了，他抽空去看，那位老师非常感动。
宝华同志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1935年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48岁时出任国家物资部部长。他知识渊博，工作繁忙，但他还是说：处处留心皆学问。即使是地方的小企业来谈，他也同样听得有滋有味。有一次我们急着到天津开会，没有软座，他就这么乘硬座走的。坐在硬座车厢里，他还是捧着书在看。
1988年5月，宝华退下来的通知一宣布，他立即腾出了自己的办公室，并到委里的新领导那里去报到，表示自己支持新领导的工作。所以，宝华退下来后，有时我还会到有关局去帮助他要一些材料。不管到哪个局，人家都非常热情，说：“齐秘书，宝华同志是我们尊敬的老领导。你放心，宝华同志要，我们尽快给准备好送去。”
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是宝华同志的人格力量。
我们和他一起出去时，从来不走在他前面——你说他年事渐高，想帮他在前面开开“道”，他坚决不同意。他说：“我们要走路，人家也要走路。我们可没这个权利让人家给我们让路。”出差在火车上吃饭，他也常常会提醒我们：“给没给人家饭钱？”吃完饭不给钱，他是绝对不允许的。有时出差，地方的同志会安排警车开路。宝华同志也非常反感，总是想办法让地方的同志不要这样做。他并不一定直接批评你，常常是在闲谈中让对方悟出他很反感这种做法。例如他会说：“招摇过市，群众会不会很反感啊？菜上得这么多，是不是太浪费呀？”
讲到稿费，我也经手过。我去他家送文件时，看看他家的家具除了公家配备的沙发和书橱，其他的都很简单。我想，老主任清苦了一辈子，还把稿费交了党费，总觉得应该给他攒点钱。文章稿费，他总是想办法分交有关同志，题词以及他自己写稿的稿费，不能再转给别人了吧，于是我悄悄给他存了起来。存到了3000多元时，我要调走，就拉个清单给他。宝华同志立即作了分配：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基金会1000元；企业管理基金会1000元；党费1000元……结果他自己还是一分也没要。
这些年，社会上送礼的风气较浓。有一次，来办事的人趁我离开房间，把一些礼品留在屋里没打招呼就走了。等我回来看他们已经走了，退又挺麻烦，于是想省点事不退了。看看那东西宝华同志可能用得上，就让司机开车给他悄悄送回家。没想到，第二天宝华同志上班时又把礼品拿了回来。他没有生硬地批评我，而是说：“企业现在日子也不好过，他们花点钱也不容易。你还是想办法找到他们，表示感谢，东西给人家退回去。”
隔了些日子他又对我说：“那种吃企业的风气最不好。”
有这么一回，我以后再也不敢代他收受一丁点礼品了。除了老家来人送点小米、干菜，他是一切礼品不收的。我在他身边工作时没遇到过一次塞“信封”的。我想，一些人知道宝华同志这么正派，也就不动这种念头了，如果送来“信封”，肯定要碰钉子。
1991年，他回到阔别五十多年的家乡河南南召县。事前，他没给省里打电话，南阳地委书记和专员知道后，都赶到南召，说：“宝华同志几十年没有回来，这次回来我们不知道，没能来接一接，不好意思。”宝华同志说：“我是闲人，这次回乡是私事，你们的工作都很忙，千万不要陪我。”宝华同志在返乡之前就嘱咐我，一定要告诉家乡领导，他出差有约法五章：不准多人接送，不坐小车，不开迎接大会，不设宴招待，不准送礼。
宝华同志是个极重感情的人，但他又是个要求自己极严的人。他一直没有回乡，一是过去他工作太繁忙，二是他在国家经济综合部门担负领导，主管生产协调和调度，回乡肯定会遇到难以回避的问题。1991年回去时他已75岁，虽然他已从一线退了下来，但还担任着中顾委委员、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等职。封建社会有“衣锦还乡”之说，宝华同志回乡，却连小汽车也不肯坐。
韩家增：我在宝华同志身边工作时，社会上请客送礼的风气还没像现在这样严重。那时，宝华同志要求自己也非常严格。他是主管全国生产的领导，来找他的大小企业的领导太多了。他管的就是生产物资和生产调度，如果要求自己不严，想借机为个人捞点好处，应该讲是有条件的，但是宝华同志没有利用职权去牟取过一点一滴的私利。他总是协助、帮助企业解决困难，想办法联系有关部门，尽力为企业排忧解难。
大小企业拿上东西跑到北京来送礼，过去很少见。我只记得有一次他的一位老战友的孩子到北京来找他，想请他帮忙，带来不少礼品。东西是直接送到宝华同志家里的，但宝华同志还是不要，又嘱咐我把礼品全退了回去。
宝华同志除了参加国宴，其他的宴请是不参加的。我常常随同他出差，接风、饯行、陪餐等，都是很少很少的。每逢外出，他总要嘱咐我们，先和地方的同志打个招呼，吃饭一定要简单。吃完饭，总要问我是不是结清了账。参观考察企业，他也有交代：一是不准收礼，二是不准买便宜货。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宝华同志出国考察的机会很多，我也常常跟着。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瑞士等国，他都去过。那时有些人出国回来，大包小包要带一堆，宝华同志从来都是简简单单，顶多用零花钱给小孙子买点小玩意儿。无论在国内、国外，他都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如果收到礼品，回来之后一定交公。我在他身边多年，随他出国多次，他从来没有带回过一个“大件”。
记得一次到日本，接待单位要送给代表团每人一台大彩电，但宝华同志坚决不同意，结果，代表团里当然是谁也不能拿。
三位秘书还讲到宝华同志的其他许多感人事迹，限于篇幅，未能一一转述。但我想用一副联语来表述听后的感受：
两袖清风，从不曾求田问舍；
一生心血，尽付与建国兴邦。
1993年7月5日
1981年袁宝华在月坛北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