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2005年秋季，在塞上偶见一传世红木百宝箱。百宝箱上的雕刻铭文明确记述此箱为清末皖、甘名宦王树中赠送给慈禧太后义子、著名晋商天禄堂主王启恩之遗物。
红木百宝箱长32.6厘米，宽26.2厘米，高26厘米。箱门为整块木板一扇，门长31厘米，高24.3厘米，四边镶入边框。边框靠里面饰凹槽两道，最里为线形直壁凹槽，槽宽0.15厘米；紧靠其侧为仰瓦形凹槽，槽宽0.6厘米。门扇里上为一块黄铜片暗插，外可挂锁；门扇里下为两块木片暗插；门扇开关为取下安上。箱里为四层七只小匣：自上而下，一层一只小匣，二层三只小匣，三层二只小匣，四层一只小匣。红木百宝箱两侧按有黄铜长方形活动提手，箱门锁具及小匣拉手均为黄铜件，小匣拉手个别缺失。该箱材料、结构、配件、装饰、铭刻、油漆皆原制，古色古香；箱后壁木板及第四层小匣后壁木板系后配，非原件。
在揭开红木百宝箱雕刻铭文内容之前，先了解一下与红木百宝箱身世相关的一些重要人物。
赠送人王树中。王树中（1868～1916年），字建候，号百川，又号梦梅生，甘肃皋兰长川村人。其先祖世系山东新城，即今桓台县人。宋末，其远祖先昇，宦游来甘，始居甘肃皋兰长川村。曾祖父维杰，父亲茂杨，清廷皆予“诰封”。王树中三岁丧母，后由继母魏氏抚养。及长，续继母胜亲母。王树中19岁（光绪十二年，1886年）入邑庠，22岁（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举人，逾三年任职于礼部。27岁（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进士，官安徽太和知县，两知亳州，擢颖州府。在官十余载，勤政爱民，政绩卓著，安徽百姓呼其为“王青天”。王树中从政之余，潜心学术研究，喜作诗文，有《梦梅轩诗草》《细阳小草》等小集，多为生活纪实。王树中嗜好收藏图书，为近代藏书家。鉴于他幼年读书、借书之难的切身体会，遂多方购书达数万卷，每巡乡视察，闻有好书必倾囊而购。遇有常见普通之书，常分赠给无钱买书的后生。所至一地，以道义娓娓教人，众称其为义兄师长。王树中民国初年回到甘肃，为省军府参谋，旋升为道尹。1915年奉命到各县视察。不到一年的工夫，他足历甘肃76县中的大半，所到之处不避繁难，别人深避而不肯为者，他却悍然担任，一一处理，由于操劳过度，患失眠之症，日久转为虚弱，吐红未已，继之以泻泄，终至不治，于民国五年（1916年）9月逝世，年仅49岁。
王树中的儿子王孔璋（1897～1947年）、王毓泰（1903～1998年），俱为甘肃现代著名人士。王孔璋1918年毕业于北京中国大学法律科。1925年，宣侠父等一批共产党员受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的委派，在兰州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甘肃特别支部。当时，王孔璋任刘郁芬督办公署军需课书记官，与宣侠父等交往甚密。1927年初，王孔璋加人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负责党的宣传工作。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928年王孔璋被捕入狱，遭到敌人的严刑拷打。王孔璋坚贞不屈，被判处死刑。其三弟王和生利用甘肃省政府代理主席孙连仲、马鸿宾及马鸿宾的父辈马福祥与其父王树中的世交关系，才将王孔璋营救出狱。王孔璋1944年赴银川，被马鸿逵任命为中校秘书，并在军官子弟学校任教。1947年秋病逝于银川，埋葬于银川西城门外唐徕渠边公墓区。王毓泰13岁考入北京清华学堂，17岁人清华学堂留美部，毕业后获文学硕土。后又去南京考入东南大学体育系。毕业后回甘任教师，先后在兰州中学、兰州农业学校、兰州师范、兰州工业学校、中山大学、甘肃学院教授英语。1919年他在北京上学时，正逢五四运动。王和生等清华同学随同请愿团包围了总统府大门及所有13个大门。1926年，随国民军来甘的共产党员宣侠父等在皖江会馆成立了“进化剧社”，聘请王和生创作新戏，担任教练及导演。王和生曾在甘肃、宁夏、青海各中等学校教授英语、体育二十多年。1939年，王和生在宁夏贺兰中学担任英语教师，在课堂上将省主席马鸿逵的孙子马家骅打了一个手板，惹得马鸿逵大发雷霆。王和生最爱好象棋，与兰州象棋大师彭述圣过从甚密，研习磋磨39年。1930年，王和生资助彭述圣赴平、津一带竞逐。彭述圣击败平津名流，轰动了全国棋坛。1956年6月陈毅副总理赴兰州，由甘肃省长邓宝珊陪同与彭述圣对奕，陈、彭各胜一局，第三局握手言和。事后，陈毅希望彭将他毕生研究的棋谱写出来传世。彭说：“我文化水平低，离了王和生不成。”于是陈毅副总理嘱邓宝珊省长把王和生从甘谷调回兰州。王和生著有《象棋传彭》一书而驰名中外，在台湾、新加坡、美国均有流传。还著有子型部、七子部、集锦部、传彭部等具体局图及看法评注。他汇编了棋谱1000余局，20余万字。著有《甘宁青体育设施之我见》，及各种体育运动汇编石印本一巨册。他曾任过全国棋协委员、甘肃省棋协顾问，1964年全国象棋竞赛任总裁判。他翻译的外国小说《托尔斯泰短篇轶事集》23篇，深受青少年的喜爱。1998年12月9日，王和生病逝于兰州，享年86岁（参见王九菊、杨国春、杨兴茂、李雨村等先生资料）
受赠人王启恩。王启恩（1835～1898年），字鈵堂，号瑞臣，晚号五昌。其家堂名号“天禄堂”，山西省徐沟县（今属清徐县）城西南坊人。民国《徐沟县志》载：王启恩“曾祖照临，为部曹。祖余庆，官都司，有战绩。父之翰，道光己亥（1839年）举人，官兵部郎中，喜蓄汉瓦，蒐辑拓印成册。又刻有《槐荫轩丛贴》。”王启恩的家庭，是一个延续了五六百年的商业世家。其先世于明宣宗宣德年间（1426～1435年）已在北京前门外开设着一个古董店，专营珠宝古玩、碑帖书画，同时在徐沟城内市楼以北路西开设一个杂货铺，字号“茂盛王”。进入清朝，王家已是远近闻名的大财主兼古董文物收藏家，而到同治光绪年间，王启恩父子的运筹经营，王家达到了历史高峰。
第二节
八国联军入侵时，慈禧太后于庚子年七月二十一日（1900年8月15日），逼迫珍妃投井后，带着光绪皇帝、隆裕皇后、瑾妃及太监李连英等逃出紫禁城，沿着京西大道进入山西，八月十七日（1900年9月10日）到达太原府，庚子闰八月十九日（1900年10月12日）抵达徐沟县。慈禧到徐沟，落驾于徐沟西南坊的天禄堂。天禄堂是闻名远近的“富豪之家”，其商号以北京大本营为中心，辐射到晋、冀、鲁、豫以及东三省，仅河南一省就有字号六十家。其家藏珠宝文物，竟无以计量，唐彩、景泰蓝、象牙刻、玉石雕、宣德炉、古徽砚……随处可见，更为珍贵的稀世古玩则置于“珍宝楼”或地窖中。民国时，连作为中国“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都来徐沟“慕名求宝”。日军侵占徐沟时，曾动用数十辆汽车搬运这些文物国宝到日本去。天禄堂府第，是一组规模宏大、气势雄奇、结构完整、布局错落有致的建筑群体。整个建筑群，可分为两大区：即位于城内西南坊的住宅生活区，占地估计有6700平方米；二是位于城南的游览园陵区，包括一座肃穆的陵园，两座各占地30亩的秀丽花园。两区总面积约计55000平方米。天禄堂家大业大由此可见。要接待那些来自紫禁城的特殊“贵宾”，在徐沟来说，惟天禄堂莫属。慈禧在王启恩家住了一天。次日起身南行，九月初四（10月26日）抵达陕西西安。流亡年余，待《辛丑条约》签订后，始返回京城。
慈禧、光绪在徐沟的活动，早成往事，天禄堂“行宫”亦不复存在，而作为王启恩家那段历史的文字实物见证，现可能仅存此红木百宝箱了。知道了上述与红木百宝箱相关的人物身世，对于破解红木百宝箱上的雕刻铭文内容就迎刃而解了。（参见王保玉：《晋商人物王启恩》）
红木百宝箱的铭文阴雕在迎面箱门上，自右向左，共7行39字：正文字体为大篆，4竖行，每行4字，依次是“君似元子文追司马书临皇象志慕史鱼”；落款字体为行书，3竖行，依次是“光绪戊申小阳月禄堂大人清赏兰泉王树中赠”，中行“禄堂大人清赏”比两侧“光绪”行和“兰泉”行抬高一字。铭文刻槽石绿残迹隐约可见。现将铭文内容简介如下：
正文四行：
第一行：“君似元子”。“元子”，指天子、诸侯之嫡长子。《仪礼·士冠礼》说，“天子之元子犹士也”。《诗经·鲁颂·閟宫》说，“建尔元子，俾侯于鲁。”此指西周周公长子伯禽。王树中用此典故，说王启恩“似”同于“天子”的儿子，也就是说，王启恩如同帝王的儿子。王树中将王启恩认同为帝王的儿子，这个身份比拟是非常崇隆显赫的。王树中身为清朝现职官员，封建礼法名分他是非常清楚清醒的，称谓要名正言顺，否则是犯罪的。在这种历史环境中，王树中竟敢在赠送给王启恩的红木百宝箱上，将王启恩认同为“天子”的“元子”，还敢将这种称呼冠冕堂皇的雕刻在红木百宝箱上，这绝非清朝现职官员胆敢信口开河的寻常之举！王树中之所以称王启恩是“天子”的“元子”，这应来源于王启恩与慈禧太后的特殊关系。王启恩与慈禧太后的关系，清代有三种说法：一说王启恩是慈禧太后的义子，但时无证据。传说王启恩死于北京，太后还传旨“送灵柩归故里安葬”，并命沿途州县官府相继迎送。按当时山西徐沟风俗，死于外地的人，遗体一概不准进城，而王启恩的棺木，却因其特殊身份，“奉旨入城”。二说王启恩的儿子王莲生是慈禧太后的义子，而非王启恩本人。三说王启恩、王莲生皆非慈禧太后义子，均系谣传。红木百宝箱上“君似元子”之称呼的发现，破解了王启恩与慈禧太后等人关系的各种说法：慈禧太后是“天子”之母后，红木百宝箱雕刻铭文称王启恩“似”是“天子”的儿子，即说王启恩不是“天子”的亲生儿子，而是“天子”的义子，这证实了清代所传王启恩是慈禧太后的义子确为事实。也正因王启恩是慈禧太后的义子，慈禧太后在庚子之乱后的西逃途中，才选择了山西徐沟王启恩家天禄堂作为其落驾之所；才有李鸿章、左宗棠都曾与王启恩为结义兄弟之说；才有王启恩病逝于北京，慈禧太后下谕：“送灵柩归故里安葬”，“用十六抬独龙杠抬送回原籍”，并命沿途州县官府相继迎送之举；才有王启恩灵柩回归山西徐沟故里，路经保定府时，李鸿章让管家李春华护送，后李春华落籍徐沟之事。因此，红木百宝箱的发现证实，王启恩确为慈禧太后的义子。这一事实说明，晚清晋商富可敌国，就连实为一国之君的慈禧太后也得仰仗晋商的财力势力，乐于收王启恩为其义子，给予其“天子”的“元子”的名分。
第二行：“文追司马”。“司马”，即指司马迁，西汉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他撰写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为历代传颂。他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民国《徐沟县志》载：王启恩家是清代远近闻名的大财主兼古董文物收藏家，他家藏书数十万卷，皆为学要籍。王启恩兼耽金石文字学。遗著有《芸斋金石考》《五砚轩笔记》《泉币集古录》《茶余闲话》等书若干卷。王树中称赞王启恩的文章可追司马迁，可见其对王启恩文章的推崇。
第三行：“书临皇象”。“皇象”，字休明，广陵江都（今江蘇揚州）人，三国吴书法家，官至侍中。皇象幼工书，师于杜度，善篆、隸、章草，能取各家所长而自成一体。时人以其书法与善画的曹不兴、善相的菰城郑妪、善候风气的吴范、善算的赵达、善弈的严武、善占梦的宋寿、懂天文的刘敦共八人并列，号称吴之“八绝”，时人谓之“书圣”。晋葛洪《抱樸子》誉其为“一代绝手”。南朝宋羊欣说：“吴人皇象能草，世称沉著痛快。”唐张怀瓘《书断》评他的章草为神品，八分为妙品，小篆为能品。传世书跡有《文武帖》《急就章》《天发神讖碑》《论草书》。今世仅存《急就章》石刻，相传为皇象书。皇象的书法被后世赞为“中国善书者不能及也”。民国《徐沟县志》载：启恩幼耽书，从寿阳秦东来游，尝于雪中以帚作寻丈书，秦大奇赏。明清名书画二百余帧，邃于书学，临摹法贴累累成巨帙。尝东登泰山，大书“峻岭”二字刻于岩壁。王树中称赞王启恩的书法接近皇象，可见其对王启恩书法的赞赏。
第四行：“志慕史鱼”。“史鱼”，也称史鳅，字子鱼，名佗，卫灵公时任祝史，故称祝佗。史鱼是春秋时卫国的大夫，负责卫国对社稷神的祭祀。吴延陵季子过卫时，赞史鱼为卫国君子、乃柱石之臣。卫灵三十八年（公元前497年），卫公叔子曾设家宴招待灵公。史鱼告诫说：子富而君贫，必将遭祸，免祸的办法，只有富而不骄，谨守臣道。史鱼多次向卫灵公推荐蘧伯玉。孔丘称史鱼为“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民国《徐沟县志》载：王启恩为县诸生。家故丰，咸同间迭助军资，得奖员外郎。分户部时，大学士祁隽藻致仕居京，谓“宜读书以广其材，毋逐为俗吏。”乃深感之，遂归修学。王树中称赞王启恩品德高尚，志向远大，仰慕史鱼，人品志向如同史鱼一样，可见其对王启恩人品志向的敬仰。
落款三行：
第一行：“光绪戊申小阳月”。“光绪戊申”即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小阳月”，《尔雅》：十月为阳；明代《五杂俎》：四月多寒，而十月多暖，有桃李生华者，俗谓之小阳春，故小阳月即指农历十月。王树中赠王启恩红木百宝箱的时间为光绪三十四年农历十月，此年此月正系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同日驾崩，爱新觉罗溥仪登基之时。
第二行：“禄堂大人清赏”。“禄堂”系王启恩家堂名号“天禄堂”之简称。“天禄堂”之名源自“天禄阁”。“天禄阁”系西汉丞相萧何主持修建，主要存放国家文史档案和重要图书典籍，西汉的著名学者杨雄、刘向、刘歆等都曾在天禄阁校对书籍。天禄堂主人王启恩，系五代举人之后的清代当朝举人，任职清廷户部员外郎，天禄堂是号称为“六世功名”的“官宦之家”。其家富于藏书，以“天禄堂”为其堂号，显示了王启恩家族的儒商风范。
第三行：“兰泉王树中赠”。王树中系清代皋兰长川村人，皋兰长川隋代、宋代地属兰泉县，故王树中自称兰泉人。
红木百宝箱发现于宁夏，但其来龙去脉、雕刻内容与清末民初的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相关。通过红木百宝箱，为破解了清代关于慈禧太后、王启恩、李鸿章、左宗棠、王树中等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了解清代皇室、官场与晋商的关系，晋商在甘宁的商贸活动以及清代雕刻艺术，都提供了直接实物证据，弥补了晚清史料在这方面的空白，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