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 鸦片·茶馆·川味
谈到四川的生存景观，谈到四川作家笔下的种种“巴蜀意象”，我们又会注意到，有三类日常生活的活动景象出现的频率极高，在现代四川文学中占的空间极大，而且还往往组成了其他众多意象（如洄水沱、实力派）的存在背景。这三类景象就是吸食鸦片、坐茶馆和享用四川饮食，简称就是鸦片、茶馆和川味。要描写四川现代作家的人生感受，就得仔细观察这些日常生活的景象都包含了什么样的内容。
从生活场景到社会场景
吸食鸦片、坐茶馆和享用饮食，这应当是传统中国人的普通的生活场景。四川的特色在于，这些普通的个人生活活动被更多地推向了社会，成为人与人之间互相交流、沟通的重要手段，成为扩张个人的社会影响，提高社会地位的重要方式。就这样，普通的生活活动承担了丰厚的社会内涵，看似单一的生活场景的背后衬托着广阔的社会场景。
在四川文学世界中，三类景象频繁出现，总能裹带出一大片的世俗风情，一系列重要的生活故事都在烟笼雾绕、倾茶倒水和觥筹交错中发生，在烟榻烟馆、茶馆茶铺、饭店酒席处铺展开来。
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看充分展示四川生活广阔场面的三部小说《淘金记》、《大波》与《烟苗季》。
沙汀的《淘金记》写的是北斗镇上的实力派争夺何寡妇的坟岗的曲折故事，种种的密谋、策划、交涉、唇舌交锋都发生在镇上著名的茶馆涌泉居、畅和轩和关帝庙隔壁的烟馆、彭胖的烟榻、金厂梁子附近的小酒馆、郭金娃的饭馆以及何寡妇家的餐桌上。在涌泉居茶客天南海北的龙门阵里，林么长子酝酿了一个疯狂的掠夺计划；在金厂梁子破烂的小酒馆里，白酱丹同样被煽起了淘金的欲望；在烟馆、在彭胖的烟榻上，在畅和轩，白酱丹等人连续不断地向何人种发起攻势，说服利诱；在何家的餐桌上，何寡妇竭力抵抗着实力派们的进攻；在郭金娃饭馆里，白酱丹与林么长子这两个对头互探虚实，他们心怀鬼胎地大吃大喝；最后，又是在宴请县政府秘书的酒席上，白酱丹打通关节，战胜了何寡妇。
李劼人的《大波》，展示了辛亥革命时期四川的社会历史面貌。如此丰富而复杂的历史画卷常常也被作家缩小在了一个又一个茶楼、酒肆和烟馆里，那些茶客、食客和烟民们热烈的漫无边际的交谈似乎正好对应了这一时期翻涌起伏的社会“大波”。保路同志会成立的那一天，楚用、王文炳等几个学生在怀园茶社一边喝着滚烫的毛尖，一边大谈四川官场里的黑暗、腐败，为这场即将掀起的“大波”作了铺垫；第三章整整一章都在写黄澜生家的鱼翅宴，席间黄澜生、葛寰中、赫达三、周宏道、田伯行等人大谈官场“秘闻”，这才细致入微地给我们交待了保路运动发生的种种内幕；第四章则有顾天成在养心轩与彭家琪、邓乾元喝茶，议论保路运动所激起的第一道浪花；接下去，随着运动的深入和四处蔓延，又出现了枕江楼喝酒（第五章）、赫达三家宴（第七章）、周宏道与龙么姑娘的婚宴（第二部第六章）、赫又三、吴凤梧进第一楼茶铺（第三部第三章）、吴凤梧与新军排长芮克刚在赖兴顺饭铺吃早餐（第三部第四章）、黄澜生设家宴招待周宏道一家（第三部第六章）等场景，继续追踪运动的进程及其在各阶层所产生的复杂影响。四面八方的信息都在这请茶用饭的交谈中得以汇聚、整理，并激荡起了层层的心理波澜。保路运动之所以能掀起“大波”，离开了这样的信息传播和信息反馈，是难以想象的。
周文的《烟苗季》围绕旅长和参谋长各自的烟榻展开了两大派系的争斗。在安排禁烟委员，成立补充团，侵吞军饷等问题上双方矛盾重重，剑拔弩张，赵军需官、陈监印官、张副官长不断前往旅长烟榻前通风报信、出谋划策；周团长、李参谋、钱秘书、孙连长、刘连长又时时在吴参谋长吞云吐雾的时候，邀功请赏。在这里，烟榻成了这幕闹剧的两个策划中心。
纵观现代四川文学，我们着实可以目睹到许许多多类似的生活景象，而且有不少的场景都够得上是“经典”性的。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旅长、参谋长、何寡妇、彭胖的烟榻，关帝庙隔壁的烟馆，除了涌泉居、畅和轩、养心轩、第一楼茶铺，除了何家、黄家、赫家的餐桌、枕江楼、郭金娃饭馆，金厂梁子的小酒馆、赖兴顺饭铺，我们还熟悉了赵么粮户家的烟榻（李劼人《好人家》）、荀福全家的烟榻（周文《父子之间》）、阿牛娘的烟榻（罗淑《阿牛》），熟悉了者者轩、半边茶铺（沙汀《丁跛公》）、广游居（沙汀《巡官》）、一园茶社（沙汀《呼嚎》）、其香居茶馆（沙汀《在其香居茶馆里》）以及同春茶楼、花外楼大茶馆（李劼人《暴风雨前》），也熟悉了郭开阳饭馆（沙汀《消遣》）、天回镇云集饭馆（李劼人《死水微澜》）、还有，“归兮山庄”的鲍鱼宴，八达号的工作餐（李劼人《天魔舞》），成都聚丰园（李劼人《暴风雨前》）。在四川，待客以鸦片，与人坐茶馆，请人吃喝是几种最主要的社会交际、社会联络手段。彭胖并不吸烟，但家中却常备了一套工具以待来客（《淘金记》），《死水微澜》里的陆茂林、《淘金记》里的狗老爷也无烟瘾，却乐意“靠灯”，替人当枪手。白酱丹在金厂梁子的小酒馆喝完酒，一个秃头中年人就赶紧替他付帐，当何寡妇第一次看见自己那个糊涂的儿子在家款待白酱丹、彭胖时，竟感到高兴，“仿佛觉得这个平常以为糊涂无能的人种，就快要在社会上出头了。”“吃”对于各阶层的人际关系都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像黄澜生、赫达三也用不着三天两头地大宴宾客了。沙汀、李劼人都曾分析过坐茶馆在川人生活中的作用，“他们要在那里讲生意，交换意见，探听各种各样的新闻。”“客来，顶多说几句话，假使认为是朋友，就必要约你去吃茶。”所以说，四川文学中的鸦片意象、茶馆意象、以及饮食意象就不能不呈密集型分布了。
既然鸦片、茶馆和饮食与四川人的交流、沟通与扩大自身影响、提高社会地位互相联系，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也必然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体现在这几项生活活动中。
由抽鸦片派生出了烟税和禁烟，派生出了“平民义务戒烟分所”，派生出了“禁烟委员”，而所有这些派生的项目不过是当权者攫取自身利益、打击敌对势力的手段。《烟苗季》中的旅长和参谋长就为了一个禁烟委员的安置而打得头破血流；龙哥、白酱丹借设立戒烟所向何寡妇这样的瘾民榨取高额的戒烟费；参议员彭玉书因发言失当得罪权贵，被县长追究抽烟之罪，被迫“自动辞职”，他愤愤不平地嚷叫道：“参议员当中只有我一个在烧烟吗？”“哪个不知道我们的副仪长就是个箩筐瘾？申长子不只烧烟，还贩烟运烟！张品三单是脸上都刮得下来几两烟灰！”（沙汀《炮手》）。其实，这哪里是个烧烟与否的问题呢，权力之争才是其中的关键！
由茶馆的聚众而谈将茶客自然分流为各种集团，他们出于相似的地位、相同的利益而坐在了一起。这个集团和那个集团之间互相充满了隔阂甚至敌意。比如，者者轩就是所谓的“正派人”的巢穴，而半边茶铺却多是八娃子这样的游手好闲之辈（沙汀《丁跛公》）；涌泉居属于林么长子“在野势力”，畅和轩则属于龙哥这样的“当权派”（沙汀《淘金记》）；在成都，普通平民进的是茶铺，这里有的是沾满泥污的桌椅，破破烂烂的茶碗和廉价的服务，而官宦士绅却直登高档的茶楼，享受有炕床、大餐桌、花瓶与特别座的高价服务（李劼人《暴风雨前》）。同一个茶馆里，座位与茶友也有分别，在其香居茶馆，联保主任方治国是与张三监爷、黄牦牛肉坐在一桌，张三监爷是他的谋士、黄牦牛肉是他重要的助手；邢么吵吵加入了俞视学、黄光锐、汪世模这一桌，因为这三个茶客全是他的熟人（《在其香居茶馆里》）。
等级地位与人事关系的龃龉也会浮现在一场饭局之中。当何寡妇听说自己的对手白酱丹正在设宴招待县府权贵时，她顿时就紧张了，“以为宴会一完，她的希望也就完了，至少困难是更多了”一场饭局就等于一个关系网络的展开，何寡妇的担心是自然的。同样，特殊时刻，饭局也可以成为敌手间相互排挤的重要依据。在李劼人《大波》中，巡警道周肇祥于国忌日设宴聚丰园庆贺自己高升，结果就遭了谘议局的弹劾。吃饭也得讲“来由”，白酱丹、彭胖忽然应何寡妇儿子之请来家赴宴，何寡妇先是高兴，随即又暗暗吃惊并且忧虑起来，因为，“无论从地位着想，从年龄以及平常镇上一般人对于人种的观感着想，她都觉得这不可能，而且很奇怪的。”“于是她的想头便又立刻落到财富上面；但这使她立刻大吃一惊，因为跟着这个想念来的，便是欺诈、蒙混以及她一向熟习的这一类事件的生动事例。”如果两个对头不得不坐到一张饭桌上，那将是十分精彩的，川人在复杂的人事纠葛中所磨练出来的尖刻好斗和倔强固执定会得到充分的运用。比如白酱丹和林么长子这两个死对头在郭金娃饭馆里“会餐”，一方面是大吃大喝，一方面却又针锋相对，冷嘲热讽；在谈吐放肆、满不在乎之间，却又心怀叵测，满腹嫉恨。
不妨读一下这段文字：
么长子忽然带着一种流氓腔的傻笑紧盯着白酱丹。
“怎么样，”白酱丹红着脸含蓄地说，“有二分醉了吧？”
“还早！就是怕把你吃痛了！”
么长子大笑着回答了。
“不过，不要担心！”他又做作地安慰白酱丹说，好像对方真的有点护痛，“还是我来请客好了！老实说，你的东西，他们说是吃不得的，吃了……”
“难道有毒？”白酱丹不大愉快地截断他问。
“毒倒没有，——有点儿药，——他们说是烂药！”么长子慢慢说，说完，便又意味深长地笑起来。
分明是一场很不开心的聚会，但两个对头谁也不甘心认输撤退，不仅不会撤退，还把奉陪对方作为虚张声势的手段；分明是谁也不想掏钱付帐，却又都争先恐后地借付帐来压人一头，以摧毁他人的自尊；分明是饮酒作乐，却无一不是借题发挥，揭疮疤，挖老底，于谈笑风生里寻找最令人痛苦的话题！这一切是多么的矛盾，而在所有的矛盾之中，最让我们玩味不已的还在于，如此歹毒的折磨竟然是与如此美味的四川饮食拌和在了一起！
鸦片瘾·茶馆迷·川味
漫游文学的四川，我们还发现，鸦片、茶馆、饮食不仅构织着待客交际的“社会场景”，而且简直就内化成了川人意趣、癖性与基本生理需求的一部分。抽鸦片诞生了大批的瘾君子，坐茶馆培育了众多的茶馆迷，享用饮食将人们的味觉磨砺得格外的灵敏和发达，由此也产生了川人对“川味”的特殊追求。
四川文学中的瘾君子千姿百态，他们各自养成了不同的吸食习惯，不同的习惯融入了他们自身的个性气质与生存境遇；他们各自烟瘾的大小也有差别，烟瘾的深浅又影响着他们的生活方式。
何人种经常光顾关帝庙隔壁的一家烟馆，这里的“床铺是褴褛的和不洁的”，烟膏掺的灰也太重，“但是自从他母亲跑去闹过一场之后，他倒反而非去不可了。”大概这正是他反抗何寡妇管束的逆反心理吧。下场口范大娘家是龙哥、白酱丹、彭胖颇感兴趣的地方，这里比关帝庙隔壁的那一家更加不堪入目：“床铺上摆着一副丑陋的烧烟家具。灯，是用膏药钉补过的，一张草纸权且代表套盘。但这并未减低大家的兴趣，因为彼此的目的原不在烟。那个满脸是粉、上唇有着一颗黑痣的游娼正在裹烟，一面应付着客人的调笑。”这叫做“抽荤烟”（《淘金记》），盐井的管事何先生也爱上阿牛娘开的烟馆里去抽荤烟（罗淑《阿牛》）。这都是破落户、袍哥和痞子的烟瘾所在。当然也有讲究的，文雅的。比如，李劼人笔下的赫达三，这位半官半绅的人物对西洋的生活用品是敢于大胆“拿来”的，大概还是中国人中最早拥有留声机、充气橡皮垫和保险洋灯的人，当然他的烟具也是进口产品，单是那根烟签就与众不同：“至于鸦片烟签的头上，有粟米大一粒球，把眼光对准一看，可以看见一个精赤条条的洋婆子，还是着了色的，可以看到两寸来高，毛发毕现”，据说这是应用了显微放大的原理。赫达三躺在烟榻上，每每还向家人讲从衙门里听来的各种新闻，讲得活灵活现，或者就是同至交好友如葛寰中等研讨时政，这是赋闲官僚特有的气派和兴致。何寡妇的烟也抽得很有派头：“寡妇满足嗜好，是有一种自己的派头的。一例采用清水漂烟不说，吸的时候，还把泡子裹得又紧又小，就像羊子粪样。因为这样既不败气，又不容易让烟瘾自由发展下去、扩大下去。”显然，这是自命清高者最后的克制行为。
谈到烟瘾的大小也是精彩纷呈的。像何寡妇这样的仅仅只能算是小瘾，而赫达三可就是大瘾了。他有了26年的烟龄，简直到了要烟不要官的地步，外出访友也需匆匆而归，以免烟瘾发作不可收拾。有一次家中宴请客人，耽搁稍久，赫达三即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出尽了洋相。赵么粮户也是“30多年的老瘾”了，为了预防禁烟，“在宣统二年鸦片烟尚不大贵时，他便拨了一笔银子，买了好几百碗生坭，藏在极稳妥之处，预计可以吃几代人。”（李劼人《好人家》）在父亲的熏陶下，荀福全年纪轻轻就烧成了一付大烟瘾，其瘾之大简直让人惊心动魄：他每吸一口，就似使出了吃奶的力气，“苍白的两颊都凹了进去，只让两个黑洞洞的鼻孔在透不过气来时漏出丝丝的白色烟雾”。然后，“放下枪，嘴唇闭得一丝缝也没有，竭力不让一丝烟雾再漏出来，翻身爬起，赶忙跑到旁边地板上的一方黄草蓆上站定，一弯身，两只手掌撑住蓆中心，头向下，两脚跟朝上一跷，在空中划一个半圆形，啪啦哒一声翻了过去，鼻尖都冒出细点的汗珠来。”（周文《父子之间》）抽还不顶用，须得辅以身体的翻滚动作，这种烟瘾的确让人叹为观止！更有趣的是，一些手持双枪（步枪、烟枪）的军人，即便是在紧张的战斗时刻，也会“让一部分人开着枪，其他一部分人就退到稍后方的几步，躺在麦田旁边，几个人换替挡着风，把灯燃好就抽了起来。抽好了，又上去调其他一部分人来换班。”（周文《第三生命》）
四川人对茶馆的痴迷程度同样举世罕有。在沙汀笔下的北斗镇。“有着上等职业和没有所谓职业的杂色人等，他们也有自己的工作日程，而那第一个精彩节目，是上茶馆。”这叫开咽喉，“因为如果不浓浓地灌它两碗，是会整天不痛快的。”这种吃早茶的习俗在刘盛亚笔下的重庆城也可以见到。《跳灵官》中的那位朋友一大早就不见了，“我熟悉地看他的床下，洗脸盆不在那里，于是我想到，他一定是到附近的茶馆洗脸去了。”在林如稷的“故乡”，坐茶铺又与当地人的“夜生活”联系着：“晚上的习俗，黄昏不多时，茶铺内来的人很多，一直到二更巡锣敲过才渐渐各自散去。”（《故乡的唱道情者》）李劼人将四川茶馆的功能总结为三：市场交易、集会评理、休息待客（《暴风雨前》）。其实，就个人享受而言，茶馆的作用何止这些，比如人们完全可以在这里打趣他人（比如林么长子之于芥茉公爷），宣泄苦恼（比如何人种之于白酱丹），赌博生财（比如在《巡官》的广游居），还可以刮脸挖耳修脚（比如彭胖），或者预防治疗疾病（比如季熨斗用茶叶治火巴眼），甚至“打望”看女人（比如成都学生林同九建议：我们先去劝业场吃碗茶，可以看很多女人。《大波》）总之，坐茶馆，在许多四川人看来，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生活内容。
四川饮食更是名满天下。四川文学中出现的川菜川食品种之丰，花样之多，是任何他省文学都无法比拟的。老舍对北京饮食文化的表现是相当著名的，但说来道去，也就是炸粘糕、腊八粥、打齿面、水饺、元宵、粽子、月饼这些主食和糕点，再加上一些“原生”状态的水果如樱桃、桑葚之类。四川之饮食特色主要不在于主食和糕点，未经加工的果蔬也似乎上不了台面，它的特色在于各种选择精当、加工精致，调味精心的玲珑菜肴和别具一格的小吃。川菜、川吃单是名称就充分体现了色、香、味兼顾的人工技能，大概正是这样，四川文学才一再热衷于排列各种菜肴和小吃的名称，宫保鸡丁、鱼香肉丝、锅巴肉片、魔芋烧鸭、蒜泥白肉、黄闷鸡、大蒜鲢鱼、回锅肉、麻婆豆腐、夫妻肺片、红油抄手……这本身就是一种满口生津的品尝活动！四川的菜肴不在于菜本身而在于加工和调配，四川的小吃不在于小吃本身而在于佐料，四川人吃四川饮食似乎也不仅仅在于填肚子而更看重其中观赏、嗅吸、咀嚼、回味的这一过程。在这里，最重要的是“味”而不是“质”。老舍写过旗人的“宴会”高潮：“大家似乎都忘了礼让，甚至连说话也忘了，屋中好一片吞面条的响声，排山倒海，虎啸龙吟。”（《正红旗下》）在这里，“吃”的重心在于吞咽，“质”还是重要的。四川则别具特色，郭沫若写嘉定城的白斩鸡：“把鸡在白水里囫煮，煮熟后切成肉片拌以海椒、酱油，就这样简单的烹调法，却是最可口的佳肴。”“雪白的鸡片，鲜红的辣油海椒，浓黑的酱油……这样写着都禁不住唾涎的津津分泌了。”艾芜写故乡桥头的“豆粉儿”，却只字不提豆粉儿，倒是对小吃担子上的锅碗、佐料念念不忘：“摆的青花碗红花碗，亮亮的，晃人的眼睛。中间安置一个圆圆的铜锅，隔成三格，一格是糖水，一格是肉汤，一格是酱油和别种东西煮的香料。锅侧边有一列小小的木架子，放碗红油辣椒和一小块油浸的核桃，一碗和辣椒炒熟的牛肉臊子，一碟切得碎碎的大头菜，一碟切得细细的葱花，另外是一小竹筒胡椒粉子。这一切，看起来实在是悦目，再经江风微微一吹，散在空气里面真是香味扑鼻。”阳翰笙写成都的夫妻肺片：“所谓肺片，并不是猪肺，而是牛嘴、牛皮、牛舌、牛肝、牛肚等。刀功讲究，切得来像纸一样薄，透明。调料突出辣椒和花椒。吃后，半天之内，嘴里还感到麻辣。花椒、辣椒用料极不一般。花椒是凉山地区汉源县出的大红袍，颜色鲜红，又麻又香。即是说，麻得正派，不光麻了了事，还留给香味。”李劼人写黄澜生设鱼翅便宴招待朋友，连最后上的下饭用的泡菜也很讲究：“四小盘家常泡菜也端上桌来，红的、黄的、绿的、藕合的，各色齐备，都是用指爪掐成一小块一小块的，为了避免铁腥气，不用刀切。”讲究的饮食“惯坏”了一拨美食家。川人对味是十分挑剔的，在《大波》中，吴凤梧因为连续几顿的豆腐乳下饭，就大发脾气了，尽管这太和号胡掌柜家的豆腐乳也是名产，“不但不臭，而且味道极为鲜美，只须一小块，足可下三碗饭。”但吴凤梧也自有他的讲究：“就是龙肝凤髓江瑶柱咧，天天吃，顿顿吃，也会伤胃的。”再有，按川人不成文的规矩，即便不是上等宴席，就是一般家庭请客吃饭，也得讲究炒蒸炸炖品种丰富，单一的加工方式就得遭人嗤笑。比如赫家临时请客，以炒菜为主，就被田伯行取笑为进了“红锅饭馆”。
当然，四川人也不仅仅只在挑剔，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往往还能不分男女，亲自动手烹调。在饮食加工技术的普及程度方面，四川大概也名列前茅了，四川人无论男女老少都多多少少拥有几招川菜的“绝活”，这在四川文学中就可以看到。乡下姑娘邓么姑烧的鱼和蹄筋让食客们赞不绝口，大家闺秀赫香芸做的宫保鸡丁、豆瓣鲢鱼同样有口皆碑，钟么嫂（《死水微澜》）、赫家刘姨太（《大波》）、焕章的母亲（周文《爱》）也都各有功夫。麻婆豆腐、回锅肉、烘蛋则是那位四川官僚贺熙（《代理县长》）的杰作，法政学堂教习、曾经留学日本的周宏道也对拌鳆鱼片颇在行。四川人嗜吃，做吃，也谈吃，黄澜生与厨师小王讨论火爆虾仁的制作，与周宏道讨论“宫保”、“辣子”两种菜型的区别，都谈得有滋有味，川人的烹调知识可能正是这样不断增长起来的。
享受·消耗·酸化
鸦片、茶馆、饮食享受是现代中国普遍现象，但四川却显得格外的突出。清末，“长江上游地区鸦片产量居全国之冠”，“光宣之际全川吸鸦片人数达315万人”，约占当时全川人口的1/10。民国以后，由于军阀势力的推波助澜，这一局面迟迟难以改变。茶馆数量之巨，分布之密亦属全国之最。常言有道“四川茶馆甲天下”，“天上晴天少，地下茶馆多”。单以两条尿巷子的北斗镇就有十几个茶铺来看，此言绝不夸张（沙汀《淘金记》）；就川菜川吃的品种、数量及对调味的极端性推崇来看，也是其他三大菜系（鲁扬粤）有所不及的。如果要追索造成这一局面的文化渊源，恐怕就还得说到“天府”富庶的出产与广阔复杂的生态环境。富庶为人们提供了取之不竭、样式齐全的农副产品，除海鲜外，这里的饮食原料及其调味品都应有尽有，四季常鲜，淡季不淡。当然，茶叶、烟苗也同样容易种植。同时，气候温和，土地肥沃也较多地滋生着人们的消闲心态。元朝之《成都岁华纪丽谱》就称成都是“地大物繁”，“俗好娱乐”，看来，这大体上可以概括整个四川地区的基本特征。四川人懂得享受，有条件享受，也容易将自己沉入享受。抽鸦片、坐茶馆、品美食，其意义固然不同，“恶习”与“良习”判然有别，不过，在自我享受这一点上却不无共同之处。而且，当我们看到，北斗镇居民如此眷恋那喧嚣的茶馆，黄澜生们如此津津乐道于饮食，赫达三、赵么粮户们对鸦片嗜之如命，竟断言以四川地域之广大就绝无禁绝之可能，在所有这三类景象背后，不是很有一些相通的东西吗？这些东西就是四川人对享受本身的极端投入而难以自拨。于是，享受就颇像是对享受本身的享受，重要的不是质而是形，是过程而不是结果。讲究口腹之乐的食客们如此，陶醉于幻觉世界而“舍身忘我”的瘾君子如此。同样，坐茶馆也并非要喝茶，图的是那热烈气氛，“如其你无话可说，尽可做自己的事，无事可作，尽可抱着膝头去听隔座人谈论，较之无聊赖地呆坐家中，既可以消遣辰光，又可以听新闻，广见识，而所谓吃茶，只不过存名而已。”
无疑，这颇有一点自我消耗的味道。在萧红笔下的呼兰河城，居民们“买上二斗豆子，煮一点盐豆子下饭吃，就是一年”，平常时节豆腐、凉粉和麻花也会被视作奢侈品。相对薄弱的物质基础让东北小城居民对“吃”的要求简简单单：“晚饭时节，吃了小葱沾大酱就已经很可口了。”浙江作家周作人也谈到了越人的“恶食”：“读外乡人游越的文章，大抵众口一词地讥笑土人之臭食，其实这是不足怪的，绍兴中等以下的人家大都能安贫贱，敝衣恶食，终所食者除米而外唯菜与盐，盖亦自然之势耳。干腌者有干菜，湿腌者以腌菜及苋菜梗为大宗，一年间‘下饭’差不多都在这里”，他又引俗谚云：“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这无非是说越人食贫习苦的背后，蕴含着对文化的追求。的确，较之于川人在享受中淹没，北方人的简朴和江南人的文化品味都似乎更能把人从享受中稍稍剖离出来，向着某一个精神的境界上升。浙江人郁达夫也写过江南式的饮茶：“日斜的午后，或者上小吴轩去泡一碗清茶，凭栏细数数城里人家的烟灶，或者在冷红阁上，开开它朝西一带的明窗，静静儿的守着夕阳的畹晚西沉——”清纯的香茗浇开了心灵的郁结，神清气爽，淡入生机盎然的大自然，这样的意境似乎很难从四川文学中找到。
自我的消耗有碍于自我的发展，有碍于自我从生存的罗网中探出头来，寻找纯粹生存亡外的精神领域的东西。自我的消耗只能走向自我的酸化，酸化就是变异，就是丧失进取的能力。“酸化”正是沙汀对四川茶馆的深切感受，他说：“我见过很多的人，对于这个慢慢酸化着一个人的生命和精力的地方，几乎成了一种嗜好，一种分解不开的宠幸，好像鸦片烟瘾一样。”《暴风雨前》的青年赫又三也曾经说了这么一段话：“因为生活程度低，大家便容易生活，费不了多大的事，衣食住行完全解决，因此大家便养成了一种懒惰行为，和苟安心理。”他这里所说的“生活程度低”是指四川出产丰富，物价低廉。这，恰恰就是消耗式享受的物质基础。
消耗性享受的正宗产品就是沙汀《淘金记》中的何人种，周文《父子之间》中的荀福全，他们一同沉醉于腾云驾雾的鸦片境界，又一同陷入了软弱无能、任人宰割的命运。
非常有趣的是，在四川文学中，那最讲究口腹之乐的人多半都是一些地痞无赖或者不思进取的人们。沙汀为我们充分展示了这一景象：克扣粮秣的会计王胖“以能够一气啖完一只清炖猪膀出名”（《逃难》），心狠手辣的代理县长“对于口味是十分讲究的”（《代理县长》），横蛮成性的彭痰嗜吃“酥松爽口的腌牛肉”（《消遣》），贪婪的地主彭胖以祖传的“猪牙巴骨炖萝卜汤”闻名，凶悍的龙哥狼吞虎咽着羊肉粉（《淘金记》），龚春官庸懦之极，但在食桌上却很内行，手巾常备，连吃带包，谓是“让我给孙娃子带点回去。”刘述之的姐姐以小市民生活为乐，喜欢与女伴一起逛罗回回的小吃摊，在那里享用得嗓音粘滞，嘴角上还留着辣椒碎片（《三斗小麦》）。
可怕的还在于，某些四川人其实已经意识到了消耗性享受的“酸化”作用，但却要愈加自觉地付诸实践。何寡妇不就想用鸦片烟来对付儿子“那任性又胆大的要求”吗？《大波》中的兵备处总办王寅伯不也以鸦片和美食来贿赂革命党人扬维吗？
巴蜀文化最芬芳灿烂的意象和它最龌龊肮脏的意象彼此绞结着，这是不是“巴蜀意象”的一个显著特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