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8月，语罕同省立五中郑太朴、宣城四师章伯钧乘坐法国邮轮Andre Lebon号离开吴淞口，驶入烟波浩渺的大洋。这次从上海赴德，本来还有朱德、史叔隐等同行，但他们没来得及，改在下一班船赴欧。
邮轮经过香港、西贡、新加坡、槟榔屿、科伦坡，沿着亚洲大陆的西海岸，横穿印度洋，经过非洲的东海岸，进入红海、苏伊士运河、地中海。每到一个城市，邮轮停留的时间不等，有时停半天，有时停一天，有时停两天，有时甚至停两天以上。语罕每到一个城市都要下船详细地考察一番，开开眼界。
到德国后，语罕和伯钧、太朴住在德国中部的哥廷根。哥廷根这个城市很小，当时人口只有四万人。那里有四十多个中国留学生，其中四川人就有十多个。不久，史叔隐同房师亮、孙炳文和朱德及其夫人也来哥廷根同住，语罕与他们来往很亲密。“每逢星期六或星期日，大家要聚餐一次，时常不离伴的，大概是叔隐、太朴、师亮、朱德夫妇和我”【注释1】。
语罕同叔隐是安徽同乡，同叔隐的哥哥史恕卿关系非常好。叔隐到日本读书及欧洲留学，皆是恕卿一手提携。“叔隐人甚聪敏，是个感情极易冲动的人，他和孙炳文、朱德、章伯钧等之加入共产党及国民党，皆经我一手包办。”【注释2】
在语罕的眼里，朱德“对于政治经济的理论知道得很少，但他只要明瞭其中片言只字的真理，便奋力在实行，并且生死不渝。我想，他若果始终能成为世人心中的英雄的话，那这一特性便是成功的唯一主要因素。”【注释3】
语罕同叔隐后来搬到法兰克福居住，与李季多有往来。李季在国内时已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正在搜集马克思的著作，堆积了满满一屋子。
语罕虽身在国外，还时刻惦记着国内的共产党同仁。1923年3月11日，语罕和浚明（孙炳文）、叔隐给《向导》周报汇去4英镑。
“向导周报诸同志：
向导是四万万正在国内外强盗脚下苦难同胞的赤卫军之先锋队。
笔底惊雷万鬼哭，天昏月黑一星赤！你们的声光的波浪，已飞渡重洋，传入我们的心灵，如梦初觉！国内劳动群众得此‘大雄无畏’的向导，敌在眼前，枪在手中，决战非遥，胜算可操。
英金四镑，聊助公等笔墨之资，四方传布，必有闻风兴起者矣。
叔隐 浚明 语罕 三月十一日夜，于德国”【注释4】。
1923年4月24日，语罕给胡适写信：“我们好久没通信了，但是你那两首诗——梦游四烈士墓和吊姜高琦——的悲壮仁爱的声响，时时在我的精神中震荡，使我不忘几年来为中国文化尽力的适之！在报上看见你有病，我很记挂；后来你因为蔡先生走了，打医院里出来，力支危局，于是不由得我洒了几点热泪，暗暗地叹道：‘我的熟人当中，可以使我敬爱的实在只有独秀适之两个！’不过自‘努力’出世以后，我对于你的政论，实在不能满意。”
我现在先表明一句，我不是国民党；但是我觉得我们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跳来跳去的人，可以在世界政治家的列传中占一个位置的，只有孙中山先生一人，我敢大声地说只有孙中山先生一人，同你说‘配当北京大学校长的现在只有蔡孑民先生’一样！他的学问，他的力量，他的世界眼光，他的建国方略，他的手造民国的辛勤，他的爱护民国百折不回牺牲一切的精神，还是徐世昌配和他比！还是黎元洪配和他比！还是段祺瑞配呢！还是曹锟配呢！还是其他其他的人配同他比呢？中山先生若生在人民程度很高的美国，绝不让昔之华盛顿独立建国殊勋，今之威尔逊首创国际联盟。孤掌难鸣，至每为儿辈所侮，我国民之耻也！
上面的话，是我老早想和你说的，因为手懒，遂致中辍；今天因为一件很古怪的事，要和你说，遂不知不觉先写了一大篇。什么古怪的事？就是要请介绍西洋思想、西方文化的胡适之援助那极端对西洋人称道东方文化传播东方思想的老顽固辜鸿铭！其实又何尝古怪呢？辜氏的思想，自然和我们不相容，他所宣传的也未必就是真正的东方文化。然而始终以此为己任，他数十年如一日，使西方知中国文化尚有如许宝藏，而我辈今日西来，尚多为彼都学者所爱敬，辜氏之赐也！闻其穷困无以自活，德国学者纳尔逊、安斯坦等起而助之，事详魏时珍先生致我书中，附寄一阅。我们打算请你多找些朋友出来帮助，胡适之去援手辜鸿铭，实是我们学术界一种佳话！【注释5】
1924年国共合作后，语罕同留学德国的国民党人有了密切的接触。有一位国民党高官回忆，他与语罕虽然信仰不同，但在德国留学时两人多有交往：“……自民国十年至十七年间，与我同时住在这一角的有王光祈，连瑞琦，叶枚，高语罕，潘怀素，傅斯年，罗家伦，梅恕曾，熊保颐，黄鸣驹，鸣龙昆仲夫妇，汪信臣及其弟元臣夫妇等。其中有的兼是同志，有的是好朋友，有的则是普通同学，但一时我记不起多少来，俟以后遇机再述。高语罕常于清晨到我家来看我，多为党务。彼时（民十三国民党改组后）国共合作，并为一家，海外与广东相呼应，故不因其C.P.而远之，但我素来反共，而它中毒已深，所以表面上虽亲热，实则貌合神离。老高年近四十，发已微白，近视眼，十足地学者风度，稍有酸气。同志们也叫它‘高老头子’，浑名又叫做‘五姑娘’……此老性亢直，火气甚盛，名为语罕，而言多善辩，恰得其反。凭良心说，它是一个苦干的脚色，苟非为马克思所惑，倒是革命队伍里的一员勇将哩！”【注释6】
1925年，语罕移居柏林。3月15日，邓演达来到法兰克福，在史叔隐的住所佐尔曼街26号暂住。邓演达在给夫人郑立真的信中说道：“打算后日早到德京柏林去找那个姓高的朋友，定夺一切事情。大约一个礼拜以后即可以详细决定。”【注释7】3月17日，邓演达来到柏林，经语罕介绍，在柏林夏乐天堡苏亚列北街12号二楼租住。
邓演达在1924年黄埔军校初创时，是孙中山亲自指定的七名筹备委员之一。黄埔军校成立后，他任教练部主任，因在办学方针和学校的管理等方面与蒋介石等人不合，愤而辞职赴德国求学。
语罕和邓演达一起成立了政治讨论会，热心研究魏玛共和国执政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及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柏林阿尔洛顿区康德街122号中国留学生总会成了他们经常相聚的地方。
语罕还为程浩的《节制生育》、蒋光慈的《新诗》作序。他还着手撰写《如此这般录》三卷，第一卷是《百花亭畔》，写徐锡麟刺杀恩铭的事件，后两卷计划写马炮营起义和青年军始末，但是未及写出，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此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计划在1926年元旦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邓演达、高语罕都在邀请之列。8月，国民党旅德支部召开会议，对回国作出安排。
朱德回忆：“在柏林开支部会，那时共产党员只有七八个。周恩来到巴黎去了，另外有张申府、语罕、孙炳文、夏秀峰、雄熊、熊锐、李季、章伯钧、廖焕星。在柏林，我们组织有国民党的支部，我们都参加进去，而且领导了它。当国内在广东开第二次国民党代表大会时，我们的支部就派了高语罕做代表回去了。”【注释8】
【注释1】高语罕：《九死一生记》第29期，载成都《新民报》日刊1945年9月13日第4版“雄辩”专栏。
【注释2】高语罕：《九死一生记》第60期，载成都《新民报》日刊1945年10月4日第4版“雄辩”专栏。
【注释3】高语罕：《九死一生记》第28期，载成都《新民报》日刊1945年9月12日第4版“雄辩”专栏。
【注释4】高语罕等：《致向导周报的信》，载《向导》1923年第1卷第25期，第188页。
【注释5】高语罕：《高语罕信九通》，1923年3月24日信，载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31，第360—364页。
【注释6】《留德杂忆》，载《人间》1943年4月15日。
【注释7】杨资元、冯永宁：《邓演达》，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85页。
【注释8】朱德：《朱德自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76页。邓演达应邀复回黄埔军校任教育长，后来出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他调孙炳文任总政治部秘书长。朱德回国后，先在四川杨森那里当党代表，做争取川军脱离北洋军阀而倒向国民革命军的工作。后来到江西，任云南讲武堂同学、第九军军长朱培德的教导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长。继朱德任杨森川军党代表的即是语罕，不过语罕赴任途中因故半途折回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