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从报纸上看到安徽省委的决定后，非常生气地说，这六条，条条都是冲着大寨来的！
客观地说，万里主持制定的“省委六条”是冲着安徽农民的困境来的。
1978年的春节，是公历2月7日。春节前，中共安徽省委分管农业的书记王光宇从省城来到凤阳。腊月二十七那天，他同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一起去了几个有名的“困难队”。在前王生产队，他们一户户地看望社员，这个队11户人家，只一家有一小块准备过年的猪肉，有的社员外出讨饭去了。
王光宇对陈庭元说：“咱们到这里来，无论如何总该给群众做点有益的事。”他们找来几把铁锹，脱掉棉衣，挖起稻板田来。挖了半晌，累得满头大汗，村里的一些人却站在旁边呆看。
王光宇明白，群众这么冷淡，是因为他们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他小声对陈庭元说：“老陈，就是再困难，过年也得让大家吃上一顿饺子。”县里随即给前王一带的农民每人送了三斤大米，一斤半白面，半斤猪肉。
过了几天，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到前王看望群众。他见到许多社员的草屋没有门窗，有的屋里没有一张床，大冷天，一家人挤在地铺上睡觉。他安排有关部门送来木材、毛竹、棉布，给群众安了门窗，打了木床，并送了衣被……
前王队的困难情况，给省地委的领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解决特困生产队的问题，滁县地委组织了一大批干部，到基层调查研究，了解群众有些什么要求和希望。
记者张广友下乡调查后写出一篇文章。1978年2月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这篇新华社通稿，题目是《生产队有了自主权，农业必增产——安徽省定远县改变农业生产落后状况的调查》。《人民日报》还配发了题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的评论员文章。
1978年3月，万里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认真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一文，由新华社向全国转发。
张广友和万里的文章发表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从北京回到大寨，他召见时任新华社驻山西分社记者并已在昔阳县委任职的宋莎荫，要求他组织驻昔阳、大寨的各新闻单位的新闻记者，写反击文章。
当时，各级各地新闻媒体驻大寨和昔阳的记者为数不少，应该是当时中国任何一个村庄都无法比拟的。驻大寨的记者有一个统一管理的组织，即“驻大寨联合记者组”，是各级通讯社、报社、电台驻大寨和昔阳记者的联合组织。
宋莎荫传达了陈永贵的指示。记者们商定一个大致原则，只讲大寨、昔阳经验好，不讲别人的不对。按照陈永贵的部署，驻大寨联合记者组写了一批文章。这些文章，有些是《山西日报》记者写的，有些则是《晋中报》《运城报》记者写的，有些文章还有点火药味儿。据说，某新闻单位计划用12篇文章来进行反击。新华社记者陈大斌曾说：“这一场中国新闻史上少见的，地方党报向中央新闻单位发起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反击，颇有声势，十分猛烈。”
1978年4月21日，《山西日报》将新华社记者写的一篇内参修改后，以《昔阳调动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的经验好》的标题发表，随即中央就有人要求新华社发通稿，《人民日报》予以转载。文章说：“大寨人从来不笼统地讲调动积极性，而是讲调动社会主义积极性。大寨人牢记党的基本路线，他们认为，‘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领导态度不明朗，群众思想就会乱，资本主义歪风就会越刮越厉害，社会主义经济就会受破坏。”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样的文章是对着安徽万里来的。
在安徽滁县农村采访的张广友读到了这天的《人民日报》，也感受到当地干部社员对形势的担心和害怕。
张广友给当时的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李庄打电话。李庄表示：“《人民日报》就像国际列车，谁都可以上，你有不同意见，你可以写文章，我们也可以照登。”
万里表示：“既然《人民日报》领导说我们可以写文章。他们不点名地批评我们，我们也可以不点名批评他们，各说各的，摆事实讲道理。”
随即，和张广友同在滁县采访的新华社记者南振中、沈祖润写了一篇文章：《落实党的政策，必须清除极左思想障碍——安徽滁县地区落实农村政策的一条重要经验》。新华社在7月4日将此文发了通稿，《人民日报》第二天全文刊载。
就在安徽省委的大胆尝试招来无数的棍子和帽子的时候，天不作美，安徽农村发生百年不遇的大旱灾，许多河道断流，农业严重减产。刚刚走出“文革”阴霾的安徽农民，迫切需要生产自救，否则将无以为生。
1978年10月4日，《人民日报》报道《掘地百尺找水源，千里引江救禾苗，安徽江西积极展开抗旱斗争》。这篇报道的“编者按”说：“今年我国的旱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少见的。”《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电讯：“安徽省今年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全省人民坚持同干旱展开顽强的斗争。”“去年冬天，安徽许多地区雨雪甚少，绝大部分山塘水库大大低于常年的蓄水量。从今年3月初起，旱情继续发展，干旱遍及全省。到9月下旬，除淮北地区下了几场中雨使旱情稍为减轻外，江淮之间的广大地区和皖南山区，六个多月只下了几十到一百多毫米的雨，仅及常年同期雨量的十分之一。特别是立秋以后，连续一个多月每天气温高达摄氏35度到40度。长期少雨加高温燥热，使全省许多地区的水稻、玉米等秋季作物旱死，人畜吃水发生困难。查阅历史资料，像这样长期严重的大旱，只1856年（清咸丰六年）发生过一次，以后百年来不曾有过。”
安徽全省6000多万亩农田受灾，4000多万人口缺乏生活用水。到了秋季，麦子种不下去，大片大片的耕地抛荒。农民眼看生产生活没有指望，非常恐慌。有人建议万里，与其抛荒，不如借给农民个人耕种，发挥潜力，发展生产。万里考虑后，说：“试一试。”
安徽肥西县山南地区的旱情最为严重。9月的一天，县委书记常振英到山南，找到区委书记汤茂林问怎么办。汤说，没别的办法，要想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要按照原任省委书记曾希圣在1961年的做法，包产到户。常振英答应了。他对汤茂林说：“你不是正在黄花大队蹲点吗？就在这里搞试点，试试看吧。”
汤茂林立刻赶回黄花大队，连夜召开党支部会议。这就是后来被称为“黄花会议”的秘密会议。在这个会上，党员们再次学习了“省委六条”。“六条”上说：“允许生产队根据农活建立不同的生产责任制。”会议据此形成了“四定、一奖、一罚”的规定，即：把地借给社员，定土地、定产量（麦子200斤/亩、油菜100斤/亩）、定工本费、定上缴；超产100斤，奖励60斤；减产100斤，罚100斤。
定土地、定产量，但汤茂林死也不承认包产到户。
这个决议在第二天的全体干部大会上通过，又在9月17日的全体社员大会上受到热烈拥护，大家把手都拍红了，说：“这样下去，我们就有饭吃了！”第二天，全大队997人、997亩麦地、491亩油菜地全部包产到户，当天就种了40多亩。
就在黄花会议之后的第五天，一封群众来信被送到了县委、地委和省委。信上说：“肥西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领导十万人向何处去？他在山南大搞曾希圣式的包产到户，是刘少奇‘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阴魂……”
县委书记赶紧召见汤茂林，嘱咐他：“不能联产，一联产性质就变了。”
万里也看到了那封群众来信，他将信批转给省委另一位分管书记顾卓新：“肥西山南区人民来信请你阅”；顾卓新又将信批转给分管农业的书记王光宇：“肥西山南区人民来信请阅后派人查处”；王光宇又将信批给省农委主任周曰礼，周阅后批给省委政研室沈章玉……
以万里为第一书记的安徽省委常委讨论决定，支持群众要求，实行“借地渡荒”。凡集体无法下种的地，可以借给社员扩种小麦，明年收购时不计统购；同时放手发动群众多开荒，谁种谁收谁有。借地的政策很快安定了农民情绪，给农民带来了希望。
借地的政策也给农业生产责任制作了最广泛的铺垫。严重旱灾面前借地给农民，可以说是迫不得已。但在当时，推出此举，那是需要胆识的。
在安徽之外，从1977年秋天开始，四川省委颁布了一系列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措施，到1978年2月，四川出台了“省委十二条”，把按劳取酬作为重点，主要内容与安徽省委“六条”有许多共同之处。这一年，四川从春到秋，持续干旱，但却夺得了全省粮食大丰收。
1978年9月，滁县地委领导觉察到本地区有的地方私下搞了生产责任制。于是在地委的一次干部会上，在地委书记王郁昭反复追问下，基层干部“供出”三个典型：一是来安县烟陈公社杨渡大队魏郢生产队，偷着搞了包产到组，在大旱之年粮食由原来的8万多斤增长到12万多斤；一是天长县新街公社，当棉苗即将枯死的时候，公社把地“借”给农民，超产奖励，减产赔偿，结果当年棉花增产89.6%；一是来安县广大公社，搞了干部岗位责任制，年终时按各项生产指标奖罚，结果公社粮食棉花全面增产。
会后，王郁昭向省委书记万里汇报了这些情况。
万里听后大喜，派新华社驻皖记者张广友下乡调查，又安排王郁昭迅速准备详细调查报告给省委。数日后，王郁昭接省委通知：万里说可以在全滁县地区进行这三种模式的试点。
滁县地委迅速出台96号文件，要求各县先在一个大队或公社开始试点。
这个口子一开，大量不是试点的社队也自发地搞起了包产试验。
1978年10月，万里在与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新华社记者张广友交谈时预言说：“包产到户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将会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并针对包产到户违背中央文件规定这个问题说：“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切不可把中央文件和上级指示当作教条，不问实际情况如何，照搬照套，或者硬往下灌。”
10月11日，万里在省委常委会上说：“要准确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要解放思想，大胆工作。省委没有决定的，只要符合客观情况的就去办，将来省委追认，不要都等我这个第一把手来决定。根据作物情况，可以包产到人、到组，联产计酬，也可以奖励到人、到组。所有制不变，出不了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可怕的。”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党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万里为出席会议准备了《农业上需要研究解决的几个重大问题》的书面意见，并在会议上谈了这些意见。他指出了人民公社体制的三大弊端：一是“政社合一”，既不利于党的领导，又不利于生产发展；二是权力过分集中，易导致利用职权、按照行政命令和长官意志进行瞎指挥；三是党政领导代替社委会领导，妨碍生产的发展。针对这些弊端，万里建议改革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乡社分离。
如此尖锐地指出人民公社体制的弊端，鲜明地提出改革人民公社体制，万里是全国省部级以上干部中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