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观
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人们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的看法也多种多样。我们这里主要以在现代西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科技悲观派和科技乐观派，以及具有世界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对这一问题的基本观点为代表展开论述。
1.科技悲观派
现代西方社会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有着种种判断，归结起来，大体上有两种对立的思潮：悲观派和乐观派。
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内，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都突飞猛进，耸立的厂房、飞扬的烟尘不仅未使人们警醒，反而被视为欣欣向荣的表现。但20世纪60年代以后，科技滥用所带来的负效应逐渐加重，以至于人们无法再视而不见。严重的情况首先出现在环境方面。1962年，美国女海洋学家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该书描绘了一幅由于滥施农药所导致的死寂的春天的景象，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其后，对科技发展的社会后果问题的讨论空前地热烈起来，技术派也以新的形式再度出现，并且受到大范围的认同。
20世纪70年代初，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者米都斯的领导下，一个由25个国家的科学家和学者组成的非正式组织——罗马俱乐部开展了一项重要和影响深远的研究工作。这个小组研究了控制和最终限制地球上增长的五种基本因素——人口、农业生产、自然资源、工业生产和污染的相互关系，这五个基本量在复杂反馈系统中相互制约，应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可以揭示这些量的变化规律。罗马俱乐部列举了五种因素之间重要因果反馈关系，并且给每种因素定量，将得出的数据应用于全世界。他们通过计算机计算了1900年到2100年间五种因素相互作用的情况，计算机所得的曲线图预示了世界的未来。罗马俱乐部假定，将来无论人的价值地位，或者全世界人口—资本系统的作用，都保持与过去100年相同的情况，即我们按照过去一贯的办法行事，由计算机求得并输出的“行为模式”表明：粮食、工业产量和人口将继续按指数增长，并超过了地球的负载能力，由于资源消耗殆尽而出现人口剧减。具体过程可能是：工业产量上升到需要更大资源输入的水平，致使资源枯竭，工业基础崩溃，并累及依附于工业的服务行业和农业系统；死亡率因缺乏粮食和保健而上升，人口终于下降了。以上过程被称为“标准进程”。罗马俱乐部的结论是：“假设目前系统不发生重大变化，人口和工业增长至少在下个世纪内一定会停止”，事实上，这种“增长阶段不可能再继续一百年”。
为了防止上述后果的发生，罗马俱乐部开出了他们的“药方”——零增长。他们肯定了技术新进展的积极意义，认为资源再生利用方法、污染控制装置、避孕药等，对于人类社会的未来至关重要。这些新技术与严密控制相结合，能使世界系统经历相当长时期而不发生衰退，并能满足人民的基本物质要求。当然，这需要我们既抑制人口增长又抑制工业增长。假如人口增长率、工业增长率都能在一定时期内达到零，而且实行下列政策，那么就会出现长期保持高度生活质量的“全球平衡”的稳定世界。这些政策是：单位工业产量的资源消耗下降到1970年数值的四分之一；商品消费重点从工业生产的物质转移到教育和卫生类服务行业；单位产量的污染发生量减少到1970年数值的四分之一；资本转移到粮食生产上，尽管这种做法看起来并不经济；农业资本转移到增加土壤肥力和保持水土计划上；在工业资本方面采用更好的结构设计，提高其耐久性，加强维修并减少人为的商品废弃，通过这些办法延长工业资本寿命。实行这些政策后，世界将趋于平衡稳定，除资源外，各项指标均实现零增长。但必须尽早实行这些政策，当人口与工业产量水平过高之后，尽管有上面那些政策，资源也会严重枯竭，零增长最终也无法实现。
将来，若要让子孙后代在地球上居住下去，就要设法停止指数增长，但这不意味着社会的停滞不前。米都斯等人认为，一个社会若不再因增长背上沉重的包袱，就会有更多的精力去解决其他问题。这类活动不需要投入大量不可更新的资源，不会造成环境恶化。譬如，人们可以将精力投入教育、艺术、音乐、宗教、科研、体育和社交中，提高生活的质量。
罗马俱乐部的上述悲观主义的观点集中在《增长的极限》一书中，此书出版后不久，就爆发了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石油危机，客观上使罗马俱乐部的观点名声大噪。平心而论，《增长的极限》中的研究是有许多缺点，如米都斯等人将若干变量综合为一个系统，但未考虑到这些量的增长率在各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差异；再如各种污染物在对环境的影响方面的“能力”各不相同，而米都斯等人则“笼而统之”；更重要的是，这项研究对知识的增长的积极作用考虑不够。由于上述缺点，罗马俱乐部的研究结论是一幅“世界末日图”，不过，他们确实尖锐地揭出了事关人类生死存亡的问题。这一研究结果提出的“全球概念”，使人们的眼界扩大到了整个世界，因而功不可没。罗马俱乐部在出版了《增长的极限》（1972）之后，又出版了《明天的战略》（1974）、《人类最终的目标》（1977）、《冲击浪费的时代》（1978）、《通向未来的道路》（1980）、《世界的未来》（1981）等十多本著作。总的论调是“现代人已经深深陷入了极端错综复杂的困境。”“都没能使现代化社会从困难的沼泽中挣脱出来……未来是越发模糊、越发难以预测了。”“世界的形势显然恶化了，人类的前景暗淡。”（3）应该采用限制的办法来延缓社会面临的危机。
2.科技乐观派
与悲观派观点截然不同的是乐观派的观点。这一派的人数众多，但未能形成组织。首先进行辩论的是美国赫德森研究所所长赫尔曼·卡恩。1976年，为庆祝美国建国200周年，出版了著作《今后200年——美国和世界的一幅远景》，非常明确而强烈地反驳了“罗马俱乐部”的“限制增长论”，主张用更长远的时间观点来看待世界。卡恩认为，当前世界上粮食与能源短缺、环境污染、气候恶化等危机是存在的，但这些危机被悲观论者夸大了。他认为可以把社会分为“前工业阶段”、“工业化阶段”、“后工业化阶段”，现在世界正处于向“后工业化阶段”的过渡之中，当前的问题都是这个“过渡期”产生的，随着过渡期的结束，就将摆脱目前的困境。我们周围仍有许多尚未开发的地方，如外层空间、海洋、地层深部等，这当中蕴藏着数量惊人的资源。即使那些已经开发的资源和能源，我们还可以进行“深加工”、节约使用和重复利用。人类利用科学技术过度开发了自然，确实造成了人与环境对立的严重局面，但依靠更好的技术，建立更完善的工艺流程，便能补偿污染问题和资源枯竭问题。生产的不断增长能够为更多的生产进一步提供潜力；地球上的土地和资源足以应付经济发展之需。在人类面前处处存在新的生长点，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发展新的科学技术，进而依靠新的技术和资源来增加生产，保持并改善环境。所以，他认为，人类目前面临的问题不足为虑，可以通过对自然的进一步开发和技术进步来解决这些问题。
另一位著名的乐观派学者是美国的阿尔温·托夫勒。1980年，他出版了《第三次浪潮》，在世界各国引起了巨大反响。托夫勒称人类历史经历了三次变革的浪潮：第一个浪潮是由于农业的出现，历时近万年；第二个翻天覆地的变革浪潮是由工业革命激起的，历时仅300年；新技术革命导致的第三次浪潮大约只需几十年便可完成。第三次浪潮将带来崭新的生活与生产方式，它以多种多样可再生能源为基础，未来的家庭、学校、企业将发生急剧改变。新的文明将使我们超越工业化时代的标准化、同步化、集权化，超越能源、资金和权力的集中。第三个浪潮是一个全球革命，可以解决人类面临的能源、资源、生态危机。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托夫勒对未来充满信心，他在《第三次浪潮》的序言中一开始就表明自己的观点：“世界并没有面临末日，人类的历史才刚刚开始。世界在混乱骚扰底下，蕴藏着惊人的希望和前景。”（4）
在托夫勒之后，“乐观派”论者又先后出版了《大趋势》（1982，奈斯比特）、《信息社会》（1982，松田米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曙光》（1983，克塔莱克），《未来的经济》（1983，霍肯）等有影响的著作。他们都抓住正在世界各地兴起的新技术革命的势头，提出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从“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从“第二次浪潮”向“第三次浪潮”、从“物质经济”向“信息经济”过渡的思想，描绘了一幅美妙诱人的“信息社会”的前景。
科技乐观派有一些可取之处，乐观主义者们对资源、能源、技术进步潜力的估计在我们今天看来是有一定的根据的。例如，海洋过去只是“概念国土”，但当代海洋科技却揭示了海洋是人类最大而又开发最少的矿产、能源、食品宝库。再如利用空间技术，我们可以用较少的资本、资源，实现同样的目标。如用同轴电缆将我国省会城市联结起来需投资几十亿元，而用卫星只需数亿元。
乐观派看到了现代科学技术进步的积极作用，对资源潜力抱有希望，对人类环境前景充满了希望。然而，科技乐观派的盲目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乐观派忽略了全球问题不仅是资源、环境问题，还包含了其他方面（诸如道德规范、价值观念）的问题；即使资源、环境问题将来不复存在，别的问题却依旧可能存在。
其次，乐观派似乎认为先进的技术可以解决环境、资源危机中的所有难题，但有些难题（如生态圈的恢复）是技术难以解决的，因为自然界的一些微妙机制是亿万年进化的结果，是人工手段几乎不可能再现的。
最后，退一步说，即使技术可以解决资源环境危机，我们还面临着对技术的抉择，并非所有的“好”技术都可为人类所用。一个技术系统一旦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就不会轻易退出舞台。由于社会原因所造成的对某些资源的掠夺性消耗和挥霍浪费也仍将存在，新技术即使再完善，对此也无能为力。
要摆脱悲观派和乐观派的局限，我们要正确把握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对科学技术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以此规范我们的行为，才能作出正确的抉择。
3.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社会价值观
马克思主义是肯定科技进步对社会发展有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的，但又根本不同于“科技决定论”，它们有本质的区别。
首先，马克思主义理解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有决定性作用，是建立在社会发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果的基础上的。就生产力是其主导方面而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科学技术是现代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因而也是决定生产关系的最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表现在：它的发展能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为生产关系的变革创造重要的物质前提。同时，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从总的历史发展过程着眼的，是就总的趋势而言的，而不是说生产力每前进一步，就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力乃是最终意义的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最终是要导致生产关系的变革，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因而，所谓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有决定性作用，也只能是就最终意义而言，不能把科学技术进步直接等同于社会进步。
与上述理解相反，“科技决定论”却否定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仅仅是就科学技术对社会影响的直观映象提出问题，因而它虽然也强调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有决定性作用，却不能说明为什么有决定性作用，如何起决定作用。同时，它把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加以片面地夸大，以为科学技术进步就是社会进步，不知道科学技术进步导致社会进步只能是通过改变人在劳动中的地位，改变劳动的性质，因而改变社会关系，改变阶级关系，从而改变整个社会制度才得以实现。
其次，我们应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中把握科学技术的作用。毛泽东指出：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就是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相互作用的。在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变更生产关系对发展生产力起决定的作用。从这种相互作用的观点出发，我们不能把科学技术看成是某种独立的不依赖于社会关系的东西；不能孤立地、机械地看待科学技术的作用，不能把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决定作用绝对化。事实上，科学技术不仅本身的发展要受多种社会因素的作用，而且它导致什么样的社会后果也要受多种因素其中主要是不同的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的制约。例如，同样是原子能技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里，它可能导致不同的社会后果，它既可以被用于和平建设，发展生产，为人类造福，也可以被用于制造原子弹，用于战争，给人类带来灾难。因此，谈科学技术的作用，一定要结合社会关系、社会制度以及其他因素加以考察，否则是无法正确理解的。
而“科技决定论”恰恰脱离开现实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大阶级和两大矛盾来看待科学技术，以为科学技术不管社会制度怎样都会给人们提供丰富的生活资料。战胜疾病、消灭灾荒，使社会进入“美妙的新时代”；或走向相反，把由于落后制度带来的消极后果看成是科学技术本身的罪过，不知道通过先进的社会制度，可以控制技术的不利后果，使科学技术为人类造福，从而陷入了盲目崇拜科学技术，或极力贬低科学技术的两难境地。
再次，要看到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它的发展必将导致生产方式的变革，这是它对社会发展的根本作用。但它也可能被落后的阶级所利用，以维护其利益，维护其相应的制度。马克思曾经指出：一方面，机器成了资产阶级用来实行专政和进行勒索的最有力的工具；另一方面，机器生产的发展又为用真正社会主义的制度代替雇佣劳动制度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就当前发生的科学技术革命来说，它也同样会有这样两重性的社会后果：一方面，它是人民解放的新工具，为工人阶级的解放提供着物质手段；另一方面，它又是资本主义压迫的新工具。科学技术的军事化、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成为镇压人民大众和强化奴役劳动的异化力量，这就使人对人的剥削和压迫进一步全面化。因此，要完整地把握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应仔细分析科学技术的多重作用。
科技悲观论和科技乐观论之所以把科学技术看成是决定社会发展和人类未来图景的唯一力量，就在于他们只看到了科学技术的一种作用，并把它极端夸大化。
最后，划分社会形态、衡量社会进步不能以科学技术进步为唯一标志。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看来，社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体系，社会的发展有其特有的客观规律性。如前所述，虽然在某种意义上，科学技术进步对社会进步具有决定性作用，但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因此，我们要深刻理解社会发展，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应在肯定生产力（包括科学技术）是最终的决定力量的基础上，结合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变革加以分析。马克思就正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上来划分社会形态和衡量社会进步的。
“科技决定论”由于不能辩证理解引起社会形态的更替、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把科学技术看成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决定力量，因而把科学技术的重大发展作为划分社会形态和衡量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志。他们都根本否认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划分。“科技决定论”的根本错误，就在于仅仅只是从科学技术进步的角度提出问题、观察社会，把科学技术看成是独立的不依赖于社会关系的东西，把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决定性作用加以绝对化、片面化。
总之，我们要正确把握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对科学技术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应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作辩证理解。不可否认，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确是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但是，引起社会形态的更替、推动社会进步的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科学技术进步对社会的作用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有多重不同的表现。
阅读文献
1.[英]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陈体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2.[英]A.J.麦克迈克尔：《危险的地球》，罗蕾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3.[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苟春生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
4.[美]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吕瑞兰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
5.王大珩、于光远：《论科学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思考题
1.科学技术的进步如何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二者之间关系如何？
2.结合实际，谈谈政治对于科学技术发展的作用。
3.分析“科技决定论”的基本思想。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3页。
（2）[德]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63页。
（3）[意]奥尔利欧·佩奇：《世界的未来——关于未来问题一百页》，王肖萍等译，中国对外出版翻译公司1985年版，第6页。
（4）[美]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朱志焱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