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你参悟到这言外之意，听出弦外之音，你也说不出什么。那说不出的，就是禅境，或者叫韵味。谁能告诉我，韵味是个什么滋味吗？
写的人是写心，读的人以心感悟，一切都只存在于心中。
苏轼《夜直玉堂，携李之仪端叔诗百余首，读至夜半，书其后》诗中说“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苏东坡是个读书很勤奋的人，值夜班总是不忘带上一本书。
这里所谓“参禅”，即领悟或者说探究文字以外的意境。感受言外之意，聆听弦外之音。并非读到佳处就要打坐入定参禅。可见唐以后，甚至早在晋代，诗与禅关系之密切。苏轼说“每逢佳处辄参禅”，正是对禅与诗结合的高度概括。
孔夫子是很重视诗歌欣赏的。“诗教”就是他老人家开创的。
读《论语》时发现，他老人家也很强调探究诗的言外之意。不过，他的欣赏和审美方式，让人不容易接受。
《论语·八佾篇第三》第八节可当成孔子的诗歌理论来读。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这诗句出于《诗经·风·硕人》，《诗经》是孔子的教科书，“四书五经”之一。子夏问孔子，对这诗怎么理解？
子曰：“绘事后素。”孔子解释说，先有洁白的绢，然后才能绘画。
曰：“礼后乎？”子夏又问，根据这个道理，先有仁，然后才谈得上礼仪，对不对？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子夏名商，孔子说，商真是启发了我呀。这样就可以和你探讨《诗经》了。
姑娘洁白的脸庞被理解为仁，美丽的微笑顾盼被理解为礼。孔子认为，只有如此理解，才可以谈论《诗经》。不管你说什么，都往他的仁义礼智上扯。就像不管买什么菜，都往自己篮子里放。明确无误，毫不含糊。生动活泼的生命被做成了僵化的标签。真可说是文以载道的极致了。
有人认为这也是讲究诗歌的言外之意，也是悟。如此说，大约是为了维护儒家的正统。说是悟，也没错。是儒家“文以载道”之“悟”，而不是艺术审美的妙悟。
审美是心灵感受，不是字面解读，更不是牵强附会。
禅与诗的结合，在艺术上把孔夫子的诗歌理论，至少是审美趋向给完全改变了。
禅与诗的结合不是偶然的。
唐最终结束南北朝和隋末分裂局面，统一中国后，唐太宗接受南北朝僧侣泛滥，文化素质低下，劳动力和兵源流失的教训，在开科取士的同时，对要求出家为僧者也实行考试。考试内容除佛学外，主要还是孔、孟、老、庄。那时的和尚们都有很高的文化水平。
唐代不少禅师，原本都是精通儒道的文人学士。
这就给禅僧和同样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士大夫阶层、文人学士的交流结合，提供了同一层次的文化平台。禅宗的回归心灵本源，给时时被诸多烦恼困惑的文人学士，指出了随时随地可以进去的精神家园。这现实中没有，只存在于心灵的清净家园，大致就是禅境吧。
禅宗讲究一个“悟”字，禅师对学僧绝对是启发式教学。禅师解答，简洁、含蓄、空灵，让学僧自己去悟，悟出言外之意。
如唐代贯休禅师的开悟诗：
赤旃檀塔六七级，
白菡萏花三四枝。
禅客相逢唯弹指，
此心能有几人知。
通篇是禅，不见一字说禅。讲的是见色明心，观音入理，悟彻般若，却无法诉说，只是弹指示意，而心意又无几人能知道。只有开悟的禅客，弹指间已经知音。这就是空灵含蓄。禅师的诗词，大都如此。
这对诗歌创作，首先是对诗的欣赏，产生了巨大影响。孔子“绘事后素”的诗歌理论只能淡出。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禅话和禅诗的影响，只是表层的。深层次的还是禅宗“直指人心”的宗旨。一切源于心灵，回归心灵。
隔着宽阔的溪流，对岸是一带疏林，薄雾缭绕。雾和疏林谁都看得见。疏林里边是什么？那边是什么？那边的远方是什么？谁也看不见。凭借想象力，努力去想象那看不见的那边。这还是浅层次的形象化的联想，想到了什么，可以描述得一清二楚。
“每逢佳处辄参禅”，已不是形而下的联想，而是纯属形而上的感受或感悟。你从中感受到了什么？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更无形象可以描述。只是意境，意境不可说。不是不说，是没法说。也就是禅宗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历代大禅师，都不为参学者说破。不是不说破，说破了，听者也还是感悟不到。因为能说出来的，不是实相。不仅不存在，反而把参悟者引入了形象思维，逻辑推理的歧途。这就是苏东坡的“每逢佳处辄参禅”的内涵。
比如李清照“雁字归时，月满西楼”，柳宗元“欸乃一声山水绿”之类的名句，别说读者从中感受到什么无法表述，就是明明白白写在你眼前的，这短短的字句，你连解释都无法解释。若要硬解，肯定是把“活句”解成了“死句”。而参“死句”，正是禅僧“参话头”的大忌。读诗读“死句”，也可说是审美大忌。而“每逢佳处辄参禅”，就把这大忌讳给化解了。
此刻再回头看看“绘事后素”式的审美取向，细细品位一下，真是有着天壤之别。
不明确，不确定，多解，或于可解不可解之间。禅宗给我们开示了一个全新的审美境界。中国诗歌的走向从此以后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大进步，禅宗功不可没。
有人说，“好诗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意思已经差不多了，比只读死句已高出许多，只是对禅不了解，所以到不了更高的审美境界。
“可解与不可解之间”，就是“解又解不开，透又透不出”的关口。这关口就是禅宗所说的“禅机”或“禅关”。所谓参禅，就是打破这个机关。
比如有僧人问大师：“何处可见十二面观音？”
大师不答，丢给他一面镜子。
根器钝的僧人把镜子翻来覆去，茫然不知所以。而利根器的僧人对镜一照，就会恍然大悟。十二面观音在何处？镜子里的你自己就是。
由此参入，便是佳处。一旦悟出，就是“打破禅关”。然而，当你想对人说那“佳处”时，却又发现参透了等于没参，不可解依然是不可解，只有张口结舌，会心一笑。不过，这时候的会心一笑，已是尽得风流的一笑。虽说依然是“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其实早已飘逸通透了。
不读点禅，仅仅在字句上绕圈子，对中国古典诗词的欣赏是有一定难度的。有些诗，字面意思原本就一目了然，根本无需思索。
如孟浩然的《春晓》：
春眠不觉晓，
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
花落知多少？
又如仲殊禅师的《北固楼前一笛风》：
北固楼前一笛风，
断云飞出建昌宫。
江南三月多春草，
春在蒙蒙细雨中。
不用思考，一看就明白。若作字面解说，也很简单。可如果解说的只是重复诗中罗列的几个现象，不说也罢。禅门以为，只在文字上理会，最多只做得“知解禅客”。所谓禅客，只是禅门客人，还不是禅门中人。读诗“依文生义”便是作茧自缚，缠绕在文字相上，同样算不得懂诗的人。
对禅稍知些许，就会悟出《春晓》字在风雨声、鸟鸣声和窗外落花。意在诸法无我，诸行无常，涅槃寂静。《北固楼前一笛风》，写的只是春雨春草，说的是无法捉摸的般若实相。而即使你参悟到这言外之意，听出弦外之音，你也说不出什么。那说不出的，就是禅意，或者叫韵味。谁能告诉我，韵味是个什么滋味吗？体验这不可言传的韵味，就是审美愉悦。
既然不可解而硬解，不如不解，让人自己去感受，那感受比所有的解说都美的多。所谓审美，就是感受。感受到一点一滴，也是享受。
诗歌从“载道”走向心灵，可以说是艺术向本体的回归。
说“每逢佳处辄参禅”，并非说诗与禅应该合一。诗是诗，禅是禅，只是在悟上有相通处，借禅说诗或借诗说禅，皆属方便说法，别错会了意。
宋代诗人吴可有《学诗诗》说：
学诗浑似学参禅，
头上安头不可传。
跳出少陵窠臼外，
丈夫志气本冲天。
他说学诗和参禅差不多，写诗应是活句，于可解与不可解之间的诗，才是好诗。读诗者不得不好好参悟一番的诗，才是好诗。
“头上安头”出自唐元安禅师的一则禅话。元安禅师对弟子们说：“今有一事问汝等。若道是，即头上安头。若道不是，即斩头求活。”这问题无法回答，要回答，只能沉默不语来回答。因为“是”与“不是”是两边，而“不二法门”不得住于一边，也不得住于两边，无法回答。《维摩诘经》中，文殊问维摩诘什么是不二法门，维摩诘沉默不语。文殊菩萨赞叹说“是真得不二法门”。
回答“是”，头上又长了个脑袋，成了怪物。回答“不是”，就要斩头求活，而斩了头就只有死。这“是”与“不是”，把弟子们逼到了两难的境地。两难之境，正是参禅的时候。
学诗也是一样，读到可解不可解处，就要参悟。而那些只有死句，写诗必此诗的作品，或是不知参悟的读者，都是不可取的。
所谓跳出“少陵窠臼”，也就是不依陈法，援禅入诗的意思。
此是吴可雄心壮志，不做评论。
唐代诗人以禅入诗，多出于天然本分。到宋代，诗中含禅，已成了一种时尚。所以宋代的严羽以禅论诗，有了《沧浪诗话》。一个时代文风的形成，自有他的道理，让有识者去评论吧。只是由此可见，自唐至宋这数百年，禅对诗的影响之深之大。
不过，就我们这些读读写写的人来说，写应有感而发，切莫直奔主题，学点儿含蓄。读好作品时，应有所感悟，参透个中三昧。如此读写，才是真正读读写写。至于参不参禅，大可不必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