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励志曾国藩:中兴第一名臣成就大事的42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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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为官之智(2)

2 息事宁人,委曲求全

曾国藩曾说:“困心恒虑,正是磨练英难,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叹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需图自强。”

曾国藩由筹办团练开始受到清朝政府重用,在筹办团练之初,曾国藩历经了种种坎坷。当时的惯例:一省的最高军事长官是提督。湖南提督鲍起豹无能,指挥绿营兵和湘勇的任务落到了曾国藩及刚提拔的中军参将塔齐布身上,湘勇和绿营兵一起训练。

对于训练,曾国藩要求严格,无论是风雨交加,还是烈日当空,训练始终不停止进行。这样的训练,对于来自田间从事农事的湘勇而言,并不以为太苦,但是对于绿营兵而言,无疑于一种“酷刑”。这些绿营兵平日只知喝酒、赌钱、抽鸦片,哪里经受得住高强度的训练。于是,冲突便出现了。先是副将德清拒不到操,根本没有把曾国藩和塔齐布放在眼里。接着提督鲍起豹也和德清联合起来,与塔齐布为难挑衅,他们公然对士兵宣传:“大热天还要出操,这不明摆着跟将士们过不去吗?”于是,激发了绿营兵对曾、塔两人的仇恨。

长沙城内,驻扎着两种部队,绿营兵和湘勇。绿营兵的战斗力差,受湘勇轻视,湘勇的月饷高出绿营兵二三倍多,绿营兵对此感到忿忿不平,两支部队的摩擦越积越深,加上鲍起豹等人的挑拨,两方积怨颇深,常常发生械斗。

起初,曾国藩只将参与械斗的湘勇加以棍责,严行约束,对于绿营兵,则置之不问。“君子愈让,小人愈妄。”这么一来,绿营兵的气焰更盛,益发耀武扬威,公然凌辱勇丁。曾国藩要求鲍起豹按军法整饬,鲍起豹对此置之不理,绿营兵的胆子就更大了。

1853年9月8日,在鲍起豹的鼓动下,绿营兵大队人马,鸣号击鼓,手执兵器,包围参将府,要杀塔齐布。塔齐布慌不择路,躲在菜园旁边的草丛里,没有被找到,才逃过一命。绿营兵找不到塔齐布,放火烧了参将府,又一窝蜂拥到团练大臣曾国藩的官邸,扬言要杀曾国藩。曾国藩连夜去拜见巡抚骆秉章,骆出来喝止,绿营兵才悻悻地离开。然而,曾国藩所统率的湘勇,日子却更难过了,进出城门要受盘查斥骂,在街头,公然受到侮辱,有时甚至拳打脚踢。有人劝告曾国藩参奏鲍起豹等人,曾国藩托词道:“做臣子的,不能为国家平乱,反以琐屑小事,使君父烦心,实在惭愧得很。”即日将所有湘勇分别遣驻外县,自己也移驻于衡州。这是曾国藩一贯所奉行的息事宁人、委曲求全的处世之道的体现。

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曾国藩最大的困难,不是对手的强大,而是清政府内部派系的矛盾冲突,湘军本身不受清廷重视,加上财政上的困难,曾国藩在为自己创立声望的过程中,经受了来自各方面的挫折和打击,这些是常人所无法想像的。在这样困难的境遇下他能够立足,主要是他奉行了息事宁人、委曲求全的处世哲学。

这时又发生万载知县、举人彭寿颐因办理团练与巡抚陈启迈不和,互相纠控一案。彭寿颐为人刚直,办理团练,也颇具才华。可巡抚陈启迈有意加罪彭寿颐。曾国藩不愿与陈启迈发生正面冲突,于是和陈面谈,要求调彭寿颐到曾营。曾国藩的用意是想藉此平息对彭的控案,息事宁人。不料陈启迈认为曾国藩干涉了他的统辖权力,勃然大怒,不仅拒绝了曾国藩的请求,反而将彭逮捕下狱,严刑逼供,这分明是要给曾国藩难堪。曾国藩至此忍无可忍,发了火,具折参了陈启迈。朝廷立即派人审查,并将陈启迈革职。

1858年6月,曾国藩被命在江西领导湘军作战,湘军在江西虽有守土之功,但是与各地方团不相和睦,常常被伏击截杀,加上疫病流行,营中军士纷纷病倒。曾国藩到江西以后,深感问题棘手。9月间,安徽传来败讯,李继宾、曾国华于三河镇被陈玉成击败,全军覆没,李、曾以下,湘军官兵伤亡6000余人。这支军队是湘军的精锐劲旅,被歼以后,全军为之震动。景德镇一带的湘军,也连连失利。幸亏曾国藩竭力挽救,大局才得初定。

这时的曾国藩,不停地接到朝廷的调遣,忽而奉命援浙,继又改令赴闽,不久又命筹援安徽。当石达开有由湘入蜀之势的时候,朝廷又令赴四川菱州扼守,同时命分兵协防湖南、安徽,并留兵防守江西。朝令夕改,让曾国藩无所适从。他自知因无固定地盘,只好由人摆布,委曲求全,精神极感苦恼。可见息事宁人的处世哲学也要付出精神痛苦的代价。

1861年8月,曾国荃攻下安庆、长江一线,全归湘军掌握。曾国藩兵分三路,直指江浙地区,准备给日渐衰微的太平军最后的致命一击。可是,曾国藩所遭遇的困难,纷至沓来。先是最能与他合作无间的湖北巡抚胡林翼,积劳病死,使曾国藩失去了一个最有力的伙伴。三路东向的大军中,只有曾国荃一军,因为是亲弟弟,始终听命于他,其余李鸿章与左宗棠两路,暗地里与他分庭抗礼,难以有效合作,这虽然让曾国藩伤透脑筋,但他还是按捺性情,息事宁人,没有激化矛盾。曾国荃围攻金陵的军队,虽然没有发生不听指挥的问题,然而屯兵城下日久,师老兵疲,军饷不继,军心士气日渐涣散,也使曾国藩忧心忡忡,日夜焦灼。同治二三年间,金陵城外的湘军,粮饷缺乏,纪律逐渐涣散,难以约束。曾国荃拿不出粮饷来解决问题,只好置之不问。消息传到安庆,曾国藩一面担心弟弟不能控制军纪败坏的湘军,一面要承受来自朝廷的猜疑。曾国藩素来身体孱弱,至此郁气中结,旧疾新病,一齐发作,只好向朝廷奏请给假调养。

曾国藩曾说:“困心恒虑,正是磨练英难,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叹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需图自强。”这句话体现了曾国藩在矛盾丛集、内忧外患的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息事宁人、委曲求全的一种处世观,而对于当时为官的他,可以说是无奈中的无奈。

在满族享有政治特权的朝廷,曾国藩作为汉人,能得到清廷的赏识和重用,和曾国藩采取的息事宁人、委曲求全的官场哲学密不可分。曾国藩不愿意和别人发生冲突,在冲突发生时,他首先采取的是退让的态度。当然,曾国藩采取的并不是无原则的退让,在“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情况下,他能够采取自卫的手段,争取自己的权利。曾国藩的息事宁人、委曲求全体现了传统的民族精神,这种“以和为贵”是儒家思想的一贯倡导。息事宁人、委曲求全也是官场竞争的一种策略,对曾国藩推崇备至的蒋介石在日后的政治生涯中玩弄的“以退为进”和曾国藩的息事宁人、委曲求全颇有些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