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
当代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已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围绕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有志之士们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相应地也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克服方案。但是他们往往将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人们活动的短期行为。事实上，人们的活动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人们的活动是在巨大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的。作为文化的存在物——人，必定运用这种或那种文化观念、行为、规范去面对自然，对自然的文化观念、态度指导着人们对自然采取相应的行动。没有文化观的转变，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从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的转变就无法进行。因此，把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人们活动的短期行为是不够全面的，当然也不可能找到真正克服生态危机的方法。把生态危机的产生以及克服放到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无疑会加深对问题的理解，也会有助于问题的彻底解决。
一、近、现代文化向人们提供了征服自然的文化观
如果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对始发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近、现代文化加以理解和考察，就会发现它们的价值取向都是以人为中心，以征服自然为特征。近、现代文化表现为哲学、政治、经济、伦理、科学、技术、宗教、教育、文学、艺术等多种形式。尽管各种文化形式所研究的内容、方法、对象各不相同，但是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它们的出发点是相同的。它们都主张把人和自然分开，主张为了人的利益去开发、征服自然，而漠不关心自然界。它们或向人们提供征服自然的世界观，或向人们提供征服自然的物质手段和精神武器，或直接参与人们的实践活动。可以这样说，迄今为止，人们作用于自然的实践活动都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中进行的。
（一）近、现代哲学中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占主导地位，已直接或间接地向人们提供了征服自然的世界观
近、现代哲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以往哲学辩证发展的结果。相应的，近、现代哲学中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亦有它过去的哲学渊源。这样我们有必要对哲学史上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简单地作一番回顾。
哲学是最早产生且最古老的一种文化形式，似乎人类从一开始对自然及其现象进行思维以来，就有了哲学意识的萌芽，并且其中还包含着人类中心主义意识。人类最初在自然力面前的软弱性，在神话中找到了特殊的“补偿”。人类将自身内在的体验或内在的冲动扩展到自然众多的实体上，日月、星辰、海洋、风雷、电火、植物、动物都被神话或人格化，于是出现了许许多多的自然神。神话和原始多神教信仰把自然力拟人化，从而，自然力集中在人身上，使人成了强大自然的特殊尺度和特殊的化身。
一般说来，古希腊哲学的发展有两条路线：一是随着古希腊生产力的发展及文化的进化，自然神学被哲学所取代；二是自然神话被反动统治阶级利用改造成神创论和神学目的，进入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关系领域，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交织在一起。
自然哲学直接面对自然，以研究自然为己任，并试图用自然的原因去说明自然，这与用超自然的力量说明自然、解释自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然而当它们把人与自然相比较，说明人与自然关系时，则带有朴素的人类中心主义意识。这种观念表现在本体论上，则认为人是自然界中最高的理性动物；表现在认识论上，则认为人是衡量万物的尺度或标准。古希腊智者学派的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事物不存在的尺度”，就肯定和强调了“人类中心的地位”。
自然神学向神创论的发展，是阶级斗争的结果，从这里开始哲学成了阶级统治的工具。如果说自然哲学是中性的，那么神创论则带有鲜明的阶级性，但神创论又不能不回答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基督教在《旧约全书》中借上帝之口回答了这一问题。上帝对人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大地，也要治理海洋，我将蔬菜和果实全赐给你们作为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以及其他各种动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一切鸟兽鱼虫全归你们统治。可见，基督教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仍然持“人类中心主义观”。
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中，人文主义者们提倡用人道反对神道，提倡个性解放，赞颂人的力量，重视人的知识作用，肯定现世人生的意义，称颂人性的崇高、伟大，这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解放，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关系的解放。从此，人与人之间关系中的“神为中心”则让位给“人为中心”，使人能直接面对自然、社会，“人类不再是受上帝驱使的有机体的一部分”。这样，人与人关系中的人为中心论与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得到统一，人的能动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此后，以自然作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的诞生，以改造自然为目的的技术发明以及对自然作战的合作组织的联系加强，促进了文化的加速发展，且使之获得了越来越具体的文化形式。人类利用文化手段作用于自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就，而这些成就又推动了哲学的发展，加强了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在哲学中的地位。这时哲学已摆脱了原始哲学的幼稚和空想，抛弃了基督神创论的蒙昧性，开始从理论上论证人可以认识自然，并进而征服自然、统治自然，成为自然的主人。这时的哲学向人们提供了一种实实在在地征服自然的世界观，为人们征服自然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以征服自然为特征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是近代哲学的主导思想（指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近代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唯物主义的人类中心论，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培根、洛克等。培根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论证了人具有认识自然的能力，人只要通过经验归纳法就可以了解自然的奥妙，进而就能征服自然、统治自然。了解自然规律，就是为了更有效地征服自然，实现对自然的统治，成为自然的主人。用培根自己的话说，要命令自然就必须服从自然界，科学的真正任务是认识事物的规律或“形式”，从中找到征服自然的途径，由于形式的发现，我们就可以在思想上得到真理，而在行动上获得自由。
培根之后，洛克又进一步发挥了人征服自然、成为自然主人的思想。他把人与自然直接对立起来，认为自然界的存在和自然规律的作用就是对人的束缚，是对人的幸福、自由的否定，因此人为了获得自由和幸福，摆脱自然的束缚，唯一的办法就是采取与自然针锋相对的手段来对自然实行彻底的否定。人获得知识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对自然进行否定，从而征服自然，成为自然的主人。
另一方面是唯心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笛卡儿、贝克莱、康德、黑格尔等。笛卡儿从与培根相对的唯心主义立场出发，强调了人的理性力量和地位，把人的理性力量和地位提高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只有人的理性是真的、万能的，除此，其他的一切都要在“我思故我在”原理的基础上，根据理性审判的结果而重新建立起来（这表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处于中心地位）。人有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人之所以有认识、改造自然的能力，就在于人有而且唯有人才具有“理性”。反过来说，人只要通过理性就可以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进而征服自然，成为自然的主人。
康德一方面承认自然本身的存在，另一方面又漠视自然界本身具有的规律性。自然界在康德的心中是一个被动、混沌、黑暗的存在体，人不能认识自然物本体，人只能认识自然的现象。关于人对自然的认识，他提出了“人是自然界的立法者”的思想。康德认为，自然界的最高立法必须是在我们心中，即在我们的理智中；理智的法则不是理智从自然界中得来的，而是理智给自然规定的；人固然应当向自然求教，然而人是手中拿着自己的“原则”走向自然，向自然求教的，不是以小学生的身份，老师爱讲什么就听什么，而是以法官的身份，强迫证人回答他所提出的问题。很明显，在康德的哲学中存在着人是自然的主人，是自然统治者的思想。和康德相比，黑格尔的人是自然统治者的思想更为明显、彻底。他认为在自然界之外存在他所谓的“绝对精神”，“绝对精神”不仅统治着自然界，而且能通过外化“、异化”等方式创造自然界，“绝对精神”是自然界的“创世主”。这实质上是把人的理性提高到支配一切的地位上，可见黑格尔把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发展到了极致。
上述唯物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与唯心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虽然出发点不同，在许多方面还存在着根本对立的分歧，但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却殊途同归。它们都割裂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片面地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作用而忽视自然规律甚至完全漠视自然对人的作用，直接或间接地向人们提供了征服自然的世界观，为人们指明了征服自然的道路。
和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相反，现代科学研究的成果以及人类的实践结果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统一的，人对自然的作用与自然对人的作用是同时并存的，它们之间是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从而有力地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片面性。
第一，科学和实践证明了早期企图用观念和想象去征服自然、统治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是错误的。不通过对自然进行深入的认识和实践，仅凭直觉、想象去推测自然，将自身内在冲动凌驾于自然之上，结果受到束缚的不是自然，而是人类自己。不仅如此，反动统治阶级常惯用一些神秘的东西来实行他们的有效统治。这样造成的结果常常是社会异常黑暗，专政制度畅通无阻，例如欧洲中世纪的黑暗以及中国几千年来腐朽的专制制度等。
第二，科学和实践证明了各种唯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失败。唯心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认识能力，过低地估计了自然的多样性、复杂性、创造性，甚至根本漠视自然及自然规律。他们没有认识到人类自身的认识能力也是自然界长期自我发展、自我创造的结果，没有自然界就不会有人的头脑和思维。人类思维固然有其能动性，但绝不能认为客观世界、整个自然就是人们心灵所想象的那样，更不能认为世界是思维的产物。人的认识是对客观世界、对自然界规律的认识。自然界所固有的客观规律的复杂性、多样性、发展性等决定了人的认识的有限性，这种有限性就是自然界对人认识的反作用。人的认识要接近客观真理，必须受到“自然法则”的检验、矫正，人类充其量只能获得关于自然的相对真理，不可能穷尽自然界的所有奥秘。
第三，科学和实践也证明了唯物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失败。唯物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强调人的力量和知识的作用。认为通过科学等手段就能实现对自然进行统治，就能征服自然。殊不知，科学只是对自然整体的局部认识，只是相对真理。用相对真理去作用整体的自然，虽然人能获得一定的能动性，但常常因破坏自然的整体性平衡规律而受到自然规律的报复。人不能征服自然，更不能打败自然。
人类中心主义观念是片面的，它强调人对自然的作用，漠视自然对人的作用。我们批判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这种片面性，并不是走向另一个极端。仅强调自然对人的作用，而忽视人对自然的作用——这实质是自然中心主义的观点。
自然中心主义观点也是片面的。因为，虽然人是自然长期演化的产物，人的思维、大脑是自然赋予的，人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依靠自然提供物质基础，人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也必须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但是不能离开人而抽象地谈论自然对人的作用。即使就人的大脑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而言，人对自然的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只有人脑才能对自然进行复写、反映、表达。人类发展到今天，人的力量已日益渗透到自然界中，自然界已打上了人的深深烙印，人与自然日益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和自然中心主义观念都是片面的。人与自然之间的正确关系应该是互相作用的双向关系，在人与自然关系中如果说有什么征服作用，那么是双向的征服作用。一方面是自然对人的征服作用，包括人对自然的依赖以及认识和实践受自然规律的强制性的制约；另一方面是人对自然的征服作用，包括人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改造作用。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就是在这种相互征服过程中，双方都以征服者的身份用强制性的力量消除对方的片面性而达到协调发展、协同进化，最终使自然全面人化和人全面自然化。
现在，割裂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片面强调征服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仍然在哲学中占主导地位。
（二）近、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向人们提供了征服自然的思维方式和物质手段
自然科学是关于自然的知识体系，是人们对自然界各种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认识，它反映自然界各类事物、现象和过程的必然联系，并用准确的概念、范畴严密而有逻辑地表达出来。深入地分析近、现代科学研究的方法，可以发现其最大特点是采用分析法及分割主体和客体。分析法将自然界复杂多变的事物分解为简单要素，在静止状态下一一加以考察，然后对这些要素进行总结、概括，简单地综合为人们可理解的线性关系，非线性的复杂关系在这里被忽略，被当成误差排除掉了。
分割主体和客体是近、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另一特点。近、现代科学研究把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的世界彻底隔开，尽量客观一些，再客观一些。“纯客观”是近、现代科学追求的目标。客观认识能使人类“驾驭自然万物——包括人体、医药、机械等等一切”。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向人们提供了征服自然的思维方式。
技术是联结科学与生产实践之间的中间环节，它以科学理论为基础，又作为生产实践的理论基础，直接参与解决生产设计、施工、研究中的具体工艺和制作问题。近、现代科学技术带来的是以机械大生产为主的工业化，机械工业化对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仅为10%左右，其余90%被当成废物排到周围环境中。机械工业化在生产出少量产品的同时，将成千上万吨的废物和废气倾进空气和水中。四百年内人类几乎伐光了地球上2/3的森林，一百年内人类能源消耗量已翻百倍，陆地由于一片片采矿而被钻成了一个个孔洞，海滩被溢出的油污所吞噬，核死神不断在人类社会中徘徊……所有这些无不与近、现代科学技术的运用有关。近、现代科学技术向人们提供了征服自然的物质手段。
（三）经济学中的人类中心的价值取向，直接参与了人们征服自然的实践活动
经济学发展到近、现代，其研究的对象越来越宽泛，范围也日益被拓宽，内容愈来愈丰富。但这种丰富、拓宽并没有突破人的范围进入自然领域，自然界仍然在经济学的视野之外，自然界被视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污之不染的天然仓库。尽管各种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揭示的规律有所不同，但是它们追求的目标只有一个——最大限度的经济增长。
生产—工艺的经济研究，旨在指导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更有效地引入科学技术、设备、生产工具，去获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增长。生产—教育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教育手段培养出掌握某一专业生产技术的劳动者，使其熟练地操作机器、设备等工艺，以便榨取自然更多的财富。生产—交换的经济研究，主要目的在于指导人们如何增加单位时间内的资金循环次数，缩短循环时间，从而再生产出更多的利润。生产—分配的经济研究，主要强调的是通过劳动产品的有效分配，去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以便生产更多的产品。生产—消费的经济研究，得出的一条规律就是：对于能销售出去的产品（当然是有利可图）使用寿命越短，生产者、销售者获利就越大。生产—人与人关系的经济研究（政治经济学）揭示出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且把这种适应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唯一尺子，即一种社会如果能容许生产力发展，那这种社会就是进步的，否则就是反动、腐朽的；生产—节约经济学的研究是教会人们如何节省劳动时间。马克思说：“真正的经济—节约在于节约劳动时间，即最低限度的，降到最低限度的生产成本，但是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马克思：《政治经济机制大纲（草稿）》，第三分册，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64页。]
二、当代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是征服自然文化观的必然后果
地球上包括人类在内的任何生物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着的，它们总是通过各种方式相互依存，彼此制约，互相联系在一起，组成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生物单元或整体。这种由生活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相互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各种生物构成的单位，叫“生物群落”。生物群落及其赖以生存的无机环境所组成结构和功能的自然单元就是“生物系统”。地球自然界是由许多生态系统单元构成的，且其本身是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美国生态学家们最近给生态系统下了一个更为广泛的定义。他们认为，所谓生态系统是由整个地球上的生物和非生物组成的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地球自然界所有生物与环境是联结在一起的，整个生态领域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有机系统。
生态系统不是封闭的，而是具有耗散结构的开放系统。生态系统在长期演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一定反馈机制和自我调节能力的动态平衡系统。
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具有一定限度，生态学将这种自我调节的最大限度称为“生态阈值”。生态阈值是生态系统适应外界环境压力的标志。生态阈值越大，则生态系统适应外界压力的能力越强；反之，则越弱。生态系统的生态阈值是理解生态平衡问题的重要契机。生态平衡是在生态阈值条件下的动态平衡，生态系统正常的物质循环、能量交换、信息传递只有在生态阈值的范围内才能进行。如果外界自然因素或人为因素的干扰超过了生态阈值，就会引起生态平衡的失调，导致生态危机。生态危机是人类或自然力量的干扰超过了生态阈值，从而使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既不能建立新的平衡，也不能恢复原有的平衡。
地球生态系统自从有了最美的花朵——思维着的精神以来，就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人类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能力，通过建立文化、发展科学技术、改革社会、从事教育、增殖人口，成功地适应了自然界，建立起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逐渐成为生态系统中有决定意义的力量。从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来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口规模的扩大以及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不断增长的需求所产生的对环境的压力，迟早会达到或超过生态阈值及地球的最大承载力。客观上人类的发展存在着破坏生态平衡的可能性。问题不在于人类的发展是否达到生态阈值，而在于人类能否按照生态规律办事，将自己的生产和生活纳入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及能量、信息交换的轨道；能否将自己看成是生态系统中众多成员中的一员，去建构社会，发展技术，在认识和利用生态平衡规律的基础上去实现自身的发展。因为，只要一切事物都适应自然的再循环，只要人类按照生态规律行事，那么就不会发生什么问题。
然而，近、现代文化的发展向人们提供了一种征服自然的文化观。这种文化观主张分割人和自然，主张为了人的利益去征服自然，漠视生态规律。人在与自然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必定会用这种或那种文化观念、行动、规范去面对自然，对自然的文化观念和态度指导人们对自然采取相应的行动。
三、征服自然的文化观必然指导人们采取征服自然的行动
征服自然的文化观念，强调了人在与自然相互作用中应积极进取，这对克服自然界的复杂性给人类生存带来的种种限制，对于解放人们的思想、破除迷信、根除宿命论对人们的影响是极其有效的。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这种观念漠视自然及其规律，必定导致以下结果：一是人类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物质和能量消耗的需要而拼命地向自然索取，随意地破坏地球表面的植被，任意地捕杀野生动物，过分地开发利用土地等；二是人类不顾后果地向自然环境中排放废物；三是虽然人类也向自然环境中有所投入，但这种投入远远小于人类向自然的索取；四是无节制地增殖人口。
早先，人类拥有的物质生产力十分有限，人口规模不大，人们生活质量改善的需求对环境产生的压力也不大，人们对自然采取征服的行动自然生态系统还能容忍。人类在其活动中所产生的污染物，通过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可以得到“化解”，即使造成生态平衡失调，也只是局部的，可以通过人类对空间的不断开拓而得以恢复，人和自然基本上能保持协调一致。
现在，人类所掌握的生产力的大小已相当于109千瓦的持续能源（发电站，各种机械装备等），它和我们星球表面上的大气和海洋中所发生过程的能量几乎相差无几，和太阳射向地球光束的能量1013千瓦处于同一个数量级。无疑，人类已开始影响大气圈、水圈、生物圈等的变化过程。人口规模已发展到爆炸程度。1987年7月11日世界人口达到50亿，现仍以年增长1.8‰的速度增长，每年增加近1亿人口。人口的空前增长，使得人类对地球空间的开拓已经完毕。宇宙开发计划初步实施的结果证明了其他的星球不是因为没有空气和水，就是因为温度太高或太低而不适合生命生存。到目前为止，地球是唯一能供人及其他生物居住的地方。人和社会的发展对自然的需求已成千上万倍地增长。就发达国家——美国而言，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6%，而每年消耗的自然资源却占全世界的40%以上。发展中国家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赶上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也开始了传统的工业化进程。到今天，全世界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没有进入这一过程。客观上，人类拥有的物质力量、人口规模以及人和社会发展对自然需求的增加所产生的压力已达到了生态系统的阈值，即地球的承载力。当代人类存在着破坏全球性生态平衡的可能性。如果人们仍然用征服自然的文化观去面对自然，对自然采取征服的行动，必然会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
人们的文化观念、行动往往要落后于周围环境的变化。当代，人们仍然在近、现代文化背景下去和自然发生作用，用征服自然的文化去面对自然，对自然采取征服的行动。为了满足人和社会不断增加的需要，人对自然的作用不断加剧，在拼命地向自然索取，同时不断增加对环境废弃物的排放。
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表现为多种形式，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失调两方面：
环境污染：据统计，现在全世界每年排出的固体废物已超过30亿吨，废水6～7万亿吨，废气仅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就近4亿吨。三废每天要污染160万亿立方米的水源。二氧化碳大量排入空气中，产生的温室效应会使气温升高，极冰融化，海平面上升，沿海城市随时会有泡入海中的危险。二氧化硫在大气中与水蒸气化合形成酸雨会腐蚀建筑，危害生物，污染水源。空气中一氧化碳过量会使人中毒死亡。化学烟雾弥漫于大气中，会引起臭氧变薄或“空洞”，导致全世界癌症患者增加。有机农药和化肥的大量使用污染了土壤、植物、动物，危害着人们的健康。依照“农药行动网”的报告，在第三世界每年有大约375000人被农药毒害，其中有10000人死亡。现在工业化合物已有500万种，有毒的化学品年产量为400万吨。此外，噪声、光热、放射性物质、电磁波污染也很严重。严重的环境污染已危及人类的生命，造成了一系列公害。例如，因空气中二氧化硫的含量过量而诱发的呼吸道疾病每年致死人数达几十万；世界卫生组织认为，8%的疾病都是由于水污染所致；1985年，印度博帕尔市的联合碳化物公司生产的多氯联苯毒气泄漏，造成了2500人死亡，10万人中毒；震惊世界的“八大公害”事件导致了成千上万的人生病和死亡。环境污染不仅引起特异性公害，而且还大量影响非特异性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根据有关部门统计，10%的先天性畸形是由环境污染造成的。环境污染所造成的致病、致癌、致畸、致基因突变等不仅在当代人身上发挥作用，而且还可以危及子孙后代甚至全人类的生存。
生态平衡失调：由于毁林开荒，铲草开地，围湖造田，造成了世界森林剧减、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河流干涸等危机。根据调查，世界森林面积在500年前为76亿公顷，1860年减至55亿公顷，1975年降至25亿公顷，1986年仅为23亿公顷。现在森林每天以3公顷的速度在消失。照此下去，再过200多年，全世界森林将被砍得精光。1970年联合国的研究报告显示，在非洲大约有40%的非沙漠化地区已受到沙化的威胁，亚洲有32%的土地、拉丁美洲有19%的土地正在沙漠化。最新的研究证明，全世界受害土地有旱地、草场水浇地，其面积已达30亿公顷，这几乎占全世界土地面积的1/4，其中有60%的草地和旱地已被严重沙漠化。由于环境污染、森林的砍伐，加之人类的过度捕杀，使生物物种急剧减少，有的甚至濒临灭绝的边缘。在OECD（即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国家中约有1/4的哺乳动物被官方确定为受到威胁的物种。在德国、荷兰、奥地利、西班牙受到威胁的物种占当地哺乳动物种类的40%以上，奥地利、西班牙等受到威胁的鸟类占33%～60%，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境内的爬行动物、两栖动物有40%的物种受到威胁。据权威人士估计，按目前这种趋势发展，在21世纪，全部物种将有1/3或更多遭到灭绝。这种大批物种的消失程度，不亚于过去数百万年所发生的灭绝规模。
上述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失调是客观存在的，它的存在和发展直接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它是征服自然文化观的必然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