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具有一定的质和量，是质和量的统一体。质是一事物成为它自身并区别于他事物的内部所固有的规定性，特定的质就是特定的事物存在本身。量和质一样，也是事物所固有的规定性，是事物的规模、程度、构成成分的排列组合等可以用量来表示的规定性。质和量不可分离，总是结合在一起，共同规定着特定事物的性状和功能。
素质的品第是表示素质的结构、功能、等级的量的概念，可以用优秀、良好、较好、好、不太好、一般、不好、差、很差、极差等来表示。这些概念虽然缺乏数字的精确性，带有一定的模糊性，但作为一个量级序列，也能将素质的量的相对关系明确地标示出来。素质的品第既可指综合素质的等级。例如，伟人、能人、凡人、庸人等等，也可指单项素质的等级，例如，庄子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是从个人修养境界上加以区别的。又如，从人的才能素质上可以区分出天才、奇才、通才、人才、庸才等等。
我国古代学者曾对素质的品第作过一些探讨。孔子从先验论的立场出发、提出“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论断。受此影响，汉代的董仲舒和唐代的韩愈，先后提出了人性有上、中、下之别的“性三品”的观点，认为上等的“圣人之性”先天就是善的，不需教育；下等的“斗筲之性”，是即使经过教育也难以转化为善的。这两种人都是少数，多数人属于“中民之性”，可导而上下，需要教育引导其向善。这种宿命论无疑是对封建等级关系的维护。始于魏晋之际的“九品中正制”，在实施中逐步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现象，人的品第也逐步异化为“门第”，到隋代终被科举制取代。宋代王安石在肯定和发挥孔子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观点的基础上，对其“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等观点，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所谓“上智与下愚不移”，“非生而不可移”，而是始终“不移”地“习于善”或“习于恶”。始终“不移”地“习于善”者为“上智”；始终“不移”地“习于恶”者为“下愚”；“一习于善一习于恶”者则为“中人”。就是说，王氏认为，善恶不是人性中先天固有的品质，而是后天习染的结果，品性的等级也是后天习染的结果。这一观点揭露了先验论的宿命论的错误，在哲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唯物主义肯定人的素质的品第差异，同时认为这个差异不是先天的，而是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活动及其产生的社会效益决定的。按照对历史发展影响作用的大小，个人可分为普通个人和历史人物（在历史人物中则按对历史影响的性质分为进步人物和反动人物或杰出人物和反动人物）。在普通个人之间，素质上的千差万别使人类社会表现得丰富多彩。不同的个体有不同的品性、资质和格调，表现着真实的人的特色。人与人之间的素质差异是产生竞争的基础，由于每个人都具有各自的理想追求，都具有天生的趋高和趋前性，都具有“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宏愿，因而，竞争不仅促进自身素质的发展，而且推动着社会进步。杰出人物的重大作用，主要表现为他们能够反映历史发展的要求，比一般人站得高些，看得远些，做得好些，影响大些，或者成为群众运动的领袖，或者成为某一方面的伟大发现者、发明者。杰出人物以自己的优秀素质推动着历史的车轮，而历史又总是带着杰出人物素质的印记呼啸向前。
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历史风云激荡的时代，也是杰出人物辈出的时代，其中开辟大时代、决定中国命运的是三位伟人，他们分别代表了现代中国的三个典型的时代转换：孙中山是现代中国的“仿效时代”的集大成者，他提出的《建国方略》基本上是对早期资本主义制度的模仿，代表了自鸦片战争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向西方学习的伟大追求和成效。毛泽东代表着中国革命的“创造时代”，毛泽东性格中的创造型、自主独立以及天然的民众情绪，都给中国革命史以极其鲜明的印记。“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群众路线，从微观个性的本质上说，是毛泽东性格的民族形式的外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性格。邓小平无疑代表着“改革开放”的时代，这位具有非凡政治意志力，一生饱受波折、刚毅过人而又善于以柔御刚的改革政治家，受任于败军之际，危难之中，以其“唯重实效”的治国之术与宽容达观、不拘一格的作风，游刃于现代化进程。这个时代从开拓、成型到发展，其主要模式和基本构建，都展示了这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个性特征。可以说，当代体制改革的力度，社会发展的深广，建设思想和治国方略的定型，无不浸透着邓小平的性格内核。
需要强调的是，普通个人和杰出人物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杰出人物不是天生的，而是时势召唤、锻炼和筛选出来的，是从群众中涌现出来的，是从普通个人成长起来的；普通个人对历史发展也能发挥自己的作用，社会发展程度越高，普通个人的作用就越大。当社会发展到社会成员都得到全面发展时，每个普通个人都将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活动家。
群体素质也有品第之分，有强大与弱小、先进与落后之别。例如，民族素质就是这样。当然，正如个体素质的高低不应当影响他的人格和尊严，民族素质的高下也不应当影响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国格”和尊严。新老殖民主义者借以推行民族压迫、种族歧视和侵略扩张政策的民族、种族优越论，是反动的、站不住脚的。也正如个体素质可以发展变化一样，民族素质的高低不是绝对的、固定的，而是相对的、动态发展的。无论是个体素质还是民族素质的品第，都只是其连续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状态的“定格”，是短暂的。素质的品第既可以提高，也可能堕落。一度号称为“不落的太阳”的民族可能有衰落之时，而一时落伍的民族，只要能够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就一定能跻身于先进民族之林。这正是我们今天努力提高民族素质、振兴中华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