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后，安抚人心的工作便成为重中之重。
所谓安抚人心，一方面指的是抚慰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旧部，使之不至于铤而走险。另一方面是指安抚为李世民出过力、立过功的秦王旧部，该升官的要升官，该行赏的得行赏。这都是必须抓紧时机来完成的工作。要知道，赏赐拖得越久，它所能起到的激励效果也就越差。这是为政者不可不注意的。
不过，在政局还未能完全安定下来的情势下，大规模的论功行赏并不可行。因此李世民接二连三地作出了一些先期部署——一方面，将自己的铁杆心腹屈突通派出去镇守洛阳，为下一步应对关东地区可能的不测之变做准备；另一方面，以唐高祖的名义重新改组太子府，任命宇文士及为太子詹事，长孙无忌和杜如晦为太子左庶子，高士廉和房玄龄为太子右庶子，尉迟敬德和程知节分为左、右卫率，虞世南为中舍人，褚亮为舍人，姚思廉为太子洗马。初步奠定了李世民日后的行政班底。
李世民作出这样的安排，实在是煞费苦心。从人员结构来看，基本上都是原来秦王府的骨干力量。太子詹事这个职务相当于政府中的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六部之和，位置极为重要。之所以把它交给宇文士及负责，是因为在事变之后，出于种种原因，李世民并不愿意经常与李渊见面。而宇文士及既是李世民的心腹，又与李渊及其身边的一干老臣关系密切。再加上他善于察言观色和保守秘密，可以承担起沟通东宫与李渊之间的工作，确保权力的平稳过渡。
太子左、右庶子作为东宫左、右春坊的实际负责人，分别掌管图书典籍、太子衣食住行以及侍从纳谏等事务。前者相当于政府中的弘文馆、秘书省和殿中省，后者则相当于政府中的中书省。长孙无忌和高士廉是李世民的亲戚，房玄龄、杜如晦是李世民的首席谋臣。长孙无忌和杜如晦办事勤勉，作风果断，故而将直接负责东宫行政事务的重担交给他们。房玄龄善于谋划，是个精明的组织人才，所以和高士廉一道伴随在李世民身边以备不时的出谋划策之需。
至于左右卫率，乃是东宫的武装力量总指挥，由尉迟敬德和程知节来挑此重担是再合适不过。中舍人乃是太子右庶子的副手，由精通文学，刚直敢谏的虞世南充任。负担秘书工作的任务由原文学馆十八学士之一——褚亮担任。而太子洗马有协助太子太傅等教导储君的重任，自然要由德高望重的宿儒来充当。这一荣誉性的职务，自然是非历官南陈和隋朝两代的姚思廉莫属。上述诸人，都是秦王府中的首功之人及平素便为众人所敬仰尊重的贤者。先安排了他们，无疑是向大家放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别着急，一步一步来，大家都有份。
接下来，就是安抚京中和地方上的李建成一党。虽然早在玄武门之变当天，李世民便通过李渊下旨，赦免了所有人的罪行，然而大多数人依旧抱着猜疑观望的心态。要稳住他们，就必须要处理好被大家视为最不可能得到赦免的这部分人。东宫将领冯立和谢叔方曾率兵与李世民拼死作战，他们最早出来投效于李世民。薛万彻躲藏到终南山里面，李世民几次三番派人劝说他出山归顺，终于也得到了他的信任。至于那位胸中自有城府的魏徵，更是与李世民一唱一和地在朝堂上演出了一幕明君得遇贤臣的精彩戏。还有王珪和韦挺，过去他们作为李建成的死党，曾在武德七年（624年）的“杨文干谋反案”中被作为替罪羊贬斥到外地，如今李世民将他们一并召回，在朝中担任谏议大夫之职。
这么做，一方面稳定了人心，另一方面又不动声色地布下了今后的棋局——他们很快便会作为原来秦王府系统的竞争者，在官场上发挥出影响力来。因为目前像魏徵、王珪等人担任的都还只不过是掌管纳谏等看上去可有可无的闲职，故而也没有引起秦王府旧部的不满和反弹，可以说李世民的官场改革在不动声色之中开了一个好头。
然而，毕竟天高皇帝远，地方上的情形远比京城中要复杂许多。大乱甫定，李世民和中央的威信还不能遍及全天下，影响力也随着各地距离京城路程的遥远而相应减弱，比如坐镇泾州的太子死党——燕郡王李艺。李世民为了安抚人心，特意加封他“开府仪同三司”的尊崇头衔，表示以前的旧怨从此一笔勾销。然而他还是惴惴不安，终于在半年多后举兵谋反，最终落得一个身死异域的悲惨结局。这位燕郡王早年为李家建立大唐确实立下了汗马功劳，如今却因为在政治斗争中站错了队而不得善终，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不过，在当时波诡云谲的乱局中，除了这位倒霉的燕郡王外，还有两个人也不得不提上一提。
其一便是益州行台仆射窦轨。说起来，他也算是李世民的人。这位窦轨从李渊起兵反隋那一天起，便鞍前马后地始终追随，也称得上是正宗的开国元勋了。他虽然曾担任过太子詹事，却与李建成没什么渊源。反倒是从配合李世民讨伐陇西薛举势力开始，一直到东讨王世充时期，他与李世民结下了深厚的交情。在李世民与李建成争位的布局之中，他所控制的益州始终是李世民包围反制李建成的重要棋子之一。
不过，就是这位被李世民倚为长城的窦轨却捅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娄子。
原来，窦轨在四川任上的时候，一直和他的佐吏行台尚书韦云起、郭行方闹得很僵。而韦云起的弟弟韦庆检及其宗族又多为亲附李建成的党羽，玄武门之变之后，窦轨便想利用这个机会拔除这对眼中钉，肉中刺。当赦免诏书来到益州的时候，窦轨独自将诏书藏了起来，伪称自己受命于朝廷要诛杀韦云起。韦云起心中疑惑，追问诏书到底在什么地方，窦轨支吾其词，只是坚持说：“你就是想要造反了！”最终以此为借口杀死了韦云起。郭行方闻讯大惊，赶紧往京城逃跑，窦轨还派出杀手在其后紧追不舍，总算郭行方跑得够快，才捡回了一条性命。
当消息传回长安的时候，李世民的眉毛都皱成了一个结。公然的矫诏杀人，公报私仇，而且，杀的还是职位不小的朝廷命官。这种事，往大里说就是有不轨之心了。虽然窦轨是李世民的人，谋反的事跟他八竿子打不着，然而李世民这边正要宽大为怀，你却在那边假公济私，这不是等于让李世民下不了台吗？这样一来，李世民说的话还有什么威信。
恼火归恼火，然而当房玄龄等人请示李世民应该如何处罚窦轨的时候，李世民却摆了摆手：
“不，不能动他，不用动他。”
不能动窦轨，哪怕他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错误，因为，窦轨是一头猛兽，一头单纯的猛兽。
说他是猛兽，是因为战场上的窦轨不但让敌人战栗，也让自己人战栗。他领兵对敌的时候，一连十几天人不解甲那是家常便饭。军中部属无论老少贵贱，只要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畏敌之情的，一律处斩。身边左右只要犯下小小过失的，也一概施以鞭笞之刑，搞得中军大帐经常是血流满地，见到的人莫不为之心惊胆寒。就连当时的大名士——行台郎中赵宏安，也常动不动就被他鞭打一顿，一年合计下来，竟要挨上好几百鞭子。
如果说这只是武人暴烈天性的通病而已，那窦轨在益州行台仆射任上的所作所为就让人感到无法理解了。刚刚进蜀地的时候，窦轨立下规矩，严令家仆不得外出。有一天，他可能是自己忘记了这条规定，派了一个忠仆前去官厨为自己取酒浆。事后，窦轨猛然醒悟过来，便找来这位仆人说：“不是你要违反我的禁令，确实是我派你去的。不过，要严明我立下的法纪，那就只能借你的脑袋一用了！”这位家仆惊惶无地，在临行前喊冤不已，使得监斩官犹豫不决。窦轨见状大怒，竟将监斩官也一并斩首。
不仅给窦轨做部下、做仆人很危险，甚至就连他的亲属也是提着脑袋度日。窦轨向来把自己的外甥作为心腹来倚重，然而一天深夜，这位窦将军突然要外出巡视，召唤自己的外甥前来随侍，没想到等了多时也不见其到来，怒不可遏的窦轨竟然下令将自己的亲外甥送上了断头台。这样的作风，可不是跟猛兽无异吗？
为了驾驭住这头猛兽，李世民与李渊从来就没有少花心思。记得窦轨入蜀后，有一次应征入朝面见李渊的时候，穿戴得衣冠不整，邋里邋遢就上殿来了。上殿之后，又仗着当初最早起兵的老资格，竟然坐着和李渊说话。李渊为此大为不满，一时间思来想去，又找不到现成的罪名，只好翻起了窦轨的旧账：“你去蜀地做官，带了车骑、骠骑将军随从二十人，现在都被你杀得一干二净。朕这里地方小，没有那么多车骑将军供你杀！”随即便将窦轨逮捕下狱。不过，李渊这么做并不是真的要问他的罪，只不过借机敲打一下，杀杀其威风罢了。因此没过多久，便将窦轨放了出来，让他继续镇守益州。
那么，李世民现在是不是也要效仿李渊再敲打敲打这个不听上命，贸然行事的窦轨呢？没有必要，驾驭术看上去简单无比，不过“恩威并施”四个字而已。但真正用起来，火候很重要，对不同的人来说，“恩”给到什么程度会让他觉得欢欣鼓舞，“威”又施加到什么程度才能让他小心戒备，都是不一样的。形象一点说，窦轨这头猛兽，皮糙肉厚，没有文人墨客那样的敏感神经，像李渊那样的“鞭子”打在他身上，就等同于挠挠痒痒而已，没多久他就会故伎重演，这样的“威”又有什么用呢？
有人又说了，若不能防微杜渐，岂不是助长了窦轨目无君上的习气，其实，李世民是最了解他脾性的人。窦轨行事虽然残暴，然而却没有造反谋逆之心。再说了，就他这个急性子的火爆脾气，若真敢造反，不出十天，一定会有其下属将他的人头给李世民送到长安。李世民又有什么可担心的。现在窦轨给李世民造成的最大麻烦，不过是“顶风违命”，带了一个借机捕杀李建成和李元吉党羽的坏头。但这样的行为在当时比比皆是，很多地方官员都借着这个机会打击报复自己的政敌，或者用以邀功请赏。窦轨在蜀地干下的这档子事，处罚轻了，无济于事，若是加重处罚来收取杀鸡儆猴之效，又实在是得不偿失。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置之不问了。不但如此，李世民还在即位后封赠他食邑六百户，授予其右卫大将军的官号，以表彰他以往的功绩。
不过，窦轨这头猛兽的破坏力实在惊人。他现在是被圈养在蜀地这个笼子里。一旦将其放出李世民的地盘，由着他那暴烈残忍的脾气胡来的话，必然会使得人心尽丧，局势动荡不安。那么，窦轨的用武之地在什么地方呢？其实，他是李世民手中的一根刑仗。管理国家，从来都是宽严相济。倘若法纪有所废弛，那就必须要用严厉的手段来加以纠正，但这种事情不能由君主亲自出面解决，而必须假手于像窦轨这样的“酷吏”来做，这才不至于招集民怨物议。在李世民即位之后的洛州就是急需严加管理的重镇。早在与李建成争位之时，洛州作为李世民的后方基地，在棋盘上的地位就举足轻重，当时，李世民为了换取当地豪强势力的支持，不得不对他们的许多非法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今天下已定，自然不可能放任他们再胡作非为下去，而整肃吏治、纠弹风纪的重任交由窦轨是再合适不过了。贞观元年，也就是公元627年，窦轨被调任洛州都督。他刚刚到任，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违反法纪的人统统逮捕治罪。短时间之内，洛州城内的秩序便大为好转，这不能不说是因为恶势力畏服了窦轨的“獠牙”与“利爪”。
贞观四年（630年），窦轨死于任上。他死后备极哀荣，被朝廷追赠为并州都督。他的儿子娶了永嘉公主为妻，后来还历任左卫将军，秦州都督，显贵无比。
不过，因为窦轨毕竟是一根沾满了鲜血的刑仗，当随着局势的变化，做皇帝的需要以和风般的怀柔手段来安抚人心之时，这根刑仗必然会被无情地弃之不用。从某种意义上讲，窦轨死得很是时候。
而另一个人就没有窦轨这样的好运气了，这个人便是大唐的另一猛将，很有希望入选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列的王君廓。但他的不幸完全是自己折腾出来的。
王君廓这个人，在大唐如云的名将之中，没有任何值得夸耀的背景，他出身寒微，贩马为业，却在隋末的乱局之中脱颖而出，后来从李密阵营归降李渊阵营，很快便成为有名的大将之一。
他的成名战，是在李世民与王世充相持于洛阳之时，以诱敌计设伏大破敌军。事后，李渊专门下诏对其进行表彰：“你以十三人之力就大破上万敌军，纵使古来有那么多以少胜多的战例，也没有像你这样的啊！”而他最大的功绩，是在唐军于洛阳城下久攻不克，而窦建德又率领大军气势汹汹地从河北前来解围之时，孤身犯险，一举攻占了横亘在王世充和窦建德之间的重要据点——虎牢关！
虎牢关若在敌手，则王、窦两军合二为一，李世民的大军危矣。虎牢关若落入李世民手，则两敌不能相救，终将成为李世民的俘虏。此后战局的发展，也正是如此。王君廓也因为他在洛阳战役中的精彩表现而被封为彭国公。此后，他又多次讨伐刘黑闼及突厥，勇冠三军，成为李靖等人之后一颗冉冉升起的将星。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李渊后来才将他调往幽州，辅佐庸懦无能的幽州大都督李瑗。李瑗这个人，文不能治国，武不能安邦，然而却早早地与李建成结为一党，成天琢磨怎么对付和压制李世民。不过，李瑗虽然无能，但还算识货，他知道自己不善治军，故而对王君廓十分看重，甚至到了约为姻亲的地步。李世民之所以一度十分忌惮幽州方面带来的压力，忧虑的不是李瑗，而是王君廓为将的这支精锐力量。
所幸的是，还没有等地方力量来得及有什么异动，京城的夺嫡之争便已尘埃落定。李世民考虑到李瑗素来性格柔弱，并且对自己部队的控制力也比不上燕王李艺。要安抚和削弱地方上的李建成势力，可以先从他身上下手，于是便假借李渊的名义召其入朝。按李世民的本意，是想先将李瑗好好地安抚一番，也好表示李世民既往不咎的决心和诚意。没想到李瑗这个胆小鬼反而自己先慌了手脚，他思来想去，实在拿不定主意，便向王君廓问计。王君廓见此情形，心中早已存下了出卖李瑗来换取功名的念头。于是他故弄玄虚地为李瑗分析道：“京城发生了这样大的变故，将来到底怎么样，谁也说不上来。王爷您是当朝至尊的皇亲，受命镇守一方，坐拥数万大军，怎么能被一个小小使者呼来喝去呢？而且，赵郡王李孝恭也算得上是先太子的人，如今已经被扣留起来了。先太子和齐王又落得这样的下场。您贸然赴京，不是自投罗网吗？”
王君廓说得声泪俱下，李瑗也听得心惊胆寒，当即便表示：“我今天把自己的性命全交给您，这回是下定决心要造反了！”于是他下令将朝廷派出的使者劫持起来，正式发动了叛乱。
天真的李瑗当然不知道，自己是真的把性命交到了王君廓的手上。王君廓打的什么如意算盘呢？他准备先诓骗李瑗举兵，然后再乘李瑗不备的时候，以朝廷的名义诛杀之。这样，举义平叛的功劳不就落到了自己身上吗？不过，他这一手如意算盘打得虽好，但除了李瑗一时半会被蒙在鼓里外，许多对他知根知底的人都有所察觉。当时的兵曹参军王利涉就曾向李瑗建议：“王君廓这个人从来都是反复成性。王爷要起兵，不能将兵权放在他手里，应该早点除掉他，换上您的亲信——燕州刺史王诜！”没想到，当李瑗还在为此犹豫不决的时候，消息已经走漏到了王君廓的耳中。他闻言大惊，决定先下手为强，在六月二十五日这天，王君廓只带领了几名骑兵前往王诜府上，诈称：“有紧急情况，要面见刺史。”还搞不清楚状况的王诜正在洗头，闻言赶紧握着湿漉漉的头发出来迎接王君廓。没想到，他迎来的是王君廓猝不及防的一刀。王诜死后，王君廓趁机对惊异不定的王诜部下鼓动说：“李瑗跟王诜一道谋反，擅自囚禁使者，私自调兵遣将。今天王诜已经被我杀了，只剩一个李瑗，不会有什么作为。你们要是跟着他走，只有灭族的下场。要是同我一起去讨伐李瑗，马上就可以获得富贵。我把话都说明白了，要祸还是要福，你们自己选吧！”
一边是血淋淋的人头，一边是勇猛善战的王君廓王将军，众人的选择不言而喻。大家齐声高呼：“愿意追随将军讨贼！”于是一干人等浩浩荡荡地杀入城内。
杀进城内干什么？王君廓并不急于前去讨伐李瑗。他知道，这个庸懦无为的王爷没有了身边的猛将做羽翼，是什么也干不出来的。王君廓做的第一件事，是亲自前往狱中放出了朝廷派来的使者。他的用意很明显——要请这位上面派下来的大人为自己今天的义举做个见证，回去也好美言几句，展现自己在这场叛乱中的功绩。
办完了这件头等大事，王君廓这才不慌不忙地杀往李瑗府中。刚刚得到消息的李瑗气急败坏地率领数百位士兵夺门而出，却在大门口与王君廓碰了个正着。还没等双方动手，王君廓又是一嗓子：“李瑗在造反，你们都要跟着他送死吗？”亲兵们一看，前两天还频繁出入府上，与王爷密谋得热火朝天的王将军今日竟然换上了一副夜叉面孔，赶紧扔掉兵器，四散溃逃。才回过神来的李瑗指着王君廓的鼻子大骂：“小人，你今天出卖我，明天就是跟我一样的下场！”王君廓当然不想让这位王爷再说出什么于己不利的话来，他立刻命人抓住李瑗，将其勒死灭口，然后斩下首级，快马加鞭向朝廷报功，生怕有人赶在前面抢去了这一天大的功劳。
当李瑗叛乱被平息的消息传到李世民耳中的时候，李世民内心恐怕不是欣喜，而是忧虑。他太了解这个老部下王君廓了。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王君廓哄骗着李瑗干了些什么，李世民不可能丝毫不知情。这也不是王君廓第一次这样做了。
年轻的时候，王君廓便以诡诈多智闻名乡里。隋炀帝大业六年（610年）的时候，全国到处都在起兵作乱。向来就不安分的王君廓也跃跃欲试，向自己的叔叔提出一同举兵的想法，他的叔叔却坚决不同意。一般人要是遇到这种情况，要么偃旗息鼓，另寻机会，要么便扯旗单干，而王君廓却偏偏想出了第三条主意。他欺骗自己的叔叔说，婶婶与邻居平日里素有奸情，其叔叔果然中计，一怒之下将邻居杀死，从此亡命江湖，不想造反也得造反了。
此后王君廓的造反生涯也一直跟诡诈两字联系在一起的，像吞并伙伴部队这样的事一直没少干。在李渊刚刚举兵反隋的时候，王君廓与韦宝和邓豹的队伍驻扎在一起，这两人想把队伍拉来投效李渊，而王君廓却认为当时虎踞关东的李密更有前途，于是他先假意赞同二人的举动，然后趁他们不备的时候，突然举兵攻打二人，并把他们的辎重抢了个一干二净，而后投效到李密门下。可惜事与愿违，李密并不重视这位出身寒微的王君廓，无奈之下，他才辗转归附了李世民。
在许多出身豪门的贵族眼中看来，他这样的行径跟无赖流氓没有什么两样。可是别忘了，王君廓不像李渊这些门阀大族，他一无所有，有的只是一条命而已。在当时的乱世之中，王君廓这样做既是为了求发展，也是图一个自保。在死人堆中打滚的生涯，使得王君廓把天性中的诡诈反复深深地铭刻在了心中：我若不以诈道来对待他人，那下一个倒下的可能就是我自己！
王君廓就是这样闯出来的，并且，迄今为止他闯得很成功——先获取他人的信任，然后再通过抓住机会出卖别人来换取自己的发展，已经成为王君廓屡试不爽的最佳策略。在他眼中，这个世界无非就是出卖他人和被他人出卖。
既然我今天可以踩着李瑗的脑袋往上爬，那么明天也许就有人踩着我王君廓的脑袋往上爬。
从得手后的狂喜中清醒过来的王君廓，一定又会陷入深深的恐惧之中。李瑗临死前那恶毒的诅咒，仍时时刻刻在王君廓的耳边回响。从此以后，他一直被猜忌和疑虑所困扰，直到最后把自己逼上不归之路。
现在最让李世民头痛的是，幽州因为王君廓的胡来和李瑗的愚蠢，已经乱了。若不赶快加以处理，还将演变出更大的麻烦。
二十六日，在李世民的授意下，朝廷以诏命的形式对王君廓卖主求荣的行为作出了答复：任命王君廓为左领军大将军，幽州都督，李瑗的所有财产都归王君廓所有。他处心积虑布下的局，现在看上去确实给他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不过，这只是一个为了确保幽州不至于陷入大乱的过渡性安排。在不久的将来，即便是李世民不动他，他自己也会干出新的蠢事来。当然，这是后话了。如今因为李世民对王君廓采取的权宜之计，也引发了其他人无穷的遐想——只要检举李建成和李元吉党羽，就可以立功受赏！一股新的告发和株连热潮又涌动起来。对此最为敏感的，自然是好不容易才被李世民招抚过来的李建成旧部。在朝中做了谏议大夫的王珪就几次三番地向李世民反映这种情况。于是李世民一方面发布命令：“凡是在六月四日之前和李建成、李元吉有瓜葛的人事，在六月十七日以前与李瑗有牵连的人事，都不得再追究告发，否则一律以诬告罪论处！”另一方面，又派出与关东地区渊源极深的魏徵前去安抚。魏徵果然也不负李世民所托，甫一出马，便借释放原太子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的举动表明了朝廷的态度，缓和了当时地方上的紧张气氛，秦王一派和宫府一派之间那种剑拔弩张的情势也逐渐转化为观望和等待。大家都在翘首以待，准备迎接一个全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