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汉昌、乃光、念祖的文章《华西大队是怎样建设“两个文明”的》，文章说：
这里的干部、社员，不管分工在哪个行业，都一心一意为集体创业，努力发展农、副、工业生产；同时，思想工作和文化生活活跃，因而社员们敬老爱幼，和睦相处。
元旦上午，我们来到江苏江阴县华西大队访问，正好碰上这里进行年终分配。华西大队男女老少穿上节日的新装，欢聚在新楼前的广场上，参加1981年度的分配兑现大会。在锣鼓和鞭炮声中，社员们先后上台领取一年辛勤劳动的报酬。
去年，华西大队农、副、工业获得了全面增产增收，总产值达到491万元，比上年增长20.9%，人均分配766元，比上年增加166元。每户平均分得现金2887元。社员们拿到一个个特制的人造革钱包，点着一叠叠钞票，笑得合不拢嘴。
在大会上，大队给102位60岁以上的社员发粮草钱和零用钱。这些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出过力、立过功的老人，双手捧着大队发给的钱，有的满脸笑容，有的含着热泪，有的激动地说：“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我一世也忘不了，一世也忘不了！”
紧接着，大队给在小学读书的129位学生发校服。穿上新装的小学生，高兴得又是跳又是唱。
会后，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访问了几户社员。
我们访问的第一户社员，名叫吴荷英。她下肢瘫痪，行走不便，在队里为社员缝制鞋子。她夫妻俩带两个小孩，除去粮草款以外，分得现金2706元。她感激地说：“我能够同好手好脚的社员一样增加收入，全靠大队关照得好，要不是靠了集体，不要说分不到那么多钱，恐怕连家也成不了。”
女社员缪惠芬，丈夫去年病故，她一人劳动，带两个小孩，还分配现金1200多元。她风趣地对我们说：“在华西我是穷户，在娘家我是富户。”
华西农民为啥能够这样富，大队党支部书记吴仁宝同志谦虚地说：“我们工作还做得不够，今天取得一些成绩，主要靠党的政策好，调动了干部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事实的确是这样。华西大队原来是个先进典型，农业生产搞得比较好，但社员富得不快。党的三中全会送来了春风，他们批判和消除了“左”的思想影响，坚持走农副工业综合发展的道路。从此，一年更比一年好。去年，全大队的社员分配、集体积累和对国家的贡献达到“六个五”：每个劳动日值5元，每人提留公共积累500元，每人储备生活基金500元，每亩田交售粮食500斤，每个劳动力上交税金500元，50户社员住进新楼房（累计住进新楼房的社员占42%）。
华西在建设物质文明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建设精神文明上也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华西的干部群众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走社会主义道路，发展集体经济，使农民共同富裕起来。从这个信念出发，不管分工在哪个行业，大家都一心一意为集体创业。农业专业队负责人、副大队长朱玉良，他文化不高，说话不多，忠厚朴实。分管农业后，苦学苦钻，成了农业生产上一名出色的指挥员，人们叫他“土地公公”。搞农业，在“露天工厂”，干活比较艰苦，但是，农业队的社员，从不计较这一点。青年吴汝德，小学毕业后，一直干农业，十几年如一日，脏活抢着干，重担争着挑，从不叫苦喊累。问他为的啥，他说：“我是华西的人，年轻力壮，应该为建设新华西多出力，只要为集体，干啥都一样。”
我们在养兔场，见到了“兔司令”孙玉才。老孙今年五十七岁，从小喜欢养兔，1968年大队办起兔场，他就当饲养员，十多年来，一直住在兔场里，床铺搭在兔棚旁，不分昼夜，精心服侍兔子，刻苦钻研养兔技术。他养的兔子产毛量高，繁殖的小兔子多，经济效益好。他负责的一个兔场，全年纯收入达1万多元。
塑料厂有个老党员史培洪，干的是杂工，主要负责清理车间的垃圾。这个同志总是不声不响，自己找活干，一天到晚不歇手，一年到头没空闲，大家亲昵地叫他“自开工”。过去，车间的垃圾被送进炉子里烧掉。自从他进厂以后，同另外几个女工一起，每天从垃圾中把一颗颗塑料粒子、一根根塑料废丝拣出来，洗净晒干，装包进仓，继续使用。据负责工业的大队副书记葛玉岐估计，一年可以节约原料2000多斤，价值4000多元。
俗话说：“行行出状元。”在华西的各行各业里确实都有“状元”。我们来到鱼池边，找到了养鱼“状元”赵祖洪。1979年队里调他去负责养鱼，他一面学习养鱼知识，一面搞试验。他和伙伴们住在野外小屋里，观察各种鱼的生长情况，研究全大队20多个河塘的不同特点，掌握了科学养鱼的技术，使大队的鱼产量不断提高。过去全大队45亩水面，一年产鱼仅50多担，去年产鱼超过了300担，每亩水面产鱼700斤左右。
华西大队党支部一贯重视智力投资，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学文化、学技术，尤其注意对下一代的培养：儿童免费进大队办的托儿所、幼儿园，学生上学读书，从小学到初中的学费由大队支付。从今年起，大队宣布凡考取中技学校的学生，每人奖励500元，凡考取大专院校的学生，每人奖励1000元。高中学生，名列前3名的，分别每人奖励300元、200元和100元。社员群众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大队设立了影剧院、电影队、书场、图书室，三人以上的社员户，家家都有一台电视机。爱听书的，可以进书场；喜欢看电影的，每周可以看到一两次电影；不愿出门的，可以在家里看电视，各得其乐，各受其益。
在华西，新的道德风尚正在形成和发展。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赵毛妹向我们介绍了五好家庭吴金如一家的许多动人事迹。金如今年五十四岁，上有八旬高龄的老母亲，一家九口，四代同堂，老少之间互敬互爱，两代婆媳亲如母女。年前，金如家分到一套楼房，长辈让儿媳先搬进去住，儿媳让长辈先搬去住，推来让去，谁也不搬。最后决定“暂时不搬，待大队分给两套楼房后，全家一起搬，住在一起，热热闹闹。”大队知道这事后，决定今后给他们分配两套挨在一起的楼房。
敬老爱幼是华西的好风尚，队里生产了时鲜瓜果，要让老人先尝；看戏让老人坐在前排，看电影让老人坐在中间，组织参观游览老人先去。对四个孤身老太，大队关怀备至：免费供给各种生活必需品，每人发给落地电扇一台，沙发、藤椅各一张，每人每年发零用钱60元，春节补助费50元，此外，还派心地善良的女社员吴菊娣去服侍。阿菊把老人当作亲娘一样看待，当老人生病，忙不过来时，她丈夫、儿子都去帮忙。
华西大队这种良好的社会风气已经在下一代身上产生了好的影响。青少年中学雷锋、做好事蔚然成风。双脚患病瘫痪的吴跃，不能走路上学。三年来，小学生葛令妹不管严冬腊月还是盛夏酷暑，经常背着吴跃上学，背着吴跃回家。如今吴跃已经上三年级了。这个学校的学生在令妹的带动下，有十多名师生争着背他上学、回家。
这篇文章中提到华西村当时的一些经济数据，在今天看来，已感觉很平常了，但在当时，一个大专毕业生的月薪是60元，拿这个标尺来衡量当时华西村的农民收入，就知道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了。
1983年12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该报记者袁养和、通讯员陆念祖合写的文章《富裕的农民在想什么？——访江苏省江阴县华西大队》。文章说：
江苏省江阴县的华西大队，在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几年间，农工副总产值和社员的分配水平都翻了两番。他们1978年制定的到1985年的发展规划，提前到去年就实现了。去年，全大队的人均分配达到800元，强劳力的月工资超过了150元。绝大多数社员都住进了新楼房。平均每户存款千元以上。家家都有电视机、电风扇和洗衣机等。目前，全队社员正沉浸在新的丰收喜悦中。
华西变得更富了，华西的农民现在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呢？不久前，我们再次访问了华西。
晚上，我们来到社员中。只见月影斑驳的樟树荫下，一群青年团团围坐着，正兴致勃勃地谈论什么。原来他们是在学习，在谈华西的未来和自己的前程。
小伙子告诉我们，此刻，在那些灯光明亮的大楼里，都有人在学习和讨论；像他们这样的学习组，全大队有36个，学政治、学文化、学技术。这个大队的“学习周”制度，已经坚持一年多了。这两天大家讨论的专题是：华西富了，大家有什么新想法？
这题目把我们吸引住了。我们也参加了他们的讨论。
农民是质朴而坦率的。他们并不忌讳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有的姑娘说，日子好过了，想把嫁妆办得阔气点、洋气点；有的大嫂子说，想暗暗地跟别人比一比，看谁家的存款多；有的小伙子说，若是每星期能看到三场电影，假日里再到西湖、黄山去旅游，该有多快活！然而，更多的人说，吃了果子不能忘记树，没有三中全会以来的好政策，没有集体经济的靠山，哪来华西的好日子？大家提出：日子好过了，一不能忘记国家，二不能忘记集体，三不能忘记兄弟单位。
我们高兴地看到，这个“三不忘”，在华西大队愈来愈深入人心。
三中全会以来，华西大队的粮食平均亩产一直保持在1吨以上；国家的征购任务年年都超额完成。去年，他们卖给国家的粮食共63万斤，相当于征购任务的两倍。全大队每个社员平均在7分地上向国家贡献粮食500斤。
从去年开始，大队又制定了新的奖学办法：考上大专院校的学生，每人奖励1000元；对考上中技学校的学生和高中毕业成绩在本大队前3名的，也分别给予一定奖励。华西大队这样做，有些人很不理解，说：“孩子上了大学，毕业后就成了国家干部，不会回到华西工作了。队里花那么多钱培养他们，图个啥？”党支部的同志回答说：“华西富起来，还不是靠了国家？我们花钱为国家培养人才，图的正是国家兴旺发达！”富裕，鼓舞了华西人加快前进的脚步，也使他们的胸襟更加宽广了。
当我们碰上大队党支部书记吴仁宝，称赞这儿社员的思想觉悟高时，吴仁宝笑道：“话不能这么说。10个指头伸出来也不一般齐。同一个队的人思想认识也有差别。譬如说，华西富了以后，怎么办？大家的想法就不一样。认识有差异，这就需要不断地学习。我们的‘学习周’制度就是这么定下来的。”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渐渐推开。华西村人多地少，工业已经起步，分还是不分？吴仁宝表示：“领会中央政策，闷声发大财。”华西人将全村五百多亩粮田交给三十名种粮能手承包，绝大多数劳动力转移到工业上去。这一做法，遭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非难，有人指责华西不分田是“极左”“僵化”“不合时宜”，但吴仁宝是历经风雨富有定性的人，他信守的是实事求是。
这种做法到底对不对？华西村党支部发动村民讨论。
“华西每人只有半亩地，若是人人都种田，能富得起来？”老人们说。
“分田到各家各户，哪里还称得上专业化？”这是青年人的呼声。
获得了群众支持，村干部心里有了底。吴仁宝说：“人家那里土地多，工业一时又上不去，分田是为了调动大家种田的积极性。我们这里工业发达，集体家底厚实，分田反而分了众人的心。人家分是实事求是，我们不分也是实事求是。”
吴仁宝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有洞察利弊得失的智慧，有敢于担当的胆略和勇气，因而能审时度势，给华西村把握好方向、确定好战略。
吴仁宝有句名言：“千难万难，做到实事求是最难。”这句话，必定是他经历诸多磨洗之后的感喟之言。
当然，华西的发展之路并非没有曲折，吴仁宝也并非一贯正确。他坦陈：上世纪50年代犯过教条主义，60年代犯过形式主义，70年代犯过官僚主义，到80年代才“醒”，这个过程也是思想路线从不实事求是，走向实事求是的过程。
有资料说，1985年10月，吴仁宝到大邱庄考察，吴仁宝曾对大邱庄的当家人禹作敏说：“我们要头脑清醒，要有自知之明，摆正自己的位置，敢于革自己的命，一步一步向现代企业家转变。”“这些话也是对我自己说的，我们共勉吧！”
在经济建设中，华西凡是上重大项目，必须经党委一班人集体讨论，请专家反复论证，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做到该上能上的则上，不该上不能上的则坚决不上。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华西在经济建设中基本未出现重大失误。这一点不是不容易，而是很不容易。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华西村的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到1987年，华西村实现了“亿元村”的目标。
1989年春天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有记者就党政机关及领导干部怎样才能建立权威这个问题采访了人大代表吴仁宝。吴仁宝对记者发表了一番见解。
“建立权威的第一条，是要廉洁。”吴仁宝说，“无论是中央的‘大官’、地方的‘小官’，还是我们这样的乡村基层干部，不廉洁肯定就没有权威！”
他说：“我长期在基层工作，就拿我最熟悉的苏南农村说，有些穷村的干部却不穷，甚至比富村的干部还富。有个村仅仅当政三年的支部书记，就造了三间楼房。哪里来的钱？还不是损公肥私、浑水摸鱼！我们华西村已有六七年人均分配超千元，我这个党总支书记也没钱去造三上三下的楼房。你不廉洁，老百姓指着脊梁骨骂你，你还有什么号召力？”
吴仁宝认为，建立权威的第二条，要看会不会在商品经济大潮中把大家的生产、生活搞上去。“干部要懂行，既是自己职责上的内行，同时又是多面手。如果你领导人家，自己却不懂生产，不懂核算，办一件事错一件事，‘威’也就没有了。”在华西村，党支部、村委的干部都分别在全村二十多个企业中担任厂长、经理、会计等实职，都要承担经济责任，没有‘甩手干部’。改革十年来，全村生产蒸蒸日上，去年成为江阴市第一个亿元村。群众获得实际利益，就愿意服从干部指挥。
他说：“有没有权威，还要看你在形势不太好、群众劲头不太足的时候，能不能站在群众前面，带领大家克服困难，开创新局面。”“今年一、二月份，我们所在的华士镇二十六个村，有十八个村乡镇企业生产比去年同期下降，全镇总产值也下降。增长速度过快固然不好，但是下降萎缩终究也不行。我们华西村却比去年同期增长，这就与干部的精神状态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