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共建美好的社会——贫富差距
近10年来，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有逐渐拉大的趋势。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从1992年到199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37.6上升到40.3；最低和最高的20%居民的收入份额分别从6.2%和43.9%变为5.9%和46.6%。1998年，最低和最高的10%居民的收入份额为2.4%和30.4%，后者是前者的12.7倍。按照中国的统计，现在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进一步上升到45.8，高中低收入户的比例呈金字塔形。2000年，城乡高收入户占总户数的2%，中低收入户占18%，低收入户占80%。从当前家庭财产总额的差距来看，最高的达到158.1万元以上，相当于户均财产22.8万元的近7倍。（参见《党政干部文摘》2002年第12期，《中国财政》2003年第8期）？
社会的贫富差距一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自古以来，就有“均田地”、“均贫富”等说法，要求贫富一致。随着这只是一个理想的目标，但是很多人都为这个目标而努力。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就真的能够实现贫富均等吗？
在商品自由交换的市场经济中，个人收入的水平和增长速度是不同的。这主要是个人生产能力和创造财富的能力不同而导致的。一个人的生产能力越强，收入就会越高。正是有了这样的环境和制度，多劳者多得，才限制了不劳而获，才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繁荣。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一个人生产能力的高低，取决于很多的因素，除了自己的勤奋和努力，还有教育、家庭，甚至甚至还有运气的因素。像比尔·盖茨这么多钱哪儿来的？他不是贪污来的，是大家愿意给他们赚的；像姚明，他赚的钱也不是剥削来的，因为大家喜欢他。
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从古至今都是人类的梦想。但是，在经济生活中并不能避免和消除，也不能避免和消除一切的贫富差距。如果每个人的收入完全平等化，人们就没有了勤奋工作的动力，社会的总收入就会大大减少，如果这样的话，所有人包括那些低收入者的生存状况也会更加艰难。就像几十年前的“大锅饭”一样，使人们失去了创造财富的动力。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验证这个问题：
当一局纸牌游戏开始的时候，各个玩家的筹码数量是一样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情况就不一样了：某些人成了赢家，而某些人则成了输家。按照平等的理想，赢家应该把赢的钱还给输家。但是，如果真的这样，游戏就变得毫无意义，就是连输家都会觉得毫无意义。也学玩上一两次还成，但是如果不论输赢，结束时就像开始是一样的话，估计没有几个人愿意玩下去。这就是说，结果平等的实施，游戏就会变得毫无意义，生活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世界就会陷入死一般的沉寂当中。
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将竞争市场的结果全盘接收下来。我们既要反对“大锅饭”，大家干的活不一样，拿的钱一样，肯定是不行的，最后大家干活都懒洋洋的，坐享其成。也不完全遵从市场，因为市场造成的收入差距非常大。
我们可以通过其他方法来帮助贫困者。帮助贫困者可以提高贫困者的生产能力，也就提高了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恩你鼓励，对于社会有利。再一方面，缩小经济发展中的收入不均，可以是社会更加稳定和谐，对于促进经济发展会更加有利。
在救助贫困的问题上，政府可以通过以下的方法，来帮助贫困者，消除贫富差距：
第一，政策。像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依靠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一样，让另一部分人摆脱贫穷也必须依赖于政策倾斜。在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更多地考虑向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倾斜，为中低收入农户的发展提供更有效的支持。第二，完善法律法规，坚决取缔非法收入，非法收入是“贫富差距”扩大的重要根源。不但剥削他人的合法所得，增加许多无理的税费，还肆意侵害他人的人身权利，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增加了社会的负担和不稳定因素。第三，经济手段。市场经济对弱势群体是吝啬的，任何市场经济的国家在国民收入初始分配时都是差距巨大的，关键是在国民收入再分配过程中把失衡的地方找补过来。可以通过制定新的法律，通过宪法适当限制过高收入，国家应通过对个人征收所得税、遗产税等，使高收入者的收入适当降低，从而缩小高低收入者之间的收入差距，达到社会分配公平。利用一些经济手段，在不影响个人工作积极性的范围内，征收高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所以，通过对个人所得税的分档次征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还可以利用征收遗产税的方法，对于一些人一次性获得大量财产从而一夜暴富有一定量的控制。
第四，重视和加大教育投入教育投资既有利于公平，又有利于效率。国家增加教育支出，发展事业，既可以提高全社会的科学文化水平，提高劳动力质量，还可以为劳动者就业创造均等的机会，使低收入者实际收入有所增加。
第五，要增加贫困人口的就业机会，促进劳动密集型企业特别是中小型民营企业的发展；要让贫困人口有能力去利用这些机会，就必须通过教育提高贫困人口的综合能力，提高其人力资本素质。
第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国家依据一定的法律和规定，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保持社会稳定的一项社会安全制度，主要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等内容。对一些没有劳动力的贫困人口，如孤儿、老人、身染疾病的人，政府、社会和相关组织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予以保障，向他们提供医疗补贴、低价住房等改善生活福利，关注、关心、扶助他们，以保持社会稳定。
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与福利计划包括的内容甚广。以较早实现福利国家的瑞典为例，包括：第一，养老金制度，从1960年起不仅对全体老年人实行基本养老金，而且还对退休老人实行补充退休金制度。第二，扩大到全民的医疗保险制度，各级政府承担经营医疗服务的责任。第三，建造住房及住房津贴制度。第四，广泛推行了失业保险（或失业救济）制度，对病休职工的现金补贴提高到工资的90%。第五，通过对部分企业的国有化和补贴提高就业水平。第六，其他福利补贴，如向大学生普遍提供的奖学金和贷款，对贫困家庭的补贴，对有未成年子女家庭的补贴，等等。
社会保障与福利计划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人人平等这个理想。只有实行完善的的社会福利保障计划之后，社会才能够基本消灭了贫穷，每个人过上了能保障基本需求的生活。穷人分享到了经济进步的好处。这种平等的实现是社会进步的结果，也是人类多少年来奋斗的结果。贫困的消除也促进社会的安定，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第十节 空调维修的猫腻——信息不对称
夏日里由于空调高频率地使用，容易引发空调故障，成了空调维修保养的高峰期。然而，目前市场上自称能够提供空调维修服务的商家数不胜数，资质良莠不齐，在维修过程中，消费者总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维修烦恼。
王女士家有一台2匹的柜机空调最近不太制冷，她估计可能是需要给空调加氟了，由于空调已经过了厂家的保修期，她就在网上找了一家维修公司。该公司的报价是每个压40元，还不收上门服务费。这个价格比较令人满意，于是王女士立即约好了时间，等待维修人员上门。第二天，对方就派了两名维修人员，经过检测证实空调是缺氟。在王女士同意给空调加满氟后，两名维修人员向王女士推荐了进口氟，并介绍了进口氟的很多好处，而且一个压才50元。王女士算了算，觉得价格差距不大就同意加进口氟。可等加完算账时王女士才发现，一个2匹的空调竟然需要加9个压的氟，一共要450元。维修人员走后，王女士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她找来另一家维修公司对空调进行检测，经专业仪器测定，她的空调加满了也不过5个压，而且专业人士说空调氟的质量相差无几，不分进口和国产。
无独有偶，和王女士遭遇相同还有万小姐。为了在婚礼前把新居布置好，万小姐在家附近找了一家空调服务公司，将半年前买的空调从旧居移到新居。之所以选中这家公司，是因为他们承诺只收五六十元的低价移机费。可没想到空调一送进新房，移机人员就以房屋结构不宜打孔、装机等缘由而加收设计费用，在万小姐承诺付设计费后，移机人员又向万小姐索要额外的运输费。当万小姐质疑该公司打着低价移机旗号设置各种收费陷阱时，该公司负责人员坚称当初只确定了移机费没有商定运费。
为什么维修一个空调就会有这么多猫腻呢？这实际上就是经济学上“信息不对称”的现象。
信息不对称是指市场上一方观察不到另一方的行为，或者无法获知另一方的行动信息；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员，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
实际生活中现在看来，信息不对称现象简直无处不在，就像周身遍布的各种名牌商品。按照这一理论，名牌本身也在折射这一现象，人们对品牌的崇拜和追逐，从某种程度上恰恰说明了较一般商品而言，名牌商品提供了更完全的信息，降低了买卖双方之间的交易成本。
社会发展到今天，商品的种类越来越多样化，商品的成分也越来越复杂，包装也原来越精美，供货渠道越来越多样化，作为一名普通消费者想要看清商品的真假优劣也就越来越难。更有甚者，如果不法的商家想要故意隐瞒商品的缺陷，或者夸大商品的功用、美化商品的质量，一般的消费者就更难以了结商品的真实情况了。
阳澄湖大闸蟹，因产于江苏苏州地区的阳澄湖而得名，是闻名国内外的名产。阳澄湖大闸蟹，个大体肥，青背白肚金爪黄毛，十指矫健，蟹肉丰满，营养丰富。一般三只就重一斤，最大的蟹甚至一只就达一斤重。自古以来，大闸蟹就有蟹中之王之称，令无数食客倾倒。
但是，随着人们对于大闸蟹的需求增多，市场上“山寨”大闸蟹也越来越多，不能够品尝到真正的大闸蟹，也让阳澄湖的大闸蟹的养殖者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一般的消费者区分不出哪个是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哪个是“山寨”的大闸蟹的，而且“山寨”的大闸蟹比正宗的价格上便宜不少，为了避免上当受骗，花高价钱卖到假的大闸蟹，很多人都倾向于购买价格更低的，也就是“山寨”的大闸蟹。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存在使得交易中总有一方会因为获取信息的不完整而对交易缺乏信心，对于商品交易来说，这个成本是昂贵的。那么，面对这种情况真的就无能为力吗？
其实也不尽然。骗得人一时，骗不了人一世。如果商人不诚信，就会失去所有的顾客，自己的生意也就做到头了。例如当消费者发现到自己总是在交易中处于不利位置，他会刻意压价，以至低于卖主的进价，例如旧车交易市场，好车的出价只有15000元，差车价只出7000元，这便使得交易无法进行，面对这种情况，旧车交易市场的卖主通常会采取以次充好的手段满足低价位买主，从而使得旧车质量越来越差，最后难以为继。
所以，要想要作长远的生意，还是要靠诚信，眼光长远的生意人都不回贪{L-End}图一时之利，而去欺骗消费者。还是以旧车交易为例，对于卖主来说，如果他们一贯坚持只卖好车不卖一辆“垃圾车”，长此以往建立的声誉便可增加买主的信任，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对于买主而言，他们同样也可以设置更好的策略将“垃圾车”剔除出来。
作为消费者，我们在购物的时候，更要多了解一些相关产品的信息，不要只听商家的一面之词。当我们去买自己不太熟悉的东西时，可以找个懂行的人一起购买，或是到比较信任的地方去购买，比如大商场等，并且购买一些品牌信誉比较好的商品。
第十一节 为什么价格越高越畅销——凡勃伦效应
小江是一家服装店的老板，夏季来了，他进了一批非常时尚的服装，为了能够赶快出手，他将价格定为99元，相对于其他商店，这个价格是够低。
可是，出乎小江的意料之外，几天过去了，衣服竟然没有卖掉几件。小江非常郁闷。
小江的朋友给他出了个建议，将价格由99元提高到299元。
结果小江惊奇地发现，来他服装店的客人竟然络绎不绝，服装销量也是不断攀升。
价钱低卖不出去，价钱高了反倒吸引消费者，这使小江又惊又喜，百思不得其解。
如果你是一个有心人，就会发现很多类似的例子：款式、皮质差不多的一双皮鞋，在普通的鞋店卖80元，进入大商场的柜台，就要卖到几百元，却总有人愿意买。1.66万元的眼镜架、6.88万元的纪念{L-End}表、168万元的顶级钢琴，这些近乎“天价”的商品，往往也能在市场上走俏。其实，消费者购买这类商品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直接的物质满足和享受，更大程度上是为了获得心理上的满足。这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经济现象，即一些商品价格定得越高，就越能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为什么同样的商品定价高反而比定价低更为畅销呢？
这种消费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直接的物质满足与享受，而在更大程度上是为了获得一种社会心理上的满足。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直接的物质满足和享受，还有更深一层的追求，就是为了获得心理上的满足。而价格越高的东西，自然就越有炫耀的资本。
由于某些商品对别人具有炫耀性的效果，如购买高级轿车显示地位的高贵，收集名画显示雅致的爱好等等，这类商品的价格定得越高，需求者反而越愿意购买，因为只有商品的高价，才能显示出购买者的富有和地位。这种消费随着社会发展有增长的趋势。在2010年北京车展上，正式开幕的第一天，标价最高的车——超过4000万元的布嘉迪威航百年纪念版刚一亮相便被神秘买家买走。价位超过400万元的宾利、劳斯莱斯、迈巴赫、保时捷、法拉利、玛莎拉蒂、兰博基尼等顶级豪车也纷纷被意向买家出手拿下。据透露，大多数购买顶级豪车的消费者并非每天使用，更多作为一种身份象征。
经济学把商品分为两类，一类是非炫耀性商品，另一类是炫耀性商品，非炫耀性商品不仅具有物质效用，而且能够给消费者带来心理上的虚荣效果，使消费者通过拥有该商品而获得受人尊敬、让人羡慕的满足感。正因为如此，消费者都不遗余力地购买那些能够引起别人尊敬和羡慕的价格令人咋舌的商品，造成了炫耀性消费——不贵不买，越卖越贵，甚至催生了一个奢侈品市场。
由于这一现象被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最早注意到，因此被命名为凡勃伦效应。由于消费者可能是想要通过使用价格高昂、优质的产品来引人注目，具有一定的炫耀性，因而这种现象又被称为“炫耀性消费”。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消费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逐步由追求数量和质量过渡到追求品位格调。只要消费者有能力进行这种感性的购买，“凡勃伦效应”就会出现。
有些商家为了牟取暴利，就有意利用凡勃伦效应来欺诈消费者。比如上面买衣服的小江，就是利用了顾客的炫耀心理而钻了空子，将本来值不了几个钱的衣服卖出了高价。
现在，很多商家极力将自己的产品打造成知名品牌，刻意强调拥有这种商品将会是身份的标志、财富的象征，给商品蒙上一层耀眼的高层次的尊贵色彩，使人有“名贵”、“高档”、“时尚”的感觉，从而勾起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如果你打开电视，铺天盖地的电视购物广告无不是利用消费者的种种心理，来为消费者设下一个购物陷阱——如果你不加入使用这种商品的行列，就太没档次了！
作为一名普通的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要注意避免受凡勃伦效应的影响，管好自己的钱包，理性消费，不要为了自己的面子，而中了商家的圈套。
第十二节 将电影看完，还是离开？——沉没成本
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你花了50元钱买了一张电影票，准备晚上去电影院看电影，不想临出门时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这时你应该怎么办？如果你执意要去看这场电影，你不仅要来回打车，增加额外的支出，而且还可能面临着被大雨淋透，发烧感冒的风险，这样还要发生吃药打针的成本费用。在这时，也许你的明智选择是不再去看这场电影。或者你花了50元买了电影票，但是也同样担心电影是否会好看，结果在看电影看了半个小时后印证了你的猜测，这个时候你会考虑是否继续看下去，是因为已经花了50元不看完可惜而留下，还是立即放弃看下去而离开呢？
明智的选择应该是立即离开，因为这个时候看不看下去的问题关键已经和当初花没有花50元买票没有关系了。
这些类似的情况很多人都会遇到过，这就是我们在经济学中常说的沉没成本。这个故事最早是由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教授讲述的，他说：“普通人（非经济学家）常常不计算‘机会成本’，而经济学家则往往忽略‘沉没成本’——这是一种睿智。”他在《经济学》一书中说：“如果一项开支已经付出并且不管作出何种选择都不能收回，一个理性的人就会忽略它。这类支出称为沉没成本。”斯蒂格利茨不愧是大师，他用通俗的话语道出了生活和投资的智慧。
沉没成本是指由于过去的决策已经发生了的，而不能由现在或将来的任何决策改变的成本。人们在决定是否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仅是看这件事对自己有没有好处，而且也看过去是不是已经在这件事情上有过投入。我们把这些已经发生不可收回的支出，如时间、金钱、精力等称为“沉没成本”。
有时候沉没成本只是价格的一部分。比方说你买了一辆自行车，然后骑了几天低价在二手市场卖出。此时原价和你的卖出价中间的差价就是你的沉没成本。而且这种情况下，沉没成本随时间而改变，你留着那辆自行车骑的时间越长，一般来说你的卖出价会越低（折旧）。
20世纪60年代，英法两国政府联合投资开发大型超音速客机，即协和飞机。该种飞机机身大、装饰豪华并且速度快，其开发可以说是一场豪赌，单是设计一个新引擎的成本就可能高达数亿元。难怪政府也会被牵涉进去，竭力要为本国企业提供更大的支持。
项目开展不久，英法两国政府发现：继续投资开发这样的机型，花费会急剧增加，但这样的设计定位能否适应市场还不知道；但是停止研制也是可怕的，因为以前的投资将付诸东流。随着研制工作的深入，他们更是无法做出停止研制工作的决定。协和飞机最终研制成功，但因飞机的缺陷（如耗油大、噪音大、污染严重等）以及运营成本太高，不适合市场竞争，英法政府为此蒙受很大的损失。
在研制过程中，如果英法政府能及早放弃，本来可以使损失减少，但他们没能做到。最后，英国和法国航空公司宣布协和飞机退出民航市场，才算是从这个无底洞中脱身。这也是“壮士断腕”的无奈之举。
人们往往会陷入类似的误区：一项工作的成本越大，对它的后续投入就越多。其实不仅是在制造协和飞机这样的重大项目上，就是在日常的生活中，人们在决定是否继续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仅是看它对自己有没有好处，而且也过于注意自己是不是已经在这件事情上面有过投入。
大多数经济学家们认为，如果你是理性的，那就不该在做决策时考虑沉没成本。比如在前面提到的看电影的例子中，会有两种可能结果：
1.付钱后发觉电影不好看，但忍受着看完；
2.付钱后发觉电影不好看，退场去做别的事情。
两种情况下你都已经付钱，所以应该不考虑这件事情。如果你后悔买票了，那么你当前的决定应该是基于你是否想继续看这部电影，而不是你为这部电影付了多少钱。此时的决定不应该考虑到买票的事，而应该以看免费电影的心态来作判断。经济学家们往往建议选择后者，这样你只是花了点冤枉钱，而选择前者你还要继续受冤枉罪。
很多人对“浪费”资源很担忧害怕，被称为“损失憎恶”。比如说很多人会强迫自己看一场根本不想看的电影，因为他们怕浪费了买票的钱。这有时被叫做“沉没成本谬误”。经济学家们会称这些人的行为“不理智”，因为类似行为低效，基于毫不相关的信息作出决定错误的分配了资源。
对于企业来说，企业经营性支出可以分为生产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两类。一般来说，生产性支出所形成的沉没成本的损失相对较小，比如一批生产原料保管不善而报废。又因为许多生产性支出项目往往不是一个独立的成本项目，这类沉没成本其实只是准沉没成本。而资本性支出特别是项目投资形成沉没成本，问题就严重得多了。一个投资项目，一是投资额比较大，二是回收周期比较长；投资项目一旦确立，开弓没有回头箭，无论是盈利还是亏损，你都只好接受。
为了避免资本性沉没，就要求企业有一套科学的投资决策体系，要求决策者从技术、财务、市场前景和产业发展方向等方面对项目做出准确判断。
当然，市场及技术发展瞬息万变，投资决策失误难免。在投资失误已经出现的情况下，如何避免将错就错对企业来说才是真正的考验。
英特尔公司（Intel）2000年12月决定取消整个Timna芯片生产线就是这样一个例子。Timna是英特尔公司专为低端PC设计的整合型芯片。当初在上这个项目的时候，公司认为今后计算机减少成本将通过高度集成（整合型）的设计来实现。可后来，PC市场发生了很大变化，PC制造商通过其他系统成本降低方法，已经达到了目标。英特尔公司看清了这点后，果断决定让项目下马，从而避免更大的支出。
我们常说“姜还是老的辣”，指的是上了年纪的人比年轻人更有经验，就是因为他在人生阅历中积累了很多沉没成本，有了这些沉没成本能够让他在进行新的决策时考虑更全面更成熟。对一个行业或产业来说，其沉没成本的状况往往构成了进出壁垒的关键，并最终决定市场结构。有过调查公司的结论，若一个产业的固定成本或沉没成本很高，就会形成进入门槛。那些具有明显规模经济和庞大硬件投入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如能源、通讯、交通、房地产、集成电路、医药等产业，其超额回报可谓诱人，但其惊人的初始投入和高退出成本则往往使许多市场“准进入者”却步，因为这首先是一场“谁输得起”的比拼。由于这些高沉没成本的产业往往同时具备低边际成本的特性，“输得起”的一方最终会成为市场的赢家。许多资本实力雄厚的企业正是利用沉没成本来建立自己的竞争优势。小企业通常只能选择沉没成本较低的竞争性行业求得发展。目前我们所处的互联网行业中某些领域其实正是这样的情况，“剩者为王”就是最好的写照。
有人可能认为其实沉没成本就是所谓的“拿钱买教训”或者“就当交学费”、“破财免灾”，虽然这也有一些道理，但是正确的面对沉没成本的方法是有正面看待也要反面看待问题。
正确认识面对已经发生的成没成本，像前面提到的电影票的事情一样，明智的选择能避免沉没成本发生时出现更大的损失。因为此时计较已经付出的沉没成本只能带来更大的投入和损失，这个时候，大家前面提到的观点就是正确的。
同时，有些沉没成本是可以继续再利用的，如你花了220元买了一双名牌鞋，但是回去发现不太合脚，于是就回去找销售商，加了20元换了一双新鞋，这就是对成没成本的合理再利用，结果可以理解为花了20元买了双新鞋。
另外，我们需要尽可能在决策前对沉没成本进行预测，在决策时尽可能减少决策性失误导致的沉没成本，因为决策失误导致的成本往往是无法再利用的，这也可能会导致最终决策的失败，这将对决策的可行性评估起到很大的作用，因为如前面说到的，有些成没成本是必不可少的，这就会成为必要的投入和“壁垒”。
在我们一生中，时时刻刻都会面临如前面所说的各种沉没成本的情况，由于年龄，经历等原因，我们可能在自己年龄的时候做了一些无法挽回的错事，走了一些难以避免的弯路，经历了一些难以承受的挫折，如果利用沉没成本的概念来认识这些事，只要我们从这些错事，弯路和挫折打击中吸取经验教训，调整航向，面对新的开始，从而使自己的路越走越宽，我们可能会赢得一种新的、更为积极的人生！
第十三节 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外部性
有一位农民，听说某地培育出一种新的玉米种子，收成很好，于是千方百计买来一些。他的邻居们听说后，纷纷找到他，向他询问种子的有关情况和出售种子的地方。
这位农民害怕大家都用这样的种子而使自己失去竞争优势，便拒绝回答，邻居们没办法，只好继续种原来的种子。
谁知，收获的时候，这位农民的玉米并没有获得丰收，与邻居家的玉米相比，也强不到哪里去。为了寻找原因，农民去请教一位专家，经专家分析，很快查出了原因：他的优种玉米接受了邻居劣等玉米的花粉，所以没能高产。
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存在，都与周围其它事物处于相互联系之中，这些周围事物都该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条件。这位农民之所以事与愿违，是因为他不懂得自己的里的玉米与邻家地里的玉米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
从经济学的眼光来分析，这位农民之所以最后事与愿违，是因为他的行为已经产生了“消极外部性”。
“外部性”，就是指一个人在自己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中产生了一种对他人的影响，如果是好的影响，就叫做“正的外部性”，或者叫“外部经济性”，如果是不好的影响，就叫“负的外部性”，或者叫“外部不经济性”。
比如有两个人，一个人唱歌唱得很好，“余音绕梁，三日不绝”，能带给人愉快的感觉，这种愉快感就是旁人听到他唱歌获得的收益（不管他是有意去听还是无意去听），所以我们说他唱歌具有正的外部性。而另外一个人五音不全，唱歌好像鬼哭狼嚎一般，基本上只能自娱自乐，旁人听了会起寒颤。这时候，我们说他唱歌有负的外部性。
这个例子非常普通。当你下次唱歌的时候，你就可以轻易地判断你的歌声具有正的外部性还是负的外部性。虽然是一个小小的不起眼的例子。但是经济学的含义却都包含在里面了。
其实生活中，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养蜂场的蜜蜂飞到别人的果园从果树采回了蜜，果园的果树经蜜蜂传授花粉，能够结更多的果实，而且果实的质量更好，果园的主人也因此而受益，这时养蜂场的生产活动就具有一种“正的外部性”。如果一个人把自家花园搞得非常漂亮，种满了美丽的花草，漂亮的花草让路人感到赏心悦目，这样的行为同样具有“正的外部性”。
有的人没有公共道德意识，在公共场合抽烟，在受到大家的制止之前，他抽烟虽然很酷，但是喷吐出来的烟雾对周围具有伤害性，这就是“负的外部性”。在电影院看电影时，喜欢妄加评论的人，指手画脚，对周围的人产生了干涉，影响到他们看电影或思考，这同样是“负的外部性”。
有的活动兼有正的和负的外部性。比如小区里面有人养鸽子，雪白的鸽子给人一种美感，是一种“正的外部性”，但是鸽子的粪尿非常难闻，使人感觉不舒服，这又成为了一种“负的外部性”。
当然，外部性一般不是当事人的本意，他并不是故意要为别人这么做、或者说不是要故意为害别人的，它本来只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这么做的。所以这种行为的外部性又叫作“溢出效应”，效果溢到别人头上去了。
外部性的产生，是因为在经济活动中存在个体成本与社会成本，个体受益与社会受益之间的差异，外部效应使个体成本小于社会成本，个体受益大于社会受益。当一种经济交易的结果影响了除交易双方之外的第三者，而第三者又未参与交易双方的交易时，即产生了外部效应。总之，外部效应的产生是人们决策范围之外的，料想不到的结果或影响，是随着生产或消费的进行而产生的某种副作用。
外部性在经济学里非常重要，它直接引出了产权问题。只有更清楚地界定产权，使得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都得到法律上的认可，经济上的各种交易才会发生。正的外部效应会出现“搭便车”的现象，同时也无法给提供正外部性的个体以激励，负的外部性不能消除，就损害了社会福利。
而外部性的另一个{L-End}表现就是{L-End}表示没有绝对的自由，无论是个人、企业、政府都处在某种约束和制约之中。外部性对信奉自由、追求自由大有帮助，我们可以借此更加深刻地理解什么是自由。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正是因为外部性普遍存在，所以我们受到他人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自由是大家互相约束，不轻易带给别人负的外部效应，自由不是为所欲为，在约束的前提下，大家互不干涉，才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外部性的存在促使我们在做任何事情时不能只考虑自己，也要考虑这可能会给他人带来什么影响。对具有外部经济性的好事，我们要设法让他往好的方面转化，以使“肥水不流外人田”。将外部性向好的方面转化，大致有以下的几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利益的驱动，也就是各方私立的自我满足。以上面果农养蜂人为例，他们给对方带来了正外部效应。但是，他们在作出生产决策的时候，并不一定主动将这种正外部效应纳入自己的决策，这时就完全可能出现果农种的树太少，或者养蜂人养的蜂也太少，因此发展就不那么协调。这时，如果养蜂人自己购买果树，或者果农自己买蜜蜂，外部效应就实现了内在化，利益的驱动就是外部效应得到了解决。然而现实条件的种种限制，往往使这种内在比较难实现。当一家新的电影院建成并开张以后，它周围那些小吃店的生意会好起来，这时电影院不妨自建一个餐馆。按钱锺书的幽默说法，“药店带开棺材铺子，太便宜了”。这也是多元化经营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各个项目之间往往具有正的外部性。
第二种方法是通过道德规范和社会约束。比如乱丢垃圾会给他人带来？多不利影响，是负外部效应。如果所有社会成员都认为到它的危害，使“不乱丢垃圾”成为一种文明道德规范，就可以形成一种无形的社会压力，减少这种外部效应的发生。
还有一种重要的方法，就是通过政府来矫正外部效应。因为上述两种方法都是凭社会上的个人力量来解决问题，因而并不是那么有效，这时就需要政府出面了。比如卫生部宣布，自2011年1月起，中国内地将在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和其它可能的室外工作场所完全禁止吸烟。为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卫生部还要求今年在各地所有卫生行政部门和至少50%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建成无烟单位，确保2011年实现全国医疗卫生系统全面禁烟目标。这就是用法律的手段来限制负的外部性，以保护人们的健康。
再举一个例子，政府修复历史建筑具有正外部性，因为历史建筑可以使人享受到这些建筑物独特的美，并且感受到这种建筑物的历史沧桑。但是建筑物的所有者得不到修复的全部利益，所以他们往往很快就遗弃了这些建筑物。政府对这个问题的反应是对拆毁历史建筑实行管制，并且向修复这些建筑物的所有者提供税收减免。
在现实生活中，政府通常对负的外部性比对正的外部性更为关注。随着社会人口的日益增加，随着能源、化学以及其他原料产量不断提高，原本是微小的麻烦，却变成了巨大的麻烦，这正是政府需要进行干预的地方。干预的目的，就是要控制住外部性，比如空气和水的污染，药物、食品以及放射性物质等所造成的不安全等问题。
第十四节 航天飞机和马屁股的关系——路径依赖
曾经有人将5只猴子放在一只笼子里，并在笼子中间吊上一串香蕉，只要有猴子伸手去拿香蕉，就用高压水教训所有的猴子，直到没有一只猴子再敢动手。然后又放进去一只新猴子，新来的猴子不知这里的“规矩”，竟又伸出上肢去拿香蕉，结果触怒了原来笼子里的猴子，于是它们代替人执行惩罚任务，把新来的猴子暴打一顿，直到它服从这里的“规矩”为止。试验人员如此不断地将最初经历过高压水惩戒的猴子换出来，最后笼子里的猴子全是新的，但没有一只猴子再敢去碰香蕉。起初，猴子怕受到“株连”，不允许其他猴子去碰香蕉，这是合理的。但后来人和高压水都不再介入，而新来的猴子却固守着“不许拿香蕉”的制度不变。
其实不要嘲笑这些猴子，人类有时候会犯和猴子一样的毛病。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是这样的：
现代铁路两条铁轨之间地标准距离是4.85英尺。为什么恰恰是这个标准，而不是5英寸或者4英寸或者其它的尺寸呢？原因是因为早期的铁路是由建电车的人所设计的，而4.85英寸正是电车所用的轮距标准。
电车的铁轨标准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最先造电车的人以前是造马车的，而他们是源于马车的轮宽标准。好了，那么马车为什么要用这个一定的轮距标准呢？
因为，古罗马的时候英国的大道，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公路，主要供军队使用，军队的马车的宽度是一样的，大笔军队长年累月地走这个道路，就留下很深的车辙。如果马车用任何其他轮距的话，马车的轮子很快会在英国的老路上撞坏的。为什么？因为这些路上的辙迹的宽度是四尺八寸半。
这些辙迹又是从何而来的呢？答案是古罗马人所订的。公元前55年，罗马人在凯撒大帝的率领下入侵大不列颠，并一直占领了大约500多年，而当时古罗马的战车装配的就是轮距为4.85英尺的车轮，后来不列颠人纷纷仿制了这样的二轮战车用作马车，经年累月，大不列颠各地的道路上都深深地留下了宽度为4.85英尺的车辙。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随后出现的四轮马车为了避免改造引起的不合旧辙可能引起的车辆损毁和交通隐患，就继续沿用按照轮距涉及四轮马车，沿着古老的车辙行驶。
我们再问，罗马人为什么以4.85英寸为战车的轮距宽度呢？原因很简单，这是两匹拉战车的马的屁股的宽度。
就这样，工业革命开始以后，人们开始发明制造出了火车，当时的技术工人和设计者沿用了旧标准，按照四轮马车的轮距设计出火车铁轨。所以火车的轮距就这样给确定下来了。
事情到了这里还没有结束。美国航天飞机燃料箱上有两个火箭推进器，因为火箭推进器要用火车来运输，路上要过一些涵洞和桥梁，因为，火箭助推器的宽度也被限制在4.85英寸。
实在让人难以相信，最先进的美国航天飞机火箭推进器的宽度，竟然是由两千年前的两匹马的屁股决定的。
一旦人们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让你不能轻易走出去。这种就叫做“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是指人类社会中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也就是说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这种路径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
路径依赖理论最初是由保罗？大卫在1985年提出来的，W·马兰·阿瑟作了进一步的拓展。大卫之所以提出路径依赖理论，是由于我们现在很熟悉的QWERTY型键盘，这种键盘在技术上并不是最好的，但是，它却牢牢占据了市场。实际上，德沃夏克于1932年申请专利的DSK键盘比QWERTY性键盘输入速度更快，但是却没有QWERTY性键盘普及得广。大卫认为：由于某种原因，QWERTY型键盘使用人数占了优势，那么，由于其它类型的键盘数量上较少，考虑到硬件、软件的兼容性，其它使用者会在选择打字机时（键盘是由打字机演化而来）选择QWERTY。这样，QWERTY型键盘逐渐占据了整个市场。大卫把这种状态称之为“锁定”。后来的键盘虽然在技术上比之先进，但为时已晚。
后来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将这方面的思想加以拓展。从而建立起了路径依赖理论。诺斯认为，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某一路径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及未来可能的选择。好的路径会对企业起到正反馈的作用，通过惯性和冲力，产生增进的效果，企业发展因而进入良性循环；不好的路径会对企业起到负反馈的作用，就如厄运循环，企业可能会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下而导致停滞。而这些选择一旦进入锁定状态，想要脱身就会变得十分困难。
路径依赖理论也提示我们，在作出任何一项改革决策时，要慎之又慎，不仅要考虑将要采取的决策的直接效果，还要研究他的长远影响；要随时研究改革是否采取了不正确的路径，如果发现了路径偏差要尽快采取措施加以纠正，把他拉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以免积重难返的状况出现。
第十五节 赢家通吃——马太效应
《新约·马太福音》里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国王远行前，交给三个仆人每人一锭银子，吩咐他们：“你们去做生意，等我回来时，再来见我。”
国王回来时，第一个仆人说：“主人，你交给我的一锭银子，我已赚了10锭。”于是国王奖励了他10座城邑。
第二个仆人报告说：“主人，你给我的一锭银子，我已赚了5锭。”于是国王便奖励了他5座城邑。
第三个仆人报告说：“主人，你给我的一锭银子，我一直包在手巾里存着，我怕丢失，一直没有拿出来。”
于是国王命令将第三个仆人的那锭银子赏给第一个仆人，并且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这就是马太效应的故事。
马太效应是指好的愈好，坏的愈坏，少的愈少，多的愈多的一种现象。在《圣经》中有这样一句话：“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它的原创者是美国科学史研究者罗伯特·莫顿（Robert K。Merton）。1968年，莫顿提出“马太效应”这个术语来概括一种社会现象：“相对于那些不知名的研究者，声名显赫的科学家通常得到更多的声望，即使他们的成就是相似的；同样地，在同一个项目上，声誉通常给予那些已经出名的研究者，例如，一个奖项几乎总是授予最资深的研究者，即使所有工作都是一个研究生完成的。”
他归纳“马太效应”为任何个体、群体或地区，一旦在某一个方面（如金钱、名誉、地位等）获得成功和进步，就会产生一种积累优势，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和进步。
在人类资源的分配上，《马太福音》所预言的“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现象更是十分明显。富人享有更多的资源：金钱、荣誉以及成功，穷人却变得一无所有。
据统计，目前最富有的五分之一的国家占有85%的全球国民生产总值，20世纪60年代以来，最富有的国家与最穷困的五分之一国家之间的差距扩大了一倍。不仅国家和地区如此，个人的财富也是如此。
处于经济黄金时期的美国人是越来越富了，还是越来越穷了呢？这个听起来近乎可笑的问题却有一个让许多美国人深思的答案：相对而言，富人更富，穷人更穷了。
据英国《经济学家》周刊说，占美国家庭总数1/5的最富有者占美国总收入的一半，而占家庭总数1/5的最穷者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还不到4%。美国预算和政策优先研究中心1999年9月发{L-End}表的题为《收入差距扩大》的报告{L-End}表明，最富的270万美国人的收入相当于最穷的1亿人的收入。仅1998年，最高收入者与最低收入者上因特网的差距就扩大了29%。
美国华盛顿预算及政策研究中心和经济政策研究所同时发{L-End}表报告：美国最富有和最贫穷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了，而且这一差距超过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差距。现在美国民众蓦然发现，在一片繁荣的喧嚣中，贫富之问的大峡谷正在无声地裂开，而且越裂越宽。尽管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对贫富差距都深有体会，但是以下数字还是可能令你惊叹不已。
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美国收入最高的1/5家庭平均年收入约137000美元（税后）左右，而最穷的家庭平均年收入为13000美元，不到高收人家庭的1/10.调查还发现，最穷的1/5家庭在过去的10年中收入增长不到1%（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以后），而最富的那1/5的家庭收入增长了15%。美国前三名巨富（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和保尔·艾伦）个人财产的总和更是超过了全球43个最穷国家国民生产值的总和。种种数据显示，美国财富的聚集度已达到了上个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同样明显：
马太效应所描述的现象不仅存在于国家经济实力的差距上，而且存在于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超级巨星和新兴专业的顶尖人物获得天文数字般的薪金，并且这种趋势还在不断上涨。电影导演史蒂芬·斯匹尔伯格，1994年赚进了1.65亿美元。加梅（JosephJamie）这位收入最高的律师，其酬劳为9000万美元。而众多拥有同样才干的电影导演和律师，往往只能赚到这些额度的极小部分。
一个成熟的市场往往被市场占有率第一、第二的企业所主宰，大多数公司都很难避免被淘汰出局的命运。比如美国汽车市场，通用和福特双雄并立，稳定的业绩和利润能够保证其生存不出现问题，而排名第三的克莱斯勒就一直在生死线上挣扎。
而马太效应对于企业经营同样有用。在企业经营中要采取“抑强扶弱”的策略，挪用绩效良好事业部门的一些资源，补贴绩效不好的事业部门；但根据“马太效应”，企业应该大幅删减那些绩效不良、没有前途的事业部门的资源，对于那些绩效良好，或有前景的事业，则应该给予更多的资源。如此一来，企业可以更强化其本来的优势，而整体的绩效将会更好。
而企业要想在某一个领域保持优势，就必须在此领域迅速做大。当你成为某个领域的领头羊的时候，即使投资回报率相同，你也能更轻易的获得比弱小的同行更大的收益。而若没有实力迅速在某个领域做大，就要不停地寻找新的发展领域，才能保证获得较好的回报。
第十六节 日本的空白十年——流动性陷阱
1985年美日签署“广场协议”，日本政府承诺日元升值，日本出口竞争力大幅衰退。1990年代以后，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即陷入流动性陷阱，克鲁格曼说：“日本已经落入流动性陷阱之中，它无法通过传统的货币政策得以恢复，因为即使利率为零也还不够低。”日本自1990年开始调降利率，1991年仅有6%，1996年企业负债比增加了75.4%，1997年又将消费税由3%提高到5%，最后日本利率已降至“零利率”的水平，却仍无法诱发企业贷款投资，史称空白十年。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一般是从利率下调刺激经济增长的效果来认识流动性陷阱的。按照货币—经济增长（包括负增）原理，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来改变利率。当货币供应量增加时（假定货币需求不变），资金的价格即利率就必然会下降，而利率下降可以刺激出口、国内投资和消费，由此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如果利率已经降到最低水平，此时中央银行靠增加货币供应量再降低利率，人们也不会增加投资和消费，那么单靠货币政策就达不到刺激经济的目的，国民总支出水平已不再受利率下调的影响。经济学家把上述状况称为“流动性陷阱”。
流动性陷阱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的一种假说，又称凯恩斯陷阱。凯恩斯指出当一定时期的利率水平降低到不能再低时，此时无论货币数量如何增加，利率再也不会下降。即使是利率低得接近于零，也不能够使银行贷款、商业投资、消费真正运作起来。利率太低，人们宁愿持有现金，最后扩张性货币政策失去了作用。在流动性陷阱的情况下，投机性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为无穷大。
根据凯恩斯的理论，人们对货币的需求由交易需求和投机需求组成。在流动性陷阱下，人们在低利率水平时仍愿意选择储蓄，而不愿投资和消费。此时，仅靠增加货币供应量就无法影响利率。如果当利率为零时，即便中央银行增加多少货币供应量，利率也不能降为负数，由此就必然出现流动性陷阱。另一方面，当利率为零时，货币和债券利率都为零时，由于持有货币比持有债券更便于交易，人们不愿意持有任何债券。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增加多少货币数量，也不能把人们手中的货币转换为债券，从而也就无法将债券的利率降低到零利率以下。因此，靠增加货币供应量不再能影响利率或收入，货币政策就处于对经济不起作用状态。
从宏观上看，一个国家的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主要有三个特点：（1）整个宏观经济陷入严重的萧条之中，需求严重不足，居民个人自发性投资和消费大为减少，失业情况严重，单凭市场的调节显得力不从心。（2）利率已经达到最低水平，名义利率水平大幅度下降，甚至为零或负利率，在极低的利率水平下，投资者对经济前景预期不佳，消费者对未来持悲观态度，这使得利率刺激投资和消费的杠杆作用失效。货币政策对名义利率的下调已经不能启动经济复苏，只能依靠财政政策，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减税等手段来摆脱经济的萧条。（3）货币需求利率弹性趋向无限大。
第十七节 一双筷子毁了一个国家——棘轮效应
大家可能都知道纣王是商朝一个十分残暴的暴君，但是他为什么会这样呢？理由说起来好像很搞笑，竟然是由一双筷子引起的。
纣王刚登位的时候，精明强干，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有一天，有人献给纣王一双象牙筷子，纣王十分高兴。他的叔父箕子见了，就劝他收藏起来，纣王满不在乎，满朝文武大臣也都认为箕子有点小题大做。箕子痛心地说：“纣王用象牙做筷子，就不会再用土制的瓦罐盛汤装饭，要改用犀牛角杯和玉碗；有了象牙筷、犀牛角杯和玉碗，肯定不会在满足于吃粗茶淡饭和豆子煮的汤，大王的餐桌从此顿顿都要摆上美酒佳肴了；吃的是美酒佳肴，穿的自然要绫罗绸缎，住的就要求富丽堂皇，还要大兴土木筑起楼台亭阁以便取乐了。对这样的后果我觉得不寒而栗。”
结果果然被箕子所言中，没有几年，箕子的预言果然应验了，商纣王开始变得恣意骄奢，很快就断送了商汤绵延500年的江山。
估计谁也不会想到，一双筷子竟会毁了一个国家。不过，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又非常合理，因为这是经济学上一个典型的“棘轮效应”。
大家一定有这样的感受：在乘坐汽车的时候，如果汽车突然刹车，身体就会随着原来的方向往前冲去，这就是物理学上所讲的“惯性”。
其实，在经济学上同样有“惯性”，这就是“棘轮效应”。“棘轮效应”又称制轮效应，是指人的消费习惯形成之后有不可逆性，则易于向上调整，而难以向下调整。尤其是在短期消费是不可逆的，其习惯效应较大。这种习惯效应，使消费取决于相对收入，即相对于自己过去的高峰收入。因此，如果人们的收入在短期内下降了，人们一般也不会立即降低自己的消费水平和改变已形成的消费习惯。这有利于在经济衰退、收入下降时减缓总需求的下降。即所谓的“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比如有时候猪肉禽蛋等原材料食品涨价，但是相应的牛肉拉面和、方便面以及饭店的价格却没有相应的下调。
其实，这种事情在生活中屡见不鲜。比如石油价格上涨，导致成品油大幅上涨，出租车的价格随之水涨船高，比如广州增加了一元钱的特别附加费，北京则将每公里的单价从1.2元和1.6元统一为每公里2元。但是随后国际油价下调的过程中，这些价格并没有相应下调。
实际上，保持适度的通胀水平是一个经济体保持健康发展的标志，比如香港，经济几十年经济的发展，由于这种“棘轮效应”，物价水平也上升到了一碗面几十元的水准。但这并没有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原因是人均居民收入同样获得了惊人的增长。
但是对于个人消费，就要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棘轮理论，防止自己过高的消费。如过对于自己的消费欲望不加以控制，就会使自己陷入无法自拔的陷阱。生活中最最体会的是棘轮效应，有一阵时间花钱特猛，后来想降也降不下来了！用惯了好东西就不能忍受便宜东西了，例如用惯5000多的手机就不习惯用1000多的手机，穿惯名牌衣服就不愿再穿地摊货，打车多了就不喜欢坐公车了！这一切，正符合“棘轮效应”的特征，所以每个人都因引以为戒。
棘轮效应虽是出于人的一种本性，无法消灭，但是经过组织的精心设计还是可以减少其影响。否则任其膨胀，后果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