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高语罕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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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 移家江津:一点残红万里心

其时武汉已渐吃紧,语罕深恐以后道途越加梗塞,遂致电常德的侄女高曼云和她的母亲及桂林的王立人赶快来渝团聚。等王立人到了重庆,就一起移家江津了。

语罕为什么要移家江津呢?原来:第一,重庆的生活费用太大,语罕没有进项;第二,重庆在山岩上,行路不便,而江津地势平坦,颇宜安居;第三,安徽教育界许多朋友,因国立安徽中学校址在江津对面德感场,十九都住江津。

长江流经江津时,呈一“几”字形将县城环绕,故江津别称“几江”、“几水”。陈独秀曾有小诗:

连朝江上风吹雨,几水城东一夜秋。

烽火故人千里外,敢将诗句写闲愁。

船到江津码头,语罕内心起了震动:为什么要到江津来呢?果真是来避难的么?果真应该来此地作寓公么?

眼前一塔压征轮,住罢山巅又水滨。

小立船头浑不语,笑予何事到江津?

语罕初到江津,租到合作金库后院的一间房子,在大西门城内黄荆街。房东太太脾气很大,同高家合住不来。语罕他们又找到大西门外盐商赖家的院子,房东赖太太遇事很愿帮忙。

这时,九中校长陈访先一再函聘丽立去任女校校医。河水很大,丽立每天来回过河,十分不便,干脆辞去校医一职,在家接诊。

不久,语罕的学生王持华夫妇也搬到赖家院子。语罕侄女高曼云和她的母亲从常德赶来,王立人的男友金龙云自德国回来,都住在语罕家里。

大西门外实在偏僻,不利于丽立应诊。恰好江津富绅邓蝉秋捐助延年医院,刚盖好几间房子收租。语罕马上去拜见,要求租住,邓蝉秋答应了。

这处房子正对江津中学大门,丽立的诊所开门,每日收入颇足敷衍语罕全家的生活。高曼云天天跟着丽立学医,她母亲仍住赖家院子,生活由语罕负担。

天有不测风云,重庆行营来了一封公文说,语罕的行营参议“留职停薪”;丽立忽患急性疟疾,昏死过去。语罕一连给她打了五针Omnadin,才慢慢醒过来。这时家里全部资本只有两百元,生活顿时发生了恐慌。

语罕不得已写信给重庆政府机关的一位老朋友,托他替找一个“挂名”的差事,这位朋友连信都不回。没办法,语罕只好将丽立的一点首饰拿去换了,渡过难关。

最伤脑筋的是,差不多每天夜里都有警报,丽立病得很厉害,又不能逃出城去,大家颇以为苦。几经寻觅,语罕好不容易在东门外遗爱祠旁,找到几间房子。

这房子还在动工建筑时,语罕就向它的主人订了下来。原来,房子的主人姓邱,是大西门外旧房东赖太太的亲戚。邱家二小姐的女儿才两三岁,生过一场病,是丽立给治好的。

有这层关系,所以邱家都欢迎语罕他们去住。邱家房子是大五开间的楼房,前后两进,院子很大,门临遗爱祠的大塘,塘之四周有小小的马路,路旁垂柳婆娑,风景甚佳。春水泛涨之后,满塘绿萍,青翠可爱。柳荫下垂钓者日常数十人。

语罕非常喜欢这个环境,写了几首描写清穆庄新居的诗:

其一

清穆庄前五亩塘,塘边垂柳扶天光。

居民浑忘兵戈苦,趺坐无言垂钓忙。

其二

逃死空山又一年,寒林独步意姗然。

层阴四塞风吹急,落叶萧萧欲暮天。

其三

悲风凛冽昼昏昏,遍地干戈独闭门。

清早提篮入市本,相逢微笑却无言。

其四

也曾慷慨誓从戎,六载归来只固穷。

借得津郊一角地,满楼山雨半江风。

语罕这时的情绪,因国难家忧,非常矛盾,一方面内心极坦然,因而亦甚安闲,所以给人题画,下面三绝可以表现出来:

其一

满地干戈是与非,村居暂着水云衣。

山边茅屋拥群树,曳杖褰裳一老归。

其二

无限江山无限愁,临流夹岸雨悠悠。

怜君心事凭谁诉,眼底沧波一钓舟。

其三

茅檐乃尔忧天堕,一片江山万里愁。

带水盈盈波好渡,哪堪胡越竟同舟?

另一方面,此种心情虽有忧思,却还带有大半旷怡的胸怀。下面却是凄风苦雨了:

听罢风声又雨声,层阴四塞夜沉沉。

萧斋冷落孤灯暗,一点残红万里心。

这时敌机轰炸频频,语罕虽住在城外,也是不安。他计划到白沙或西昌去,然无论去哪里,金龙云和王立人已有了婚约,自然跟了去,若不结婚,十分不便。丽立也因为乱世,让他们结了婚,便卸却一份责任。遂语罕夫妇主婚,请陈独秀、周弗陵两位先生证婚,备了两桌酒席,让他们在清穆庄结婚了。

金龙云和王立人结婚不久,邱家二小姐在婆家万家山庄子里的一个碉堡楼上让了两间屋子给语罕。语罕在那里住了两个月,生活非常有规律:早饭前,出门散步;早饭后,伏案读书;午饭后,稍息,译书。这短暂的时光里,语罕亦留下几首诗:

其一

短衣赤足踏芒鞋,不管阴晴自去来。

走遍万家山下路,浮烟突破有楼台。

其二

枕上推敲夜未央,月光诗思两茫茫。

侵晨曙色突窗入,卧听农家打谷忙。

其三

匆匆一日又斜阳,秋草塞林几断肠。

饭罢相将石壩去,欣看新谷已登场。

其四

沙锅鱼头鲜道地,烧卖包饺更非凡。

日暮乡关杯酒里,可怜风味似江南。

此时,语罕内心虽然有许多痛苦,但他是唯物论者,认为社会上一切事变,皆是历史法则之必然的现象,但也觉得军事方面的失败,十九皆应该归咎于政治的情形太坏,所谓“人谋之不臧”。这时他正在读陆游全集,遂集陆游句如下:

江声

天寒来此听讲声,夜半潮平意未平。

莫恨皇天无老眼,膏粱那可共功名!

东望

肠断楼头画角声,丈夫有志苦难成。

古来拨乱非无策,如此江山坐付人。

这种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高曼云要出嫁,于是语罕全家又匆匆赶回江津。高曼云的婚姻完全是自由选择的,母亲也跟着女儿女婿过活。她们也体谅语罕自顾不暇,并不要他接济,但语罕内心有愧,觉得实在对不起他那生前友爱备至的亡弟。

江津临近陪都重庆,既是大后方著名的津沙文化区,又属于重庆工业区。全县有人口80万,地方殷实,各处皆植有广柑林,呈现战时繁荣景象。【注释1】

平日,语罕只和邓蝉秋、邓燮康、周弗陵聊聊天。他和同乡中来往比较多的除陈独秀外,还有光明甫、魏朗如、李运启等人,年青一辈的有叶伟珍、翟光炽、李竟华、胡功烛、吴绍英等。不过他们都住在德胜场,一江之隔,见面也不大容易。

光明甫原是安徽教育界领导者之一。魏朗如本是日本士官毕业生,与蒋介石、张群都是同学,且曾同为陈英士部下。只因魏朗如惯爱批评,不肯低首下心,人家也就敬而远之。语罕与他见面必畅谈,江津数年侨居,这种朋辈的聚谈可稍慰寂寞于万一。

江津各场镇均有茶馆。每逢场期,一些茶馆内另设有赌场,推牌九、摇单双,呼三喝六,闹嚷不绝。语罕夫妇都不喜欢此道,也没有闲钱和工夫来做这事。夏日傍晚,他们必到江津公园吃茶纳凉。

每日纳凉必到此,沉吟无那意迟迟。

老妻催我不归去,坐待风高月上时。

陈铭枢曾告诉语罕,“纳”字改作“乘”字方谐声韵。语罕也不愿改动,因他不太注重平仄之调,不愿做诗人,只写自己的感兴而已。

江津公园在东门外,面临长江,距清穆庄只有一箭之地。隔着池塘和一个操场坝,就是欧阳竞无的支那内学院。内学院建在长江边上,与江津公园仅一墙之隔,绿树红花,长廊新荷,确是个幽雅宜人的地方。

有一次,欧阳竞无害胃病,丽立替他医好了。欧阳竞无特书条幅致谢,由是与语罕过从甚密。欧阳竞无的儿子又是金龙云的老师,这样语罕便与欧阳竞无时相往来,常去内学院听欧阳竞无讲唯识学。

玄奘留学印度16年几乎学尽了印度佛教,特别是在“唯识”研究方面的成就超越了他的老师,成为印度当时最优秀、最权威的大师。“唯识”的著作特点是条理严谨,分析周密,非常接近科学。玄奘编译的《成唯识论》,精深博大,成为历史上唯识学的唯一代表作。唯识学的创立,为整个佛教理论的圆满,乃至对整个人类文明都有极其重要作用。

但玄奘所创的唯识宗,在中国只传了四代,以后就传不下去了。经过历史上多次丧乱,译著散失严重。直至清朝末年,杨仁山居士在英国通过大使馆的活动,才从日本请回了唯识法相学方面的大量论著。

接着杨仁山便在南京创立了“金陵刻经处”,请欧阳竞无主持,积极从事校订刊正印行流通,才得以使绝学复续,唯识法相之学又在国内兴起。唯识学原理较接近于现代科学,因而吸引了当时的许多学者如章炳麟、梁启超、康有为、梁漱溟、熊十力等深入地学习和研究,学术界曾一度出现研究唯识学的“唯识热”,对近代中国学术思想领域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唯识就是说只有“识”,离开了“识”就再没有什么存在了。宇宙人生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就是“识”。

唯识的学说中,最突出的是建立了阿赖耶识。唯识之所以名为“唯识”,根据唯在于此。拿现在的语言讲,大体就是说,精神方面有一个统一的作用。眼耳鼻舌身意统称为六识,佛教讲三世,即过去现在未来,那么人死后,是什么东西把这一切都带到下一世去呢?这一切唯识家都是以阿赖耶识来说明的。

对于欧阳竞无所说的唯识学,语罕根本不能赞成,因为它是唯心论,而语罕信仰的是唯物论。不过佛学中或唯识论中有许多宝贵的理论,尤其是辩证的理论,语罕很赞赏。他读大智辩论八念篇,最爱下述一段话:

“现在色亦无住时……以是故现在色无有住,住中亦有生灭。”

又如,“是身一切时中皆有死,不待老。”

可《维摩诘所说经》上也说:“过去耶?未来耶?现在耶?若过去生,过去生已灭;若未来生,未来生未至;若现在生,现在生无住。如佛所说,比丘,汝今即时亦生,亦老,亦灭。”

语罕认为,此种名理至精,且深合乎现代科学,而庄子所谓“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与“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实可互相发明。

唯识论与唯心论又有极大的不同,唯识学并不是不承认客观的存在,而是说,绝没有离开人们的认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实在,也就是说,客观存在之事事物物全依赖于人们的认识,而且有其规律性。

所认识的东西,绝不能离开认识而独立存在,这就是唯识学的基础。

所以语罕对于佛学唯识学这一部分的理论非常宝爱,“可惜人事卒卒,不能深究。他日有了机会,还当致力于此。现在乃是‘任他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耳!”【注释2】

【注释1】《江津县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385页。

【注释2】高语罕:《入蜀前后》(5),载上海《民主与统一》194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