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作为社会分工的意义阐释
如前所述，亚里士多德的“分离”说已指出了意义阐释须以阐释者与生存涵义世界保持距离为前提，由此而形成了一个专事沉思意义世界的脑力活动阶层。这一阶层是作为满足人类社会对意义世界的需要的功能而存在的。
诚如丹尼尔·贝尔所说，“宗教源出于人类分享共同悟性的深切需要，它不是‘灵魂工程师’所能创造的。”【36】但这只是强调了人类对于意义世界的客观必然性需要、以及意义世界形成过程的客观必然性。意义世界当然不是某些人主观任意的产品。但是，意义世界是否须以某一阶层人的自觉阐释为必要条件？
对意义的需要以及阐释的能力为人类每一个体所潜在具有。但历史与现实表明，相当多数的人终生沉沦于生存涵义世界而不知意义境界为何物，对意义境界的感受与自发阐释意义的努力往往是人生的瞬时片断。这里存在着主观与客观两方面的基本限定。
从客观方面讲，意义的阐释既需要挣脱直接的生存处境而以“命名”打破“无声性”（沉默），同时又需要在功效涵义世界僵化的概念语言包围中消解涵义以重新创造命名。更重要的是，无论打破“沉默”或消解僵化涵义体系，都需要一系统化的意义世界为超越参照系，而系统化的意义世界却非个体自发、零碎的阐释所能造就，它需要社会性与历史性的持续阐释才可铸成。这种建设意义世界的社会历史性阐释不仅形成了意义阐释特定的活动内涵，也形成了足以承传交流与发展改进的符号手段。因此，意义阐释是一种社会化的具有客观规范性的活动，它有着虽与科技工艺不同却也同样需要学习与掌握的传统，此即人文学术传统。这就构成了意义阐释能力的客观文化条件。
上述客观文化条件与个体生理—心理诸条件相结合后又呈现为意义阐释的主观方面特性。如前所述，意义及其阐释所要求的“命名能力”，包含着对丰富的想象力、普遍的移情（同情）力与求异性思维、以及执著追究的沉思气质的要求。这类能力恰恰表现为与公众习俗深刻的对立，因而它不可能是大多数人普遍共有的特性。
维柯（G.Vico）指出，即使是古希腊史诗这种几乎是全民集体创作的作品，其玄奥智慧也只为少数人所领悟。【37】康德著名的“天才”说则是对这种特殊意义阐释能力的哲学概括。康德认为：1）.天才是原创性才能，这种才能不限于艺术，但却在艺术中才获得纯粹的发挥，因此“美的艺术必然地要作为天才的艺术来考察”。2）.独创性的天才是天赋的能力。“天赋”在此指不同于后天可习得的知性逻辑及其科技知识能力，而是一种处于先验本体地位的能力。3）.天才创造出可供人学习的典范，但自身却不由摹仿产生。4）.天才创造是想象力对于知性规律的自由协合，它没有功利目的，却表现为审美的情调。【38】
天才只是少数人。少数人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工作，却超越了阐释者自身安身立命的意义，而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一个普遍意义的功能环节。这也是一种社会分工，但作为社会分工的意义阐释与技术分工有重要区别。本书导论已强调了人文知识分子非专业性一面。这种非专业性，一方面是指人文专业超越一般功利涵义的科技专业的形上意义性，另一方面，则是指这种人文意义阐释对于人类每一个体切己而普遍的安身立命意义。从而意义阐释与天才创造又普遍地为人类全体所潜在地共有。然而，劳动二重性中谋生涵义的基础性与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实际矛盾却又严重地限制着大多数个体的自由创造与意义意识，这使一个专事意义阐释的阶层，以及某些专事意义阐释的活动形态（以艺术—审美为主干）历史地从生存涵义的世界中独立了出来。这是一种历史地演化的现象：专门的意义阐释者与个体自发而普遍存在的意义阐释之间并无绝对界限，阐释意义的人文学科自身也处于历史演变中，意义阐释与人文学科的专业关联也不断变化，不同社会时代中意义阐释的方式与社会影响也很不相同。因此，阐释意义的人文知识分子很难从社会学职业分类角度确切把握；然而，无论何种情况，一个基于共同意义关怀立场态度的人文精神群体及其所阐释并守护的意义世界，却确定地与生存涵义的世界区分开来。
这种区分在其发生与初期阶段是如此决绝，以致意义阐释者要以盲目的方式彻底从生存涵义世界中分离出去，对超越性的意义世界的憧憬竟要以丧失尘世感知为前提：
“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左传·襄公十四年》“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国语·周语》）瞽、瞍、矇皆盲人。王受盲人意义之训，正是原始盲巫主宰精神信念遗风。这种盲诗人传统，为东西方文化所共有：“……忠诚的乐师那是缪司女神最宠爱的人；女神给了他不幸，也给了他幸福；她剥夺了他的视觉，但给了他甜蜜的歌喉。”（《奥德修记》卷八）“她爱把她伟大的诗人或先知者变成盲人”，使他们“丧失尘世的视力”。【39】荷马的盲目成为典型象征：正是这种与生存操作功利涵义世界的隔绝，成为他进入超越性意义世界以行吟史诗的保证。
注释：
【1】在当代中国，以李泽厚—赵宋光为代表的实践学派借助于皮阿杰的发生认识论更加强调了动作在社会存在中的本体地位。
【2】所谓“以言行事”，维柯《新科学》已将语言作为实践行为存在性因素。因而，“泰初有为”的浮士德式启蒙主义遭到“泰初有言”的当代西方哲学的矫正。但在本书看来，语言，并不优先于动作，这二者恰是人文本体不可或缺的对立统一体的两个方面。
【3】参见〔英〕J.Gray述评介绍。中译文载《哲学译丛》1991年第3期。“ergoneme”原译作“体能”，此处据雷维思想与“erg”（能量）及“nom-”（命名）词根改译。
【4】方耀：《论从猿到人的过渡期》，《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14卷第2期。
【5】M·海德格尔：《报告与论文集》，转引自《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科技》，前揭，第231页。同样，卡西尔也强调了动物性的“记号”与人特有的“符号”区别之一，正在于“记号”只能标示对象，却无力指示反身性的关系（参阅《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40—41页）。
【6】M·海德格尔：《充足理由律》，转引自《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科技》，第232页。
【7】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苗力田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25—226页。“沉思”原译作“思辨”。
【8】《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82页。
【9】M·海德格尔：《冷静》，转引自《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科技》，第231页。
【10】M·海德格尔：《论人道主义》，熊伟中译文，载《存在主义哲学》，商务印1963年版，第127、128、131页。
【11】参阅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第3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10卷、《形而上学》卷（A）一等。
【12】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5页。
【13】M·海德格尔：《冷静》，转引自《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科技》，第241—242页。
【14】M·海德格尔：《冷静》，转引自《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科技》，第243页。
【15】我于1988年参加“近现代德国哲学中的主体性”讨论会期间，曾听到海德格尔的学生G.Schmidt教授讲述海德格尔不卷入技术操作、身体力行“冷静”态度的一个例子：海氏从不驾驶汽车，他夫人驾车和修车时，他只袖手旁观。这件事是意味深长的。
【16】《哲学研究》（§609、§610）中译本，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18页。
【17】卡尔纳普：《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中译文载于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上卷，第33页。
【18】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73、9页。
【19】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73、9页。
【20】〔英〕N.Davery：《鲍姆加登的美学：一个后伽达默尔式的反思》，中译文载《哲学译丛》1990年第4期。
【21】参阅前引N.Davery论文。
【22】《真理与方法》第1部，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2页。
【23】《真理与方法》第1部，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5、18、20页。
【24】杜威：《经验与自然》，引自M.Lipman：《当代美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74页。
【25】参阅〔法〕T.Todorov：《批评的批评》，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8页。
【26】参阅L·W·贝克（Beck）《艺术中的意义判断》，中译文载M.Lipman编《当代美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183—186页。
【27】《论人道主义》，载《存在主义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34页。
【28】参阅M.polanyi，H.Prosch：《意义》（meaning），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36—43页。
【29】参阅〔法〕帕斯卡尔：《思想录》，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98页。
【30】《希望的原理》第1卷，第201页以下，法兰克福，1959。中译文采自〔英〕利·拉贝兹编选《修正主义》，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04页。
【31】卡尔·曼海姆已指出，“移情是知识分子的另一项能力”。但他将此专属于现代知识分子，这不符合史实（巫恰以移情为特性）。参阅曼海姆《知识阶层：它过去和现在的角色》，前揭，第53页。
【32】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85—186页。
【33】《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第193—194页、187页。
【34】参阅M·海德格尔《物》，载A.Hofstadter编《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
【35】参考佛教空观思辨体系，亦请参考尤西林《禅与现代人的主体性》，载《文化：中国与世界》4，三联书店1988年版。
【36】D.Bell：《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40页。
【37】《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32—433页。
【38】参阅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46—50节。
【39】Gilbet Murray：《古希腊文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