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教分离及其现代遗产
在对中世纪政教合一体制的批判中，产生了近现代社会的一项基本原则，那就是：政教分离。这一原则的确立，从但丁14世纪初发表《论帝制》，到18世纪末叶美国宪法将政教分离定为国策，历时400多年。政教分离已成为不分党派与民族，为现代社会普遍承认的文明基本尺度之一。它并不专属于资产阶级市民社会。被视作现代社会主义革命开端的巴黎公社，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其做总结时强调，政教分离是公社的基本原则，也是公社属于现代社会运动的基本特征之一。
政教分离一方面意味着信仰与思想自由获得保障，从而使民主得以确立；另一方面又意味着政府权力的有限与理性，从而使法制成为必要。因而，政教分离成为一个国家或民族跨入现代社会时的先决条件之一。【19】对于人文知识分子及人文意义教化来说，只有摆脱了权力的强制、引诱与扶植，才有真实的思想自由与意义真理的阐释，从而才能向社会提供超越性的意义真理与人类自我意识。对于国家政权来说，只有基于思想自由与意义真理的批评监督才是真实有效的。由此造就的独立的人文教化系统与人文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地位，不仅是防止政权腐败、保障民主法制的客观格局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更是从精神观念上陶冶教化全社会，以维护促进人性的文化条件。
因而，政教分离不止于对政教合一的简单反拨，它包含着诸多建设性内容。本书认为，那种把政教分离原则简单地视为分立事实，与价值两界互不相干、各行其是的看法，不仅忽略了其中两界相互积极作用的建设性内容，也未能足够估计近现代政教分离运动的复杂性及其对于当代社会的多重意义。
无论是与中世纪教权斗争的政教分离运动，或是20世纪消解意识形态的社会思潮，作为政教分离的遗产，都已成为社会存在的一部分并现实地参与塑造着今日人类的面貌。审查这一遗产，是重建当代人文意义真理基础性的工作之一。
本书所关注的是，在政教分离的社会运动或思潮中，阐释意义（Significance）的人文教化本身受到了什么影响和塑造？它们是否得到了复兴和发展？在新的社会格局中它们处于什么地位？以何种形式发挥其特有作用？
因此，从历史发展角度考察权力与教化关系的演化状况是必要的。
中世纪政教合一区别于20世纪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方面是，在中世纪政教合一中，实际存在着教权与王权两个既对立又统一的实体权力。教权世俗化得如此深，以至在很大程度上，教权与王权的关系已演变成两种世俗权力的关系。这一基本事实构成了限定政教分离的格局背景。
所以14世纪发轫的政教分离思潮自始即具有为教权统治下的王权作辩的倾向。王权在此并非抽象的世俗权力，而实质往往代表着酝酿发生中的民族国家与市民社会。政教分离从而成为推动近代世俗市民社会产生发展的重要动力。但丁的《论帝制》、马尔西利奥（Marsilius）等的《和平保卫者》（1324年）对政教分离的论证都具有鲜明的王权立场。与此相应的，从司各脱（J.D.Scetus）到奥卡姆（Occam）向阿奎那学说的挑战，虽然只是分离理性与信仰、哲学与神学而并未诋毁信仰与神学，但立场倾向却是理性；而理性则属于世俗界。特别是奥卡姆的唯名论，造成了两个影响深远的开端：①教化意义世界由此非实体（实在）化了，从而抽空了教权的存在基础；②以“理性”为本质的“哲学”被形而下亦即世俗化了，这使专属神学的形上意义阐释在神学没落之后便失去了依托。这一倾向直至康德、乃至现代分析哲学，都可以看作政教分离的哲学表述。但就其主要方面来说，都缺少对形上意义的建设。就奥卡姆自身而言，其社会立场同样是王权的。【20】
与本章第二节所述政教合一的两个方向相应，政教分离思潮运动中也存在着两个方向。与前述基于王权世俗立场的批判有别，宗教改革运动包含着对本源意义的教化信仰的回归与复兴。马丁·路德1517年公开抨击出售赎罪券，被视为宗教改革乃至整个现代历史的开端。这一抨击意味着对世俗涵义力量的代表——金钱是否可能与是否应该作用于信仰的否决。因此，宗教改革也是政教分离，但其倾向不能如流行观点那样完全归之于世俗化方向。恰恰相反，在瓦解中世纪政教合一的政教分离运动中，意义教化的精神信仰重建，主要在宗教改革中才是一种正面肯定性的方向。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
（1）对政教合一批判的重心是宗教自身的堕落，对宗教信仰职能沦丧的忧患，而主要不是囿于世俗视界对教权“不公正”侵占权力财富的指责。这一关注重心自14世纪宗教改革先驱威克里夫（John Wyclif）与胡斯（John Huss）开始，往往缠结于政教分离两个方向作用力中而未得彰显。【21】而从路德、加尔文开始，这一中心才开始凸出。
（2）在重建宗教信仰的努力中，克服虚无主义倾向（它在现代成为主要问题），不是单一批判，而是对意义（Significance）世界力主肯定性亦即信仰的态度，具有至关重要的建设性意义。威克里夫坚持与唯名论对立的唯实论，路德等人普遍依赖的个体信仰体验都产生了重大的建设性作用。因此，恰恰是立足于个人真切体验并虔信其实在性的神秘主义思潮与团体，如艾克哈特（Eckhart）、陶勒尔（John Tauler）影响下从14世纪开始活动的共同生活弟兄会，以至16世纪的激进宗教改革派别再洗礼派等，对重建信仰发生了特殊的刺激作用。
由此可以考虑，信仰建设与实在观念及个体经验密切的关系。现代分析哲学对唯名论作了极端普遍的引申，将个体的实在感压缩至最小范围（“The”：此时此地）。这便从根本上抽空了人对普遍性意义（Significance）的信仰。【22】奎因对本体论的承诺，仅仅是立足于思维需要的观念框架（如为了便于研究太阳光而设定一“太阳”），同样反对附以体验（即信以为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说有信仰，就只有对“理性”即知性逻辑的信仰。与此相应的是，世俗态度固执的常人，只相信以自我为中心的感知体验，斥任何超越性的实在观念为虚妄。因此，建立信仰，恰恰需要对自我一己之外的存在（异在）有一种感同身受的内在体验的实在感，而决不能由知性逻辑将之唯名化为观念设定。信仰性体验，亦即对超越自己的普遍性存在的实在感，如果等同于日常操作所产生的实在感，即将这种普遍性存在完全实在（实体）化，那就堕落为迷信。康德历史性的启蒙，即将物自体移出现象界感知对象范围当然是正确的。但非迷信的亦即健康的信仰态度，决不是虚无主义地将此物自体等同于一知性范畴或一纯设定性观念（伪专名），而必须伴随以最低限度的实在感。这种为信仰所必须的实在感随信仰对象不同（从比基本粒子更微观的“超铀元素”到上帝），可有很大差别：它不应强于操作对象的实在感，却不能没有意向性的实在感或意向性体验。由于这是意向中的实在感，所以并非直观反映或经验论意义下对实在对象刺激的接受；但也同时不是唯我论和唯心论的精神观念而是对超越自我的意向性对象的体验。这种信仰态度及其所伴随的意向性实在感，是任何有效的认知所深层依赖的。【23】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如果一个人谈论一个对象却对之毫无实在感（唯名而已），那他（她）就丧失了真诚，而这，正是不道德的发生根源。信仰之所以攸关道德，于此我们便可有新的理解。【24】
实在感在区别于操作感知的意境（意义境界）层面被执著后，真诚就演进为虔信，从而产生（建立）了信仰。由于这种虔信无法用涵义层面的知性语言表达，如前第二章所述，类似于审美的个体体验便成为支持信仰的实在感的突出来源。此外，与信仰密切相关的其他心态如憧憬、独白与聆听（与不可见者对话）、期待、信赖、依恋等，也都以上述实在感为基础。
（3）信仰态度需要外在的亦即客观化的戒律操演训练才能巩固与推广，从而宗教组织仍成为重建意义信仰的重要方式。加尔文教派从攻击教会中介到重建更加纯洁严格的神权组织，由此而成为建立资本主义新教伦理（M·韦伯）最突出的力量，这一事实典型地表明了这一规律。但这当然不意味着提倡将某一信仰制度化而强制推行于全社会。
（4）加尔文教重建神权还表明，政教分离对于意义教化而言是欲进先退的积极一步。教化非权力化与意义世界从世俗界重新分离出去，并非意味着意义世界不再关涉世俗涵义界，而是要通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实施亚里士多德原初的“分离”（参见第二章）而净化更新自身、再度获得意义教化者的品格。重溯原始基督教精神使加尔文教等新教以更大的活力深远地重返、渗入世俗社会各个方面，而政教分离后产生的新教又被英国宣布为国教，这种对政教合一的复归更加表明，意义教化与世俗权力相互作用的关系是无法消除的，问题是应当建立怎样的关系（详后）。
（5）内在反戈的宗教改革与外部攻击的人文主义（指狭义的文艺复兴为开端的近代人文主义思潮）表面上方向相反：宗教改革旨在通过政教分离而使宗教摆脱腐败、重振信仰，人文主义却以世俗幸福为最高价值意义而否弃宗教；然而，不仅在客观效果上，宗教改革内在地摧毁了政教台一的中世纪社会格局，从而使人文主义主张的世俗生活获得自由，更为根本的是，宗教改革重建信仰的一个基点是信仰的真实性与自主性，这恰是人文主义与后来的启蒙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基本信念之一，即自由。这使它们同居于文化意义层面。从而，人文启蒙与新教伦理相反相成地共同构成为政教分离之后近现代西方社会意义教化的主流内容，同时塑造了近现代人文知识分子新的形象。它以新的形式复现了古希腊理性同古希伯来信仰这一西方文化的互补结构特性。
政教分离运动的意义远超出了西方文化圈，它实际标志着雅斯贝斯（Jaspers，Karl）所概括的人类“轴心时代”（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人文意义范型的衰落。这是跨度极大的一段历史：以中国先秦诸子、印度佛陀、希腊前苏格拉底哲学群体、巴勒斯坦诸先知、伊朗祅教为代表的人文导师们，在巫术文化解体之后普遍地建立起各自的人文意义范型，支配人类信仰长达两千年，这一历史终于在16世纪宣告终结。在中世纪教权统治解体的同时，中国儒教也已失去其维系人心的力量，其最后一位大师王阳明称自己时代“天崩地解”、“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正是就此人文教化颓势而言。从此以后，人文意义不复拥有中古时代那样的实体基础，人文知识分子又面临着近乎两千年前无业巫师流浪的困境；代之而起的是以理性、人欲及其科技手段为特征的近现代生活方式与价值取向。人文意义及人文知识分子在此后四个多世纪中必须基于这个新时代而建立新的意义阐释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