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承烈
我们以无比喜悦的心情与由衷的祝福，迎来了我国经济管理界的老前辈、我们尊敬的老领导袁宝华同志的九十华诞。
宝华同志数十载如一日，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高风亮节，生动而令人信服地体现和验证了“仁者寿”（《论语·雍也》）的古训。
我自1980年初由中国科学院调入国家经委，在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工作以来，在宝华同志领导下工作迄今经历了整整25个年头。25年对一个人来说是段相当长的人生阶段，对我来说，这也正是我受教益最丰富，最难以忘怀的人生历程。
其实在我调入协会之前好几年，我们的工作和活动已在宝华同志负责指导下进行了。
那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自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教授就率领了一支小分队应邀到全国各地去推广他倡导的统筹方法及优选法，为经济建设服务。我自1972年秋起，参加了这支小分队，随华教授到各地推广。在各有关省发出邀请后，小分队领导就首先向国家计委报告、请示，得到计委同意后才去展开活动。而计委直接与小分队联系的就是宝华领导下的宋力刚同志。
后来，到了1981年6月，当协会与世界经济论坛（当时为欧洲管理论坛）在京举行的第一次企业管理国际讨论会上，宝华同志在和作为协会副会长的华罗庚交谈时，华才获悉，去各地推广优选法要向计委请示，正是宝华同志按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执行的。
那时宝华同志在受“文化大革命”冲击后已恢复了在国家计委的工作。
1970年北京刮起了一股外迁风，许多机构都要从北京迁往外地。
当时华罗庚作为副校长的中国科技大学也不例外。1970年3月4日，周总理对华罗庚要求追查被盗手稿的来信，向当时中国科学院几位领导专门作了四点批示，提出：“首先，应给华罗庚以保护，防止坏人害他”；其次，“应追查他的手稿被盗线索，力求破案”；再次，“科学院数学所封存他的文物，有无被盗痕迹，并考虑在有保证的情况下发还他”；最后，“华的生活已不适合再随科大去‘五七干校’或迁外地，最好以人大常委身份留他住京，试验他所主张的数学统筹方法”。
这段简短的批示体现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对一个老知识分子无微不至的关爱，确实感人肺腑。
所以，自1972年作为华罗庚推广优选法小分队的一名成员开始，我已经在宝华同志的“幕后”指示和指导下学习和活动了。
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宝华同志与华罗庚协商，在中国企业管理协会成立后，华罗庚同意把我调到协会。
我自1980年初调入国家经委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后，当年4月末参加了宝华同志率领的国家经委访欧代表团，访问了瑞士、联邦德国和奥地利三国。这是我直接在宝华同志领导下工作的开始。5月1日代表团在日内瓦访问了欧洲管理论坛总部。这次访问奠定了自1981年开始的双方在北京共同举办国际讨论会（后改名为“企业高峰会”）的基础。在联邦德国的考察给代表团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的职业教育培训，德国青年不同于我们，把升学作为惟一出路，中学毕业都追求进大学，而他们中学生升高等院校的只占1/4，而一半人初中毕业后进入技工学校进行三年学徒工培训，练好基本功，这也许是德国产品一向以优质见长的根本原因之一。代表团访欧回国后，对我国加强职业教育成为向中央主要建议之一。
对宝华同志数十年丰富多彩的国事活动，尤其在半个多世纪以来在经济管理领域的主要成就，以及对协会建设发展的许多指示和活动，有关介绍与报道十分丰富。下面我只想提一两点令我感受最深的事例作为本书的一个小小补充。
1983年1月7日，在企业协会召开的“借鉴外国企业管理经验座谈会”上，宝华同志针对当时开放初期对如何对待国外经验的不同见解，提出了“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十六字方针。这既在当时指明了正确的“洋为中用”的方向，而更为之后的二十多年的实践所验证，这是一条正确的方针，具有强大的指导意义和生命力。这反映宝华同志从当时我国的国情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地及时提出高度概括的政策性指导意见，在企业界与学术界赢得了高度赞赏与共识。
1984年，宝华同志收到一封由中央宣传部转来的群众来信，是中国人民大学一位学生的家长写的，信中提到，在他看到儿子的一本笔记中，记录了中国人民大学邀请一位在京工作的日本专家在学校向学生作报告的内容，谈到日本人如何借鉴中国的古代思想和哲理去经营企业，其中提到《孙子兵法》、《菜根谭》等。这位家长看了深受触动，认为中华民族祖先留传下来的珍贵文化遗产，要是我们自己不去学习，不去继承，反而要外国人来教我们年轻一代，这还像什么话？于是他为此事上书中宣部。宝华同志对此信很重视，不仅作了批示，还指定了两三位有关同志（其中包括我）要对此进行研究。我得悉此事后向宝华汇报，事实上我在1983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一次有关中国经济管理问题的研讨会上，就作了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古为今用的报告，向美国人谈到信息技术的数据传输与长城烽火台，运筹学、博弈论与田忌赛马，企业战略与《孙子兵法》，人才竞争与用人之道等，比那次日本人给学生讲还早一年。
1984年12月，我们以国家经委经济管理研究所名义召开了首届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座谈会。宝华同志对此十分重视，抱病接见了全体代表，提出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外开放，大力引进了国际上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的先进经验；但我们要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管理领域也要体现有中国特色，因此要重视发掘我国古代文化遗产这座伟大的思想宝库，做到“古为今用”，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管理科学服务。他指出，管理的现代化绝不意味着管理的“外国化”，它必须符合中国国情、体现民族的特色，做到科学化与民族化的结合。现在看来，在继续吸收、消化外国先进经验的同时，深入发掘和积极总结、研究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应该说是时候了。
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我们成立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会，出版了一系列古为今用的专著，迄今已整整20年了。
在这20年间，我们一直得到宝华同志的大力支持，使这个活动能继续维持到今天。
现在，中央对文化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就强调“要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十五大则早就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它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因此，宝华同志早在20年前就高瞻远瞩地提出古为今用的见解，在当今全球化与我国入世后的情况下，促使我们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发挥我国古代管理思想在国际竞争中的特色，使我们这得天独厚的文化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必将在“人无我有”的市场竞争规律中发挥出更强大的生命力。
与宝华同志共事或接触过的人，都对他产生仰慕之情，尤其在企业界，宝华同志享有崇高的威望，这些都反映了他数十年如一日的一贯为人的风尚，反映了他的人格魅力。下面只想举一个具体事例加以引证。
2002年，海尔集团在顺利发展十多年后，舆论界开始出现不少对其经营方式与经营业绩的质疑与负面报道。2002年8月12日，宝华同志在送他的一份报告上批示：“对海尔的一些议论，我已注意到。出了名的企业为人们所关注，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除了恶意中伤，一切不同意见都有参考价值。这是所有企业领导人应采取的态度。”
这体现了老一辈领导人在企业家面临困难所作的语重心长的叮嘱是多么亲切和意味深长！
与此同时，在2004年1月31日，海尔入选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100个品牌”，而且成为惟一入选的中国本土品牌。宝华同志在看了海尔领导介绍此事的信后，于2004年2月17日批示：“看了此信令人振奋！请代我向海尔的同志们致敬意。”
这两次批示正可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反映了宝华同志“为企业的忧而忧，以企业的乐而乐”，一心贴近企业的风貌。
宝华同志受到我国广大企业的爱戴是情理中事。
这也正体现了宝华同志的仁者风范。
宝华同志享有高寿，确实堪称“仁者寿”的典范。
2004年共和国经济建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