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试图从人文哲学角度对知识分子的本质提供一种阐释。
知识分子固然可以从社会学角度加以统计归类，也可以就某一特定时代的知识分子状况进行历史学的研究，但本书坚持认为：知识分子职能最独特的那一部分已越出了实证领域，它关乎人性本质；因此，知识分子独特的本质主要由人文知识分子承担，它需要从人文哲学角度来把握。
但是，人文哲学并不提供普遍适用的科学知识，它只是一种阐释。如现代阐释学所揭示的，阐释总是基于特定阐释者生活境况而对对象的阐发，它已含有特定的价值意向。因此，本书愿意坦然承认：本书的观点并非纯知识论意义上的客观真理，它不是无可争辩的科学结论，而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自我定位的一种寻求方向，或者毋宁说是一种期望与召唤——期望与召唤着世纪之交的中国与世界能有一批知识分子坚强地成为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本书试图为这样一种知识分子观念提供学理上的论证。它没有垄断知识分子观念，实际上一直流行着的倒是与之不同的技术型或权力型的知识分子观念。
人文阐释蕴含着历史与逻辑的张力：基于特定生活境况的阐释者却要援引与追求普遍的理性逻各斯。作为学理阐释，本书势必把论题推向人类全景、征引中外论据。这种学理论证模式依据着逻辑普遍性。何谓逻辑普遍性？本书同意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的研究结论，将之归结为劳动技术（含语言）的普遍性。本书不同于非理性主义或极端的后现代消解主义，而坚持逻辑语言论证，这也就是坚持技术操劳的生存世界对于人文意义的基础性。但这当然不是将人文意义视作技术的派生物，如贬抑个体选择与评价的黑格尔总体理性主义同唯经济论的第二国际学派所主张的。本书基本题旨之一正是为人文意义的非自发性质以及由此而来的人文知识分子不可或缺的职能地位作辩。这表现出本书的价值意向与问题背景。
因此，本书又不属于教科书式的“知识分子学”原理研究，它浸染着20世纪末叶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焦虑与忧患；就其阐释意向与问题背景而言，它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视作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潮录：启蒙与救亡、学术独立与社会关怀、中心自居与边缘化、个性本体与普遍价值、导师传统与痞子化、学者与“下海”……这些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开始急剧困扰中国知识分子、而且迄今尚在争辩中、甚而激化为思潮对立的问题，均构成本书的阐释境况。本书无权居高临下地裁判各种思潮，它自身即属于这诸种思潮中一种，因而本书又在一定意义上具有直接论战的性质：作为本书雏形的同名论纲，写作于中国大陆第二次全民经商高潮的1988年，它为回答周围友人的困惑与痛苦而曾以手稿形式流传过。1992年，对于中国当代思想史而言，具有象征意义的一件事是，北京大学与复旦大学这两所人文传统最深厚的中国高等学府首次招生欠员：它意味着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正在失去自己的角色位置，或者说正在被一个不再需要人文意义的社会排挤出去；而自1988年以来，关于知识分子境遇的种种具体问题议论又绝非偶然地一再周期性地回溯如下基本理论问题：“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究竟是什么？”“究竟什么人是知识分子？”它表明，关于知识分子基本理论或原理的研究在今日中国已具有极为现实而紧迫的意义。正是基于这种逼迫性的时代背景——不只是指人文知识分子自身的安身立命，而且首先是20世纪末叶历史转型期中国特殊的精神意义危机——本书才不避简陋匆匆成书，以及时地参与当代中国重建精神价值的对话。
阐释本质上就是对话。一种人文知识分子的理想观念哪怕享有人类总体进程中更高的真理位置，那也从不意味着拥有教阶或权柄的高贵地位。一切真正的人文阐释不带有任何的强制性，它只是以向往与憧憬的态度诉说，以吸引那些从自身生存经历中有幸看见过洞穴之外太阳光的人（柏拉图的著名比喻），吸引他（她）们不断走向人性境界，使他（她）们手中的劳动工具不只具有谋生手段的涵义（meaning），而且有可能开拓出超越于动物式生存的人所独有的意义（Signific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