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陈独秀
陈独秀（1879—1942），新文化运动旗手，现代著名政治活动家，安徽怀宁人，字仲甫。早年留学日本。1915年主编《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其在发刊辞中鲜明地提出“人权、平等、自由”的思想，一开始就从世界发展的总趋向来考虑中国的改革。后和胡适等以《新青年》为阵地，推进思想启蒙运动，掀起绚烂壮丽的新文化运动，成为旧时代最后的送葬者之一。
1917年年初，陈独秀被校长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随之迁京。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五四运动时期的革命先驱者。1920年发起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由于他在五四时期的显赫名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被选为党的总书记。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陈独秀犯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使革命遭到重创，于1927年在党的八七会议上，被撤销总书记职务。其后，对革命悲观失望，又在1929年被开除出党。同年年底，与彭述之等八十一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反对共产党和工农红军。1942年于穷困潦倒中，死于四川江津。
“珍重文坛开国史，当年四海说陈胡”，这是当年武汉大学校长王抚五说的。胡适、陈独秀多姿多彩的一生，是现代中国历史舞台多姿多彩的一个缩影。“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他们都是在同时代乃至后代人的误解与曲解中走完了一生，他们甚至对此没有来得及或不屑做一点辩白与校正。特别是胡适，他是个灵魂的孤独者，与他生活着的那个世界和人存在着隔膜。陈独秀的激进和狂飙式的思想革命，太过天真浪漫，使他常处荷戟独彷徨的尴尬境地，骨子里也是孤独的。
胡适和陈独秀是在共同拉开“现代中国”序幕的冲锋陷阵中走到一起成为战友的。后来，胡适和陈独秀都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分道”而不“扬镳”。他们的命运是一面镜子，具有独特的启示意义。
20世纪50年代初批判胡适，是无产阶级政治需要。因为胡适“他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头脑中还有很大的地盘”（《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对胡适批判的片面性，毛泽东是心知肚明的，他非但没加以引导，反而希望批判搞得火药味浓浓的，以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信仰和锐气，让他们不要再以代表“民族理性和良知”自诩，而是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他认为批过之后，无非在21世纪再为他恢复名誉。毛泽东说：“我们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都抹煞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又曾说：“说实在话，应该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龚育之《党史札记》）胡适和毛泽东，本是相知的人，彼此心中都有数。
（一）
1917年1月1日，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因发表了一篇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翻开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第一页。郑振铎将之称为中国新文化运动史最初“发难的信号”。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冲破旧文化的沉沉黑夜，向新世纪跨出了惊世骇俗的第一步。
早在1916年10月，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便致信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的八条主张。陈独秀对此大为赞赏，“欢喜赞叹，莫可名状”，称之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声”。立即编发在《新青年》上，并专门撰写跋文曰：“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界之正宗，余亦笃信而渴望之。吾生当见其成，则大幸也。”
其实，陈独秀也早有文学革命的主张，与胡适不谋而合。为了给胡适之文大壮声势，他在下一期《新青年》上，亲自撰写了《文学革命论》一文。提出“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吾友胡适”。陈独秀之文，内容上比胡适更“革命”，态度上也更坚决、彻底。但陈独秀却称“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之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表现出谦逊待友的胸襟。但，陈独秀对论争的对方，却不讲一点客气和策略，比如陈独秀于1917年4月9日，答胡适的信中说，对改良中国文学，“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这让具有自由主义精神的胡适，为他这位朋友的“武断的态度”感到惊讶。后来，事实证明，正是陈独秀“老革命党的口气”和他这位革命家做的大力宣传与推波助澜，才将白话文运动，弄成声势浩大、汹涌澎湃的文学革命运动。
1918年，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发表在《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上，把白话文运动提高到新的理论高度，郑振铎的《中国新文学大系 争论集导言》中称胡适这篇文章是“文学革命的最堂皇的宣言”。
在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的力邀下，留学美国七年，在大洋彼岸高举新文化火炬的胡适，于1917年7月10日回到上海，先回老家安徽绩溪县上庄看望故乡和老母后，9月10日，应聘到北京大学任教。从此，北京大学成了胡适施展才华实现抱负的摇篮。
胡适与北京大学有太多的巧合：胡适的生日与北京大学校庆日恰巧在同一天。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是丁卯兔、陈独秀是己卯兔、胡适则是辛卯兔，三个属兔的人偏偏占了三圈年轮。北大教授刘文典、刘半农又都是辛卯兔，与胡适同庚。这么多属兔的文化界巨人，在北大风云际会，共创新文化大业，是他们个人之幸，又何尝不是历史之幸？
1917年1月13日，陈独秀就职北大文科学长之后，即举贤与能、延聘人才。他最先想到的就是在美神交已久的胡适。旋即致信胡适云，“蔡孑民（蔡元培）先生已接北京总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之”，“他处有约者倘无深交，可不必应之”（《胡适来往书信选》）。信中充溢拳拳情意，让胡适颇为感动。
陈独秀最早与胡适结识，是由胡适的同乡汪孟邹介绍。汪也是陈独秀早年办《安徽俗话报》时的老朋友。陈独秀在上海办《新青年》，曾托汪向早有文名的胡适约稿。胡适的《致独秀信论“八事”》一文在《新青年》发表之后，陈胡二人便结为“神交”。
胡适到北大之后，两位不曾谋面的老朋友，微笑握手，陈独秀有些动情，使劲地拍着胡适的肩膀呼曰：“老先锋到了，太好，太好！”
1917年9月21日，秋风飒飒中，北京大学在操场举行开学典礼。当校长蔡元培请胡适上台，发表《大学与中国高等学问之关系》演讲时，莘莘学子，一睹中国获博士头衔最多的著名学者的风采，聆听了崭新观念的西方文化理念之后，他们记住了这位文化巨人。陈独秀听讲时，两眼烁烁，不断点头，他在心中说，中国思想文化开始奠下沉厚的基石了。
胡适在北大教授中国古代哲学、英国文学、英文修辞三个功课，后又任教中国名学、中国小说、中国哲学史等五六门功课。跨科跨系，教学繁忙，可想而知，但他很高兴，因为胡适在《新青年》举义旗，鼓吹文学革命的盛名，仰慕者如云，故选修他功课的学生渐渐多起来，投考北大和申请旁听的学生几乎踢掉门槛；外校请其演说的也络绎不绝。
胡适还积极参与北大的整顿和教学改革。蔡元培、陈独秀推行的西方教育制度，与他推崇的美国大学管理制度，不谋而合。胡适便成了蔡元培、陈独秀厉行教育改革的军师。北大逐渐实行了选科制与分系法、“教授治校”、建立各科研究所、引进新人、延揽人才、招收女生等大刀阔斧的改革，开创了北大严肃科学的学风新局面。
1918年元月，在胡适的帮助下，陈独秀同意改组《新青年》为同人刊物，成立编委会，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六人轮流主持编辑工作。吸引周树人、周作人、刘半农陆续成为《新青年》之撰稿者。自此，《新青年》成为以胡适为核心，着眼于开创人性解放、思想自由的期刊。
鉴于《新青年》在胡适的改革下，形成“非政治的学术基础”与“迎合新时代和自由批判风气”的局面，1918年12月22日，思想观念上倾向政治革命的陈独秀、李大钊创办了《每周评论》，重在讨论政治与时局。陈独秀、李大钊另创《每周评论》，并非出于对胡适的不满，而是各有分工，共同在反封建、反礼教，鼓吹新思想、新文化战线上，一道冲锋陷阵。
（二）
胡适曾充满热情、义正言激地为陈独秀的人格高唱赞歌，为陈独秀的“爱国爱公理”的进步思想与革命行为大声颂扬。如在“随感录”《爱情与痛苦》中说：“陈独秀在《每周评论》里，引用我的话‘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他又加上一句评语道：‘我看不但爱情如此，爱国爱公理也都如此。’这句话出版后的第三日，他就被北京军警提去了。”胡适又在《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中说：“你们要知道陈独秀的人格吗？”陈独秀曾说，“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两个巨人在向黑暗进攻时，配合得多么默契，那种朋友加同志的友谊，令人动容。
《新青年》《每周评论》还有北大学生办的《新潮》等，掀起新文化运动的狂飙巨流。毛泽东作为当时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而涌现出的政治新秀，对胡适和陈独秀办的《新青年》推崇备至。后来他对《西行漫记》的作者美国人士埃德加 斯诺说：“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必然遭到反对新文化阵营的顽固派的仇视和疯狂反击，已蜚声海内外的新文化运动及胡适、陈独秀成为他们攻击、围剿的对象。
顽固派的代表人物刘师培、黄侃于1919年3月办了《国故》杂志，与《新青年》《新潮》分庭抗礼。而攻击新文化运动，咒骂胡适、陈独秀最凶狠的则是林纾（又名琴南）。林纾与人合作，翻译了一百多种外国文学作品，对介绍和普及西方文学艺术经典，功不可没，但他对新文化、白话文却恶毒攻击。他不仅写文打击新文化运动，还以小说影射辱骂胡适、陈独秀等人。他甚至抓住陈独秀狎妓、“打场”、大闹八大胡同等私德过失，大做文章，大造舆论，给北大校长施压，力图瓦解革命队伍。
果然，在北大沈尹默、汤尔和等教授的攻讦下，蔡元培不得已做出撤销陈独秀文科学长职务的无奈之举。陈独秀以请假为由黯然离校。
陈独秀离校后，言行更加自由，而且可集中精力研读马克思主义，为他从事建立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条件。陈独秀思想的左转，即是从离开北大开始的。
陈独秀离开北大，让作为好朋友的胡适大为惋惜，并肩作战的意气风发，共著宏文的击手相庆，仿佛就在昨日，如今人去楼空，让他有些惆怅。更重要的是，在胡适看来，陈独秀倘不离开北大，在充满理性的友人的影响下，他不会急骤地向左转。胡适在1935年12月23日致力主开除陈独秀的汤尔和的信中，还耿耿于怀陈独秀被开除北大一事，他说：“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独秀离开北大之后。”五天后，胡适再致信汤尔和，说：“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
此两封致汤尔和的信，指责口气，显而易见，而对陈独秀最终走向马克思主义政治道路的惋惜，也跃然纸上。而胡适作为深知陈独秀脾气心性与思想的朋友，想把陈独秀拉回民主科学及自由主义思想圈子的意图，更是毫不掩饰。从他们的相识、相交、相知的经历看，两人尽管意识形态和思想有所不同，甚至对立，但他们凭着共有的哲学和友谊，一直相处得颇为和谐，这应该说是个奇迹。
（三）
陈独秀离开北大一个月后，五四运动爆发。巧合的是，陈独秀、胡适都没有亲自领导和参加那天的游行集会，但是，他们都是“五四”的精神领袖。是他们联手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一直以来，有些人有意识地篡改了五四运动的历史，对其精神领袖陈独秀、胡适轻描淡写。
五四运动取得胜利后，陈独秀因在城南“新世界”商场散发传单，被官厅逮捕。据《胡适口述自传》，说1919年6月12日（有误，应为11日夜），“那时陈独秀、高一涵和我三个安徽老乡还在该处吃茶聊天。陈氏从他的衣袋中取出一些传单来向其他桌子发散。传单中向政府要求项目之一便是撤换步兵统领王怀庆。王氏曾在6月初旬拘捕了在北京街头宣传反日和抵制日货的学生。我们三人原在一起吃茶，未几一涵和我便先回来了。独秀一人留下。他仍在继续散发他的传单。不久警察便来了，把独秀拘捕起来，送入警察总署的监牢”。
又据高一涵《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一文所记，当时同陈独秀一起去“新世界”散发传单的除高一涵外，还有邓初。
陈独秀散发的传单，名曰“北京市民宣言”，共六条要求，如“取消欧战期内一切中日秘约”等，词锋锐利。传单还附有英译，是胡适应陈独秀之请翻译的。
陈独秀被捕，胡适气愤之余，即刻组织北京各界积极营救。同时接办《每周评论》，当夜写诗《权威》，“奴隶们同心协力”，“权威倒撞下来，活活的跌死”，发出正义的怒吼。经胡适等营救，在监狱关了三个月的陈独秀取得释放，但被严加管制，不得自由行动。由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化装成乡下人，坐着布篷骡车，逃出北京，再从天津乘外国轮船到上海。
陈独秀到上海后，仍担任《新青年》编辑。后在陈独秀的要求下，同人们同意《新青年》移上海由他负责编辑出版。不久，便发表他的《谈政治》一文，标志着《新青年》进入了以宣传政治为主的新阶段。再后来实际变成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对此，胡适写信劝陈独秀，《新青年》还是以哲学文学、思想文化为主，不要政治色彩太浓，为此，他提出三条办法：一，另办一哲学文学杂志；二，《新青年》仍到北京办，宣言不再谈政治；三，《新青年》停办。后，胡适坚持二条，放弃一、三条。陈独秀拒绝，同人的意见也分歧很大，1921年1月《新青年》被上海法租界当局查禁。在《新青年》移广州出版同时，陈独秀致信北京同人，《新青年》与他们再无组织关系，赞同他们另办一刊物。
陈独秀的信，流露出歧路分手的意思，令胡适很不安，又无可奈何。陈独秀与胡适虽有政治思想上的严重分歧，两个人的友谊，却似乎并未受大影响。如1923年4月7日，陈独秀还写信给胡适，托他将瞿秋白的《赤都心史》推荐给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信中说：“望早日介绍于商务，并催其早日出版。”又要求胡适，将胡适主办的《努力》杂志“每期赐赠一份”。
1924年4月9日，陈独秀又致信胡适，要他为共产党主办的《中国青年》的“反对泰戈尔”专号写文章。因泰戈尔访华时，大赞东方文明，陈独秀不以为然，曾著文骂泰戈尔。又在他的提议下，《中国青年》杂志拟出批泰戈尔专号。陈独秀在信上说，批泰之“事颇与青年思想有关”。我们可以看到直到此时，陈独秀还是把胡适视为党的文化宣传上的战友。而令他颇为遗憾的是，多次做工作胡适也没能站在“马克思主义的一边”。陈独秀这样感慨道：“胡适这个人实在难测，在《新青年》上有大胆狂妄的勇气，也写过一些号角式的文章。新文化运动，也是有贡献的”，“当初，我曾寄希望于他，同他谈马克思主义，有时他兴奋起来，也说马克思是一个大思想家，有独到的见解。但考虑良久又退回到杜威那里去了”。
1925年11月29日，因群众抗议段祺瑞政府，迁怒为段说话的《晨报》，而放火将《晨报》馆焚为灰烬。胡适与陈独秀都在上海。对此事的发生，两个人产生针锋相对的分歧。陈独秀声明“该烧”，又将胡适一军：“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胡适沉默了许久，以长信作答。“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是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有一容忍异己的态度……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
陈独秀当然不会忘记，1919年他被拘在警察厅的时候，署名营救他的人中，就有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与姚叔节。
陈独秀当然有容异己的胸襟，这便是他与严格恪守自由主义者信念的胡适一直作为朋友的原因之一。
从胡适的这封信中，我们已看出在思想舆论上，胡适与陈独秀的分歧已相当严重。但值得深思的是，陈独秀与胡适在思想上发生激烈冲突之时，在党内极有影响的李大钊、毛泽东始终没有参与进来。可以看出，陈独秀的言行，只代表他自己。
（四）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被捕。胡适闻讯，立即设法营救，请蔡元培等人出面，多方努力未果。当月30日，胡适在北大演讲《陈独秀与文学革命》，冒着风险重申陈独秀对新文化运动所作的重大贡献。
1934年1月2日，胡适冒弥天大雪到京郊西山，凭吊李大钊。李大钊上年安葬，葬后不久夫人赵氏也病殁，合葬，俱无碑碣。胡适拟请蒋梦麟补立一碑。之后于2月10日，乘火车到南京，再去狱中看望陈独秀。陈独秀在狱中想要写自传，正设法联系疏通出版。胡适劝他：“放手写去，不必先求早出版。若此时即为出版计，写的必不得不委曲求全，反失真相。不如不作出版计，放手写去，为后人留一真迹。”陈独秀“颇以为然”（胡适《日记》）。
从此，陈、胡二人天各一方，命运把他们推向各自的人生轨迹，沉沦或流浪。陈独秀似乎凋零得过于寂寞，胡适似乎显赫得高处不胜寒。
201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余英时访谈录》，这样评价陈独秀：“陈独秀在文字学和旧诗方面就很有造诣，他为人也光明磊落”，“他从国民党监狱出来到四川去的时候写的一首诗很动人，叫‘贯休入蜀惟余钵，老去无依生事微’。他吃饭都发生困难，但决不接受蒋介石的一个钱”。1937年8月，陈独秀南京获释后，在上海小住，遂几经辗转至重庆。他借住的房子是两间厢房，内为卧室，外为书房。房子简陋，上无天花板，下为湿泥地，夏日漏雨，冬季透风，卧室仅有木床蚊帐和小几，书房一台书桌，几条长凳，两个装满书籍的木箱。靠偶尔几笔微薄的稿费，难以果腹，主要依赖朋友的接济艰难度日。贫困的陈独秀并非接受所有的施舍，素无交往者，不收；国民党的要员、共产党的叛徒所赐也一概坚拒。如曾是他的学生，后成国民党中央研究总干事、中央大学教授的傅斯年和罗家伦，持重金到陈独秀住处，孝敬师长，被陈独秀拒绝，并加以讥讽：“你们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们的接济。”弟子弄得面红耳赤，悻悻而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中统”局长朱家骅，许以高官厚禄，拉拢陈独秀，被严词拒绝。为表示敬意，又赠陈独秀五千大洋支票一张，仍被陈断然不受。共产党叛徒任卓宣曾给他汇去二百元，陈独秀原封退回。即便是不当得之金，他也不纳。他曾编《小学识字课本》，拟由教育部出版，且已预支稿费一万元，但因书名问题，与陈立夫发生分歧，书未出版。按规定，稿费应由编者所得，但陈独秀却以无功不受禄为由，一直未动分文。在金钱高于一切的旧时代，一个穷困落魄者却视人格尊严重于黄金，视金钱如粪土，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和人格力量支撑，真是难以想象的。余英时说：“陈独秀的风格是了不得的。他后来完全从中国共产党里面跳出来了。因为早期中国古典的训练，西方的思想的训练，让他接受的理念相当广。他不会长期被马克思主义罩住。……他心中仍主张以中国儒家的思想和现代价值互相沟通。‘五四’时打倒孔家店是针对现实而发。在这一点上他和胡适很相近。”
陈、胡因《新青年》而聚首，时代成就了他们的黄金时代，时事造就了他们成为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的英雄主角。随着《新青年》的思想分裂，又促成他们在新的历史空间，各展宏图大业，为中国的现代政治文化史的演化，重写新的篇章。他们的复杂关系，成了深奥的人生之谜，历史之谜，非语言能道断，非常人所能尽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