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南岭村有几项大的举措：
开发了长龙山和龙颈山两个工业区，兴建了四万多平方米厂房，修建了一段水泥路，接通了布吉、沙湾水厂的自来水，开发了二十万平方米的工业用地，进一步完善了投资环境。村里为每户家庭赠送一套组合音响和一台电子消毒碗柜。
兴建了老年人活动中心，每月发给一定经费用于开展活动，并成立了老年人协会。
给附近三个条件较差的村一百万元帮助扶贫。
南岭一带有句俗语：“子女有用，白手可兴家；子女无用，金山也吃空。”南岭村党支部很早就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村委一班人意识到：抓住了青年，就抓住了未来；失去了青年，就失去了未来。
刚富起来那阵子，附近一带的青年之中，“有商不经、有农不务、有书不读、有工不做”的“四不青年”占了不小的比例。这些青年没有受过父辈受过的苦，又在刚刚懂事时逢上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机遇，天时、地利的因素使他们迅速富了起来。家里的钱一辈子也花不完，一切都是唾手可得。父辈的呵护，衣食无忧的生活，使他们不理解艰苦奋斗的意义，失去了学习、劳动和追求上进的动力。同时，由于青年接受新事物较快，也更容易受到外来文化和市场经济发展中的负面因素的影响。
种种现象使村党支部认识到，一定要突破“富不过三代”的怪圈，做好青年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培养“四有新人”，避免出现“富了上一代，害了下一代”的现象。
南岭村在全村青少年中开展了“过三关”活动。村里规定，刚走出校园的青年或嫁入南岭的新媳妇，在村集体安排工作前，必须先过“思想关、劳动关、文化关”。
思想关：村里成立政治辅导小组，每月组织青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重点学习的内容有邓小平理论、“老三篇”、南岭村史等，培养他们爱国爱乡、敬业勤奋、开拓进取的精神。
劳动关：倡导富而好劳，让青年到村林果队开荒种果、挑粪施肥、插秧割稻，到村筑路队铺路修渠砌护坡，到部队参加军训，磨炼意志，树立艰苦奋斗的意识和作风，使年轻一代体会父辈创业的艰辛，懂得创业难，守业更难。培养人人敬业爱岗、富而不忘本的村风、民风。
文化关：村里规定，35岁以下的青年要达到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并组织青年参加村夜校开办的英语、日语、经济管理、电脑班学习，鼓励青年参加各类业余大学学习，还选送六十多名优秀青年到中山大学深造。同时建立青年读书制度，规定青年每日阅报半小时，每月读一本书，写一篇学习心得，参加一次读书演讲比赛等等，使青年掌握基本的文化知识基础和就业技能，并在工作中不断地充实。
1992年初，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邓小平南巡并发表重要讲话。
1984年1月26日，邓小平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1992年1月19日上午，邓小平到达深圳。
这次南巡期间视察深圳后，邓小平强调：一是特区的经济体制改革搞得好；二是要抓住机遇；三是要加快改革开放；四是要加速经济发展。
邓小平南巡谈话，内容丰富，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说，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
邓小平南巡谈话时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关于姓“资”姓“社”的问题和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特区姓“社”不姓“资”。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他说，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要坚持两手抓。邓小平强调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南巡，最初是说到南方休息，不讲话，不接见，不报道。邓小平离开深圳之后，深圳市委在《深圳特区报》上精心组织了“猴年八评”，巧妙地通过评论，传达了邓小平在深圳谈话的主要内容。3月26日，《深圳特区报》经深圳市委宣传部同意，发表了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次日，新华社作为通稿播发。邓小平在深圳谈话的基本精神迅速传遍海内外。也是3月下旬，中央召开专门会议并下发党内文件，在党内传达邓小平南巡谈话要点。党内形成学习邓小平南巡谈话的热潮。
邓小平南巡并发表重要谈话，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有其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邓小平南巡谈话为中共十四大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推进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丰富了邓小平理论；廓清了此前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间严重困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在邓小平南巡之前，中国已经改革开放十多年，但诸如姓“资”姓“社”之类的问题，来自“左”右两方面尤其是“左”的干扰，几乎一刻也不曾停止过。邓小平南巡谈话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科学标准，对姓“资”姓“社”的争议和“左”右两方面尤其是“左”的干扰给出了鞭辟入里的剖析，从而使中国的改革开放既坚持正确的方向，又摆脱了无谓但无奈的困扰。邓小平南巡谈话是中国改革开放舆论环境的分水岭。从那时起，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出了受挑剔受质疑的困境，走上了新的坦途，从而实现了邓小平预期的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好，甚至于更快。
南岭，得风气之先的地方。村委会和党支部“决心以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为指针，加快改革步伐”。从南岭村的实际出发，“制订宏伟的发展规划，力争十年左右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
为了赶超“四小龙”，南岭村作出以下重大举措：
首先是培养造就一批人才。南岭村认识到：人才的素质和科技队伍的素质是发展的根本关键。应作为第一件大事去抓。从1992年开始，村里选派高中文化程度的青年到华南工大、中山大学等高校进行培养。其次是总投资3.5亿元，创办或吸引一批高新企业。再次是改造老村庄，规划建成一流的新村。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南岭村重点抓好党员的思想建设和党支部的组织建设，向上级组织申请成立南岭村党总支部，下设三个支部。
1992年，南岭全村总收入达3800多万元，纯利润超过1500万元；年终分配将近443万元，以735人计，村民人均纯收入12476元，比1991年增长一倍。群众的福利支出（包括旅游等）共288万元。固定资产投资8000万元，其中厂房建设配套设施、水电路道投资4300万元，医院的投资2000多万元，文化体育事业投资200多万元。
创业容易守业难。为了避免出现“穷时坑蒙拐骗，富时吃喝嫖赌”的现象，南岭村向全体村民提出“穷时有穷志气、富时没富毛病”的号召，并向村民提出了四个具体要求：富而好劳、富而崇德、富而好学、富而思进。
1992年初，南岭村要在村中心建设一个综合市场，需要拆迁一些村民的房屋。在拆迁过程中，一些村民将早已闲置不用的旧农具、旧物品扔到垃圾堆里。张伟基灵机一动，决定建设一个“致富思源村史展览馆”，把村里的旧农具、旧家具、旧票证等陈列其中，并把村民富裕起来以后的生活用品也摆出来一些。通过前后对比，使村民尤其是青少年认识过去的贫穷落后和创业的艰难，激发村民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
1992年6月，南岭村给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迟浩田写信并捐资200万元，用于奖励军委表彰的科学家和国防尖端项目。迟浩田在回信中表示：“你们的捐赠……对全军广大指战员尤其是奋战在国防科技战线上的同志，将是巨大的鞭策和鼓舞。”
1993年，南岭村全村总收入超过4000万元，集体固定资产达到2亿元，相当于1979年的两千多倍；群众集体收入超过1100万元；年终分配568万元，以735人计，人均纯收入达15000元。这一年村里有21家工厂，产品销往港澳和欧美等地，先后为国家创汇2亿多港元。国际友人称南岭村为“中国改革的模范村”，中央领导称誉南岭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农村的雏形”。
1994年，南岭村两个文明建设取得新成绩，受到中央和省市领导的赞许。这年11月12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谢非陪同下，到南岭村视察，对南岭村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胡锦涛看了南岭，说：“你们村发生这样大的变化，首先是因为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好，再就是你们村党支部带领群众干得好。希望你们继续前进，干得好上加好。”胡锦涛还说，南岭村的发展体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南岭的村民说，胡锦涛看完了村民们自导自演的文艺节目后，张伟基陪他到村民张月清家去。他们是步行去的，胡锦涛一边走一边把手搭在张伟基的肩上，一点架子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