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符号命名与劳动建构
以考茨基、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第二国际学派奠定了这样一种劳动观念：劳动是操作工具的技术性活动，因而劳动动作比意识更为本源，意识是被劳动动作决定的产物。【1】这样，一个非意识（非意志）化的劳动本体便染上了自然本体与宿命论的色彩。
这种非意识（非意志）化的劳动观不仅忽略了目的性始终是构成劳动的基本方面这一重要事实，也忽略了作为技术程序化的劳动操作自始便依赖于语言与思维——语言与思维自始就是参与构成劳动本身的要素。【2】
对维特根斯坦语用哲学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匈牙利哲学家L·雷维，在其遗著《作为行为的词语：意义的劳动研究》（G·奥尔森与J·卡恩编，英文版）中指出，如果人是使用工具的动物，那他是以人类所有工具中最富特性的工具的使用，即语言的使用作为标志的。“在动物仅仅是劳累的东西，即应付事件的能量消耗，在人变成了劳动。”“只要言语是构成劳动行为的一个要素（并且是语言自身言语的投影），劳动本身就是所有言语行为中最本原的。没有‘命名能力’（ergoneme）这个对行为的反思性自我认同，我们便不会有劳动，而只是劳累。”因而，“意义的最本原‘命名能力’（ergoneme），是劳动行为自身必要的构成要素。”【3】
命名使原本是动物式生存的劳累操作同时从指称与愿望两方面获得了一种含义，这既是一种价值性解释（阐释），又是一种客观对象化，从而，主体从浑噩的劳累操作中获得了提升。雷维以原始水平的集中营劳动为例：“递砖”的词语呼唤打破了无声的劳累操作，使主体获得了对行为最起码的反思性自我意识，从而上升到了将规律与目的相统一的人类性劳动水平。
因此，劳动自始就具有人性的自我意识要素，而这与符号命名有着密切关系。新康德主义者E·卡西尔把作为人性的劳动与符号化相统一。人的符号（Symbols）之所以不同于条件反射性的动物记号（Signs），正在于符号超越了有限的现状而充满了无限可能的意义，人凭藉这种意义符号才开拓了超出直接生存的人性前景。
因此，符号命名对劳动操作的提升，本源地具有意义（Sig-nifcance）的而不是涵义（meaning）的倾向。然而，人作为血肉之躯，劳动永久地具有受动性谋生一面。劳动的这一方面规定了即使高度符号化水平的劳动也依然具有谋生工具的涵义性质。这样，符号命名的人性提升意义，在命名之后大多随着命名创造的语境消失而硬结为非超越性的实用涵义。现代分析哲学在符号命名高度发达的时代却坚持返回直接感知（The）的前命名语用阶段，这表明了符号命名蜕变为涵义的巨大惯性一面，也表明了符号自身并不足以（如卡西尔所以为的）保证人性。当劳动者把高度发达的符号环境作为被动适应的外在既定秩序时，源初的符号命名便从意义转化为涵义，在这种情势下，即使是高符号化操作，也面临着从“劳动”蜕化为“劳累”的危险。
李泽厚—赵宋光的实践论人类学强调“超生物中介”的人类本体意义（这直接来源于黑格尔关于劳动工具的中介意义观点）。但劳动谋生性无法从劳动二重性结构中勾销，因而超生物中介始终具有受制于人的生物性欲望一面，并始终存在着从意义蜕化为涵义乃至无涵义的趋势。超生物中介的意识形态（从十字军到法西斯主义）与技术（从窃听器到核武器）并不必然保证人类行为的超生物（亦即人性）意义。将人性标志的“自由自觉意识”理解为归纳法产生的“概括性意识”，【4】便无法将上述现象与真正的人性区分开来。这种对文明（符号）缺乏分析与反省批判的思维方法，从康德对知性范畴非批判的注释态度，到新康德马堡派进一步放弃本体论（卡西尔未对符号作涵义与意义的区分并非偶然），直到黑格尔包容对立差异的总体理念，成为西方近现代启蒙主义进步观的巨大传统。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只有凭藉这一传统，才可能将马克思主义改造为以技术文明为本体的经济实证论。
这意味着，“命名能力”命名创造过程本身才是意义的根基。命名创造不是一次性的，它必须不断进行：这并非说只需名目翻新即可，它指的是，即使最平常的词语，也须在劳动者自己体验的语境中一次次重新命名，以使主体从“劳累”涵义上升到“劳动”意义。
劳动二重性的人类生存本体结构决定了意义与涵义各自必然而合理的存在地位。涵义如同巨大的收容器，把一次次命名之后的意义符号沉积为习焉不察的涵义符号，而意义却不断命名创新，才能坚持劳动的人性一维。这里有着对立的一面：沉陷于涵义符号的人类如何为自己创造出意义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