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与沈从文、老舍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20世纪20年代读大学时始发作品，1940年至1947年发表《复仇》《鸡鸭名家》等短篇小说。1950年到北京工作，在李伯钊、老舍前后任主编的《说说唱唱》杂志当编辑。60年代，短篇小说集《羊舍一夕》出版。写过京剧剧本《范进中举》和《沙家浜》等。新时期他的小说创作勃发。《受戒》写小和尚和船家女萌生天真无邪的朦胧爱情。情趣和诗意、人情和人性、俗世和天堂暗通，真性情便是真人生。《大淖记事》则故事略有起伏曲折，写一对年轻人纯真的爱情，遭到蹂躏，而爱却使生者死，死者生。两篇小说奠定了他的创作成就。《故里杂记》《故里三陈》《皮凤三楦房子》等作品，则将笔触深入了对市井生活的描绘，寄寓着一种和传统文化联结的悠长的人生，将生活的变动寓于生活的常态之中。汪曾祺的小说完全避开当代主流文化，多取材苏北的民情风俗，以优美的笔调歌颂劳动者的生命活力和美好追求，表现民间的大美和人性价值，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汪曾祺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说集《邂逅集》《羊舍的夜晚》《晚饭花集》等，散文集有《蒲桥集》等。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其四卷本《汪曾祺文集》。
其短篇小说《大淖记事》获全国第四届优秀短篇小说奖。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人，出身于一个普通旗人家庭。其父隶属正红旗满洲，为皇城护军，死于八国联军炮火。一家人靠母亲给人洗衣缝补为生。
1912年，老舍小学毕业，考入师范学校。十九岁毕业，先后任小学校长、教育会文书和中学教员。五四运动既使他接受新思想，又唤起他对文学的浓厚兴趣，给了他“一个新的文学语言”。
1922年至1923年，在南开中学校刊上，发表短篇小说处女作《小铃儿》。1924年赴英国，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授中文。客居异乡，十分寂寞，写出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接着又写长篇《赵子曰》《二马》。虽在异国，写的却是国内北洋军阀统治下动荡不安的北京城乡生活。《二马》则以伦敦为背景，写北京人在伦敦饱受歧视的处境。
1930年，老舍从英国回国。先后在济南、青岛的大学教书，与闻一多、梁实秋等成为同事。回国后第一篇小说《大明湖》，写济南“五三”惨案，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丑行。1932年创作寓言体小说《猫城记》，鞭挞“国民性”。1934年写长篇《离婚》，暴露官僚机构的腐败和一群公务员无聊的生活图景。1936年以前还写了不少短篇小说，后辑入《赶集》《蛤藻集》等集。其中最优秀的为《月牙儿》，写的是善良母女因生活所逼，沦为暗娼的悲惨遭遇。
1936年，老舍辞去山东大学教职，创作了长篇小说《骆驼祥子》，真实地再现故都北平城里人力车夫的悲惨命运。
抗日战争爆发，老舍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实际负责人，广泛团结文艺界共同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表现了非凡的能力，做出了很大贡献。同时创作了大量话剧，如《残雾》《张自忠》等，表彰抗日将士，宣传民族团结，鼓舞战斗意志。
1946年，老舍应邀去美国讲学，其间完成《四世同堂》。1949年12月回到祖国。以高涨的热情旺盛的精力，创作《茶馆》等众多优秀作品，还兼任一些文艺工作领导。赢得“人民艺术家”和“文艺界劳动模范”称号。
1966年，在“文革”中受到屈辱，为抗议暴行、捍卫尊严而自沉太平湖。
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要么坚持“政治文艺一元论”的观点，要么改而为“政治艺术分论”的观点。总之，都是以阶级、政治划线，把作家分为“革命文学作家”、“进步作家”和“没落资产阶级文学流派作家”，甚或干脆称“反动作家”，他们把鲁迅、郭沫若、巴金、老舍归类于“革命文学作家”的同时，把胡适、林语堂、梁实秋视为“反动作家”。甚至把离政治稍远的沈从文、徐志摩等人也视作是有着“反动的政治态度和文学主张”的“新月派”的代表人物。其实毫不奇怪，如此臧否作家，是史学家政治化的必然结果。当时，我们的文学史家们，“创造性”或违心地，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民主主义论》为依据，把“文学史”当成了“革命史”，把文学与革命直接对应，并由此衍生出政治化的评价视点与研究范式。其流弊甚广，贻害甚深。沈从文们对上述的“诽谤”、“近于说谎”的批评，曾表示强烈的质疑和愤慨。问题是这种毁誉，曾使无数作家被无情整肃，甚至命丧黄泉。而且，这种混合着谎言和诽谤的文学史，不仅造成是非错位，文坛混乱，作家不和，还给作家们造成至今难以抚平的心灵伤痛。
过去的文学史书写者们，留给我们许多似是而非甚至荒诞的表述，必须予以厘定和匡正，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老舍与沈从文的种种误会，始作俑者，该属文学政治化这个“鬼”。
（一）
老舍与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都有很高的地位和影响。
《中国文学通史》称“老舍那种讽刺与幽默兼而有之，富有北京地方色彩和旗人文化因子的艺术特色，着重通过平凡的生活场景和日常生活细节反映社会现实的创作原则，善于刻画中下层市民的世态人情，和以喜剧的手法表现悲剧性的思想命题等”，“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具有独特的创作个性的作品，在新文学最早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
《中国现代小说史》是这样评价沈从文和他的作品的：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他能不着痕迹，轻轻的几笔就把一个景色的神髓，或者是人类微妙的感情脉络勾画出来，他在这方面的功夫，直追中国的大诗人和大画家。现在文学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及得上他”，“沈从文一人，卓然而立，代表着艺术良知和知识分子不能淫、不能屈的人格”。
当代的文学史家们，对老舍和沈从文的评价虽不尽相同，但大体上是接近事实的。一改政治化的评价标准，这实在是一大进步，也是文学之幸。
汪曾祺是位避开主流文化而取材苏北民族风俗，表现普通劳动者健康的活力及对美好生活追求，肯定美的恒久的超然物外的作家。得其老师沈从文的真传。
因工作，汪曾祺又是老舍器重如朋友的部下。他对两位亦师亦友的前辈文品、人品极为推崇。
20世纪90年代初，在我就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上，由我编发了一篇小说《风暴眼》，是在鲁院进修的作家写的。汪曾祺看了，颇为赞赏，便写了一篇评论给我，还参加了作品研讨会。饭后，到我家的小院喝茶，谈着谈着就说到了他的老师沈从文。
抗战时期，汪曾祺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给他们讲授写作课的，就是沈从文。那时，沈从文常常聚集一些包括汪曾祺在内的学生。沈从文无论多忙，总是热情招待这些弟子，与他们谈学习和写作的问题。沈从文对弟子们的习作，篇篇细读，然后挑灯修改，最后在习作上用清秀而工整的毛笔行书，具体地写下评语。汪曾祺后来说，自己在西南联大读书，沈从文的文学课，是他最喜欢的课程，使他终生受益。凡沈从文开设的“各种文习作”、“创作实习”，他都去听，在沈从文的文学素养和写作实践的浸润下，汪曾祺逐渐掌握了写作技巧。汪先生说，比如沈从文讲写作课时，从不讲“小说作法”等技巧性的东西，而是强调“要贴到人物来写”，心中有了活的人物，把“活”写出来，就是好小说。他还强调观察和发现生活和人物细节，有了细节，才能组装成作品。
汪先生说，沈从文教写作课，不善于夸夸其谈，而是写得很多。所谓写得多，就是在学生的习作后面，常常写出他的读后的评价，详细具体地写出习作的得与失，有时他还由习作说开去，谈有关文学创作的问题。因此，沈从文的批语写得很长，甚至比学生的习作篇幅还长。学生捧读沈从文漂亮行书的批语，既可顿悟，也是一种审美享受，他们习惯彼此传阅，汲取教益。沈从文不仅详批习作，还主动给学生介绍一些相关的中外名篇，作为学习的典范。汪曾祺说：“当时，我写过一篇习作《灯下》，沈先生就给我介绍了几篇类似的作品，其中就有沈先生自己写的《腐烂》。”
后来，读《汪曾祺全集》，第三卷中的《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一文，其中就有关于沈从文讲课的评价。汪先生说，沈从文讲写作课，听起来好像不那么系统，但是“你要是真正听‘懂’了他的话——听懂了他的话里并未发挥罄尽的余意，你是会受益匪浅，而且会终生受用的”。
在与我谈到沈从文时，汪先生总是对过去的文学史有意贬低乃至诽谤沈从文的种种恶评，耿耿于怀。在海内外影响如此深远的沈从文，一直被自己的祖国尘封，即便提及，也基本上是作为思想落后，甚至是反动作家的面目而出现的反面典型。作为弟子，汪曾祺当然有责任为沈从文抱打不平。说出历史真相，捍卫沈先生的“代表着艺术良心和知识分子不能淫、不能屈的人格”（《中国现代小说史》）。
（二）
汪曾祺的另一个领导兼老师，是老舍先生。
1948年汪曾祺因女友施松卿在北京大学任教，他放弃上海的工作，到北平谋职。当时他的老师沈从文正在北平，主持几个报刊，在老师的帮助下，他在历史博物馆谋得一职。解放军进北平后，他又随军南下。
1950年7月汪曾祺又回北京，进了北京文联，在《说说唱唱》杂志当编辑。不久，老舍当了《说说唱唱》的主编，成了他的领导。老舍曾说，在北京作家中，他最怕的是端木蕼良和汪曾祺，意在表扬二位的文学能力。
北京作家都喜欢和佩服老舍，说他人好，文字好，作品很有天赋。在《汪曾祺全集》中，他写道：“领导我们的是位作家。他和我们的关系是前辈与后辈的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老舍先生这样‘作家领导’的作风在市文联留下很好的影响，大家都平等相处，开诚布公，说话很少顾虑，都有点书生气、书卷气。”一个作家这样评价另一位毫无官本位思想的领导作家，更是很书生气的，有难得的真情实感的。
汪曾祺深为感动的是，每当老舍在“丹柿小院”里宴请宾客，也总会邀请小字辈汪曾祺。他说，“老舍先生是文雅的、彬彬有礼的”，“茶已沏出色了，老舍先生执壶为客人倒茶”。据汪曾祺的印象，“老舍先生总是自己给客人倒茶的”。
汪曾祺非常钦佩老舍的文笔，他对戏剧、绘画、民间艺术的深厚的造诣，尤令汪曾祺折服。文人的妙处，是总能从文史与琴棋书画中找到知音。
对于受“文革”迫害，老舍为文人的尊严、为人格的尊严的抗争，体面地自沉太平湖尤让汪曾祺敬佩。
大约是20世纪90年代初，与汪曾祺先生谈到他的两位师长、领导在抗战间发生的误解和矛盾时，汪曾祺先生以不了解情况为由，没作正面的具体回应，他只是笑了笑，是有大智慧的笑。
汪曾祺知道，他的两位老师间，原本没有什么芥蒂。1935年1月5日，《人间世》杂志在征询广大读者、作家“一九三四年我所爱读的书籍”活动中，老舍应征回答，列举的几本书中，沈从文的《从文自传》位居第一。老舍到昆明演讲时，沈从文从呈贡县的乡间居所专程去老舍下榻的旅馆拜望。老舍去游大理，再返昆明时，想去乡间回拜沈从文，只因行程有变化，未能成行。我们从老舍的《滇行短记》中，可见“在这里还遇到杨今南、闻一多、沈从文……诸位文坛老将，好像到了‘文艺之家’”。后来在《八方风雨》一文中，再次提到沈从文等对他的热情接待。
1952年，沈从文在北京博物院工作，填写“博物院工作人员交待社会关系表”时，沈从文把老舍的名字填入“作家中熟悉的”栏中（《交待社会关系》）。
汪曾祺先生的笑，好像是禅宗，不雅文字，也好像是偈语，机锋无限，他似乎在说，给文人间的关系以恰当的阐释是不可能的。
（三）
汪曾祺的两位先生在抗战期间，的确有些误会。
“抗战改变了一切”（老舍《我怎样写通俗文艺》），那就从抗战说起。
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老舍被推举为总务组组长，协会不设主席，总务组组长实际负责整个工作。抗战八年，老舍一直担任这一职务。战局动荡，经济混乱，再加上抗敌协会人员鱼龙混杂，老舍的工作实在艰苦，但他任劳任怨，全心投入。茅盾评价老舍时说，“如果没有老舍先生任劳任怨”，协会“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今天”（《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
老舍的好朋友梁实秋在《忆老舍》中说：“在名义上他是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负责人，事实上，这个组织的分子很复杂，有不少野心分子企图从中操纵把持。老舍对谁都是一样的和蔼可亲，存心厚道，所以他的人缘好。”
老舍虽动机单纯，人缘又好，但老舍以一个无党派人士，置身于各种微妙的政治斗争之间，他们都用各种办法拉拢或打击老舍。老舍的处境极为复杂，极为艰难。1938年，第一届“文协”选举时，沈从文被选为理事。老舍曾致信沈从文，请他主持昆明“文协”工作。沈从文不愿意与“无作品的作家”共事，故婉言谢绝。后“文协”改选时，早就对沈从文心存偏见的郭沫若擅自把沈从文从理事会名单中勾掉了。
1944年春，重庆文化界为老舍创作生活二十周年举行了纪念活动，据说是由中共南方局发起的。
这之后，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部署下，还为郭沫若、洪深、叶圣陶、张恨水、欧阳予倩、茅盾举行过祝寿活动。最有意味的是，为作家举行的祝寿等活动，与寿星的生日往往并不相符，如叶圣陶、茅盾的生日分别是10月28日和7月4日，但祝寿活动分别是10月15日和6月24日。所以提前多日，其实是按周恩来的意见，通过这些活动扩大民主力量的影响（罗尔纲《茅盾评传》）。
以给作家祝寿等活动，扩大民主力量的影响，无可厚非，那是当时我党搞统一战线的需要。但如果在文学界中，团结大多数，少些像郭沫若、周扬等人的“宗派主义”和“帮派”作祟，中国文学界的局面会更好一些。
针对郭沫若等所谓“权威批评家”的“宗派主义”作为，不少作家是不愿苟同和有反感的。沈从文就是其中较为温和的一位。沈从文是个非常自信的作家，他对文学的激进和政治化基本不赞同，发表了一些意见。《自由论坛》1944年11月10日，即老舍创作生活二十年纪念活动之后半年多，发表了一篇《七色魇题记》。文中有这样的内容：“我的名字和卞之琳先生的名字，果然同时都已上了报，被人派到为某某先生庆祝写作二十年消息上，刊登出来了……注意一下当天本市的报纸，才知道这次盛会，是由联大国文系主任罗莘田先生主席的。还有一篇演说文章发表，说到有个什么卖乡土神话的作家，想打倒他的老朋友。”沈从文根本没参加老舍的有关活动，硬说他出席了，已不悦，再见罗莘田著文骂他“卖乡土神话的作家想打倒老朋友”云云，沈从文才被迫写此文回敬。
罗莘田（常培）4月19日的《扫荡报》副刊发表题为“我与老舍”一文。文中说，“老舍自有他‘不废江河万古流’的地方，既不是靠着卖乡土神话成名的作家所能打倒”，又说老舍“纵然夜以继日，从手到口的去写，恐怕也难博一饱，还怎么苛责作家粗制滥造，没有伟大的作品出现呢？”前一段讽刺挖苦沈从文，后一段是对沈从文抗战期间写文章批评“抗战八股”粗制滥造的反批评。
针对罗莘田这篇文章，沈从文还是坚持抗战时期的文学主张：“作家的义务是素朴老实低头努力写文章，永远保持对工作的热忱和忠实……作家的权利是在一个公平自由竞争制度下，有机会陆续将作品和读者对面……一个作家和社会发生关系，是作品，不是人。”沈从文反对“为同道联欢，并吸引社会注意，亦即名为推进文学运动”，他又讽刺“无妨邀集三五十个趣味相同的人，排定秩序每星期轮流举行，轮流主席，人数不足时，即临时随便拉几个在野政客军人，或有人物，凑足数目”的聚会现象。这与沈从文在1939年1月22日写的《一般或特殊》的观点相同。即通俗宣传固然重要，“不过社会真正的进步，也许还是一些在工作上具有特殊性的专门家，在态度上是无言者的作家，各尽所能来完成的”。允许“不运用宣传，不参加社交，能低头写作”的作家存在，提高文学作品的质量，才能激发和动员广大群众抗战，沈从文何错之有？
（四）
沈从文的文章，势必触及靠老舍撑着门面的“文协”。可以客观地讲，沈从文的文章，意在批评“文协”的某种不正当的现象，绝非针对老舍。但我们发现了他们间的一些偏见和隔膜，同时，我们又不能回避沈从文与老舍在抗战期间的文学运动和文学创作的分歧。
沈从文不改自己的文学主张，即便在郭沫若等人的不断批判的重压下，也勇于坚守，充满自信。八年抗战，对老舍的创作影响很大。抗战初，老舍放下了手头两部长篇小说的创作，用他的话表述，就是不再“编制太平歌词”，而是开始创作一些“有关抗战的短文”（《这一年的笔》），为抗战作宣传鼓动。这期间，他尝试用鼓词、唱本、唱词等各种文艺形式为抗战呐喊，此外，他还创作不少话剧和新诗等配合抗战。他的这些创作对鼓舞抗战是有积极作用的。但这些作品多是急就章，难免简单粗糙，不可能篇篇如匕首投枪般地发挥文艺的深远影响，而沈从文对“抗战八股”的批评，自然意在提高艺术质量，产生更强的战斗力。
一贯坚持真理，坚持知识分子良知和道义的老舍，在审视检讨自己创作得失时，渐渐领会了老朋友沈从文的良苦用心。老舍在1940年7月7日发表在《大公报》上的《三年来的文艺运动》一文中，就感到沈从文批评的种种“抗战八股”现象，是有见地的。翌年，随着抗战文艺深层问题的暴露，老舍认识到“至于抗战文艺的主流，便应跟着抗战的艰苦，生活的困难，而更加深刻，定非几句空洞的口号标语所能支持的了。我说，抗战的持久必加强了文艺的深度”（《我怎样写通俗文艺》）。已看清老舍逐步赞同沈从文的文学观。
这桩沈从文反对老舍的公案，是文学政治化的恶果。一直到改革开放，我们的文学史家写到这桩公案时，都是以郭沫若等“左”得出奇的作家们对沈从文的批评为依据，说沈从文反对作家从政，反对文学成为宣传品就是反对宣传抗战，甚至是宣传不要抗战，说沈从文反对“差不多”就是贬低抗战文艺，反对文艺用战斗的内容去教育人民，团结人民（九院校《中国现代文学史》）。还说沈从文反对文学政治化“一则配合自由主义的政治路线，一则把锋芒指向党的文艺方向、文艺政策”，“表现出他的反动性”。对照沈从文的本来面貌，那时的文学史荒谬到匪夷所思。
老舍和沈从文的关系已经厘清，两位作品蜚声海内外的文学大师在文坛相互辉映。1983年，著名的文艺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在《湘江文学》第一期上，发表过一篇《关于沈从文同志的文学成就历史将会重新评价》的文章，其文语出惊人，又实至名归。
“据我接触到的世界文学情报，目前全世界得到公认的中国新文学家也只有从文与老舍。我相信公是公非，因此有把握地预言从文的文学成就，历史将会重新评价。”其时，举国正在大反精神污染，自然引起轩然大波。立刻就又有人拾起老一套“左”的武器，批判朱光潜是否定现代革命文艺，是精神污染的表现。随着社会的进步，这种闹剧应该不会再重复了。
毛泽东很喜欢唐代罗隐的诗《筹笔驿》，其中有“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有自由”句。在历史、政治的作用之下，宿命安排了汪曾祺与他的两位老师连同他自己的不自由的命运。
再回到汪曾祺先生的笑，那真是智者意味深长的笑。
“去年残叶太分明”是汪曾祺写于丙子初冬《六十岁生日散步玉渊潭》中的一句诗，画龙点睛本文的内容，故以之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