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世界”
“世界”一词也是由日本新语句重新回传给中国知识界的。
“世界”一词，当源自佛经，可以说是属于印度佛教文化早就传递给古中国文明的词语。《楞严经》云：“世为迁流，界为方位。”也就是说，“世”为时间，“界”为空间，“世界”一词有点类似于《庄子·庚桑楚》、《尸子》卷下里的一个词语“宇宙”。在如《智度论》、《俱舍论》这样的经书里，“大千世界”也主要侧重于意指空间。但是，在中国文化的漫长岁月里，除了参禅论道，“世界”一词并没有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描述他们现实感受的普遍用语。早期的外国传教士在翻译World-词时，通常使用的是“四海”、“红尘”、“万国”、“全地”一类更符合中国人习惯的比喻性语言或“模糊”语言。用“世界”一词译读World究竟是始于日本还是外国传教士，这在学术界还有些不同的说法，但我们至少可以发现，的确是在近代的日本，“世界”已经成为了知识分子描述其地理空间感受的新语句，而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也的确是在谈及其日本见闻的时候，将“世界”引入文中，例如王韬的《扶桑游记》、黄遵宪的《日本国志》。20世纪初，留日中国知识分子掀起了日书中译的高潮。其中，地理学方面的著作占了相当的数量。据统计，在1898年至1911年间，中国“大部分地理学译著的原本也是来自日本”。随着中国留学生陆续译出的《世界地理》、《世界地理志》等著作的广泛传播，“世界”也才成为了整个中国知识界的基本语。
世界，这是一个没有中心的空间概念。“世界”一词回传中国、成为近现代中国基本语的过程，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认知现实的基本框架——地理空间观念发生巨大改变的过程。
中国知识界在近代的一切思想的变迁都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的失败，而鸦片战争的失败带给中国知识分子的最直接的冲击就表现在地理空间观念上。失败将一个残酷的事实呈现了出来，即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以中国为中心。南中国海上射来的西洋炮弹击碎了我们原有的浑然完满的地理空间观感，世界由此破裂开来。正如王富仁先生所分析的那样：“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地理大发现’，但这个‘地理大发现’却不同于西方人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张骞通使西域、玄奘西天取经、三宝太监下西洋。这些发现都没有改变发现者本人关于世界统一性的观念，都没有造成他们本人空间的分裂和破碎感。而中国知识分子的‘地理大发现’，发现的却是一个无法统一起来的世界，一个造成了空间割裂感的事实。”如果说，明末清初的传教士们第一次为我们带来世界地理知识的时候，遭遇的是中国知识界的普遍抵触与抗拒，那么，由中国人今天在枪林弹雨中所目睹的这一次的“地理分裂”的事实却让所有的中国中心论者都哑然无语了。
从魏源旁征博引编撰《海国图志》到梁启超以及更年轻的中国学子奔走东瀛、苦读日文，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地理知识第一次从想象的构图演变为切实的生存感受，从少数人经由特殊机缘而来的见识发展成为大规模的群体共识，这真是一个极具历史意义的事件。据统计，从1819年至1897年，中国出版的西方地理学译著单行本共51种，年平均只有0.65种；但从1898年至1911年，在这短短的13年间，同类译著就多达157种，年平均为12.1种。1898年前的著作多出于传教士之手，1898年以后的大部分译著都来自日本，绝大多数又是由留日学生译出，一些译著还直接由留日机构印刷出版，后来，这些留日学生归国成立的出版机构也不断推出据日文翻译的西方地理学著作。留日学生在中国地理学的近现代转换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是因为他们有着比一般的国内知识分子更直接的空间生存的体验。
留日中国知识分子在最直接的生存意义上感悟地理空间，这首先体现在他们升起的“乡土关怀”中。十分有趣，当这些负笈东渡的游子决意“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时候，他们迅疾产生的却是编织乡情的愿望，“同乡会”似乎就是彼此心灵慰藉的很好的形式。“在这一阶段的留学团体中，各同乡会相继产生和发展，比较活跃的有云南、湖南、湖北、浙江、福建，山西、四川、广东等同乡会。”除同乡会外，尚有不少建立在乡土因缘上的社团组织，如广东的广东独立协会、湖南的土曜会、长江流域的共进会、两湖的铁路协会等等，正如有人所描述的那样：“留学界势力方兴，多有地域之见，兴中会看来很像广东人的组织，外省人参加者不多”，“光复会既成立，与会者独浙皖两省志士，而他省不与焉”。
我们千万不能仅仅停留在人际关系的表层来读解这样的现象。这些同乡会组织的建立，除了人与人之间本能的互助互慰外，其文化的意蕴实在值得我们玩味、咀嚼。因为，在“乡土中国”，虽然小农经济将人们牢牢地分割在各自的“乡土”里，但究其实质来说，血缘才是这一社会的稳定性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空间本身是混然的，但是我们却用了血缘的坐标把空间划分了方向和位置”。相反，“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也就是说，恰恰是在游学日本、挣脱血缘束缚的新生活里，当这些来自“乡土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需要以某种方式达成社会性的组合的时候，他们便选择了最简单的联结纽带——地缘。在这个意义上讲，人们借助于地缘关系重返自己最原初的地理空间——乡土，这并不仅仅是一种自我卫护的本能，它更可能成为自我的试探性展开的起点。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在一代留日中国学人的乡土感怀中，其实已经没有了传统士人的缠绵乡愁，倒是充满了重审乡土空间的冷峻、重估乡土价值的理性以及突破既有空间束缚的激情，而且，狭小的乡土空间的感念又往往扩展而为宏大的中国空间的体悟。这些都可以说是关于地理空间的现代体验的必然要求。
在20世纪初叶的留日同乡会杂志上，我们随处可以读到这样一些既流连固有乡土又力图突破其束缚的心灵悸动。
《湖北学生界》、《直说》、《浙江潮》、《江苏》、《洞庭波》、《鹃声》、《豫报》、《云南》、《晋乘》、《关陇》、《江西》、《四川》、《滇话》、《河南》……当留日中国知识分子纷纷选择这些地域性的名目作为自己的文字空间之时，我们所看到的分明是一次次的精神的“还乡”。他们在精神上重返自己原初的生存世界，以新的目光审视它，以新的理性剖析它，又以新的热情激活它，他们在这一原初的地理空间中积蓄着自己的生命能量，为以后跨上坚实的人生之旅准备好思想的内容与思维的形式。
为什么要重返乡土呢？《江苏》杂志上关于江苏同乡会的“创始记事”明确指出：“爱国必自爱乡始。无他，事之由小以成大，自迩而及远，亦必至之势，无可如何者也。”在作为创刊号的这一期杂志上，江苏留日学生精神还乡的激情与理性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在了它的《发刊词》里：“美哉，我江苏之人民！美哉，我江苏之人民如我支那！我支那之人民以薄弱闻于世界，我江苏之人民又以薄弱闻于支那。”“或日美哉，我江苏安乐地，或日美哉，我江苏文学薮。呜呼是益，咒骂我江苏也是益。陷溺我江苏也，是犹以我支那之安乐文学夸示于世界也。我爱支那者，请得而大声呼日：我支那无所有，所有者惟腐败！我爱江苏者更请得而垂涕道日：我江苏无所有，所有者惟腐败！且更纵言以明之日：我江苏者，我支那之支那，而腐败者，我江苏之特色！”这里的激情在于他们对于自己原初生存空间的深深的依恋，而理性则体现为一种清醒的自我反省精神，一种严峻的地域批判意识，一种在民族生存的困境中发现乡土的困境、又将乡土的体验连接到民族整体的思维方式。激情与理性的复杂纠缠，乡土与国土的相互连接，这就是20世纪中国正在生长着的地域空间意识。类似的双重复杂意识可以说构成了留日同乡会杂志的“基调”。
湖南留学生爱抚着自己的锦绣山川与璀璨文明，豪情满怀：“粥熊子孙从皆拿破仑，湘中城池处处号圣彼得。纵横上下，不可一世。以湖南比近世之帝国，一日日耳曼二十五联邦中之德意志也；以湖南比世界之共和国，一美国十三州中华盛顿也。”然而，在奔向现代的征途中，谁也无法回避其中的昏聩与惑乱：“维新一派，锁国一派，天下孰不日：湖南者，支那商业中之杂货也。时而赞成，时而反对。天下孰不日：湖南者，二十世纪上之大怪物也。”“哀湖南者莫不日：湖南在今日将为天下第二之印度、犹太也。”
这样爱怨交织的地域感受在浙江人那里则激荡成了声势浩大的“浙江潮”：“其势力大，其气魄大，其声誉大，且带有一段极悲愤极奇异之历史，令人歌，令人泣，令人纪念。”浙江留学生对“浙江潮”的体悟还带有十分明确的文化地理学观念：“抑吾闻之，地理与人物有直接之关系在焉。近于山者，其人质而强；近于水者，其人文以弱。地理之移人，盖如是。其甚也，可爱哉浙江潮。可爱哉，浙江潮，挟其万马奔腾、排山倒海之力气，以日日激刺于吾国民之脑，以发其雄心，以养其气魄。”
奇谲诡异的蜀中山川也布满了20世纪的危机，所谓“雷霆鞠盍，飞电环身，山岳崩颓，流石逼体”，所谓“剑关析断”、“瞿塘怒鸣”，四川留日学生发出了“警告全蜀”的呐喊。
至于“平原无垠、泉甘草肥”、文明悠久的中州大地，也在走向现代的岁月里日渐困顿，“溯诸秦汉以上，则不知其退化几千亿万级！”“旅东同胞有慨于斯，组织《豫报》以作先导”，发出了振聋发聩的“乡音”：“自今而后，吾河南文者忆过去之腐败，当激其耻心；睹现在之危险，当兴其心；更虑及将来之苦痛而矢其奋心。而父诏其子，兄勉其弟，促黄河流域一部开化最早之民族雄飞于世界，不至与尼罗河流域之哈米低克族、印度河流域之阿利安种徒为后人所凭吊。”
几乎每一份当时出版的以地域命名的同乡会杂志都以“发刊词”、“弁言”之类的形式表达了留日中国学生的强烈的空间意识：对自己原初生存环境的关切和同样强烈的忧患促使他们常常“精神还乡”，从最熟悉的地方解读危机，同时也设法汲取力量。在他们看来，正是这种“具体而微”的空间组成了当代中国最基本的生存环境，而所有这些来自于具体生存环境的真实最终决定了我们的命运与选择。
下面这个统计大约可以见出当时留日学界杂志对于各自地域的重视。
当时“乡土关切”的“盛况”：在大量的本省时政报告（以批评暴露为主）的烘托中，是一篇又一篇措辞激烈的“社说”、“时论”，它们悲怆地追忆地域的历史与过去的荣光，痛陈现实的腐败与晦暗；它们煽动衰歇的“民气”，召唤飘失的“魂灵”。散布于其中的那些关于地理与文明的理性思考似乎是凝聚和升华这些激越情绪的力量，它提示我们在一个新的理论平台上建构地域与民族的未来，而那些由本省籍学人创作的大量诗文则营造出一个更加富有情绪色彩的世界，吟古咏今，直抒胸臆，这正是激情泻导与乡土认同的基本方式，甚至包括人们在那时所大量使用的笔名，如壮夫、公猛、公勇、六郡莽男儿、铁声、铁崖、铁郎、磨厉、侠少、义侠、悲谷、痛生、晦鸣、思艰、孑遗、回天、补天……这里既有深刻的忧患，也有奋发崛起的勃勃雄心。需要说明的是，在当时其他大量的非同乡会刊物中，同样也发表了为数可观的乡土、地域感慨，尚不在我们的统计之列。
除了这些同乡会杂志上的乡土感慨之外，留日学生也出版了一些倡导各省“自立”、激发乡土空间活力的著作，如《新广东》、《新湖南》等。用当时一位广东留日学生的话来说，就是在偌大的“中国”范围内谈论救亡难免空疏，“泛而不切”，所谓“见小者不可以语大，见近者不可以语远”，“夫治公事者不如治私事之勇，救他人者不如救其家人亲戚之急，爱中国者不如爱其所生省份之亲，人情所趋，未如何也。故窥视现今之大势，莫如各省先行自图自立，有一省为之倡，则其余各省，争相发愤，不能不图自立”。“吾广东人，请言自立自广东始。姑名是议日‘新广东’，以念我广东人欲享新国之福分者。”我们注意到，同一时期的国内出版界，也出现了一些由各省士绅创办的以地域命名的报章杂志，如重庆的《渝报》（1897），成都的《蜀学报》（1898）、《蜀报》旬刊（1903）、《蜀报》半月刊（1910），西安的《陕西》（1909），长沙的《湘学报》（1897）、《湘报》（1898）等。在批评社会时弊、宣传维新变法这方面，这些杂志与留日学界的出版物有共同的指向，都代表了中国近现代报刊的发展方向。不过，真正与留日学界这些由“图画”、“记事”、“时评”、“文苑”及各种“社说”、“论述”所组成的声势浩大的地域氛围相比较，我们就会清楚地发现，来自国内出版界的声音分明要平和、矜持得多，而声色俱厉地痛斥现实、满怀忧愤地注目于乡土，处处以“警告”、“危机”、“痛吊”、“招魂”之语击楫中流，作黄钟大吕之声的都是留日学界的出版物。而且后者的忧愤也更多地转换成了对各地域“民气”、“民性”及原有生命潜力的开掘和呼唤，这在国内的那些乡土根据地倒并不多见。这个有趣的对比是不是正好说明，真正现代意义的地理空间意识的产生恰恰需要我们走出乡土的束缚，在更广大的空间世界里获得体会与认知，也只有在与其他地理空间的比照性体验中，我们才有可能更加切实地发觉自我生存环境的局限和困顿，同时也才更自觉地进行精神的返照，努力开掘自我空间的生命潜力。
出现在中国留日学界里的这一地理空间体验的追求在一些杰出的思想家那里更是结出了宝贵的智慧之果。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了《亚洲地理大势论》、《中国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地理与文明之关系》、《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大势》等重要论述，成为留日中国学界中最早系统阐述文化地理学思想，并以此展开对中国文化地域性研究的第一人。后来出现在各同乡会杂志上的文化地理学论述，都明显地保留着梁启超这些主要观点的痕迹。梁启超的这些研讨既不同于中国古代从《禹贡》到《史记·货殖列传》的自我疆域检阅，也不同于近世魏源《海国图志》-类的对纯地理意义的异域空间的发觉。梁启超第一次将对异域空间的认知纳入到世界意义的地理分割当中，即中国不再是世界地理的中心，中国以外的世界也不是浑然一体而是各不相同的地理空间的组合；这种地理的分割不仅具有物理的意义，而且更具有文化的意义，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一系列的精神气质上都呈现出了巨大的差异，而西方文明内部的民族精神也各有不同；这种种的差异又都可以从“地理”的角度寻找到解释，这也就是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梁启超还将这样的研究方法加以系统的总结，并运用到对中国内部各地域文化的分析、思考中。
梁启超这一代留日学人的文化地理学思想一方面固然有来自西方和日本的影响，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越来越清楚地发觉了自我生存空间的有限性以及外来强势力量的威逼与挤压。所谓“浑圆球上六大洲中，其五已入欧人之怀，所余者惟亚细亚而已”，而“亚细亚洲面积十分之五有奇，人口十分之四有奇，既已落入欧人掌握中矣”。正是这样的危机启发梁启超格外关注地理空间与人的生存发展的关系，并尝试从地理的角度重新解读中国文化。
由梁启超所开启的这一现代中国的文化地理学思潮以后在章太炎、刘师培等人的著述中也多有体现，而章、刘二人又都曾东渡，在日本游学或讲学。所有这一切，都同样深深地联系着鲁迅这一代中国留日学生的人生体验：他们也同样经受了这样的地理分裂与空间挤压，并且置身于由各种同乡会刊物所营造出来的浓郁的乡土关怀、生存反思的氛围之中，这，不能不在他们的感受方式与思维方式中打下烙印，并最后体现为一系列的文学选择。
对“世界”的这种意识是打开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眼界和思想的基础，晚清一近代如此，到后来的新时期也是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意识发展成为一种声势浩大的“走向世界”的诉求。
“走向世界”代表的是刚刚结束十年内乱的中国急欲融入世界，追赶西方“先进”潮流的渴望。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乃至中国学术界“走向世界”呼吁的背后，是整个中国社会对冲出自我封闭、迈进当代世界文明的诉求。在全中国“走向世界”的合奏声中，走向“世界文学”成了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一推动力”。乐黛云先生1988年回顾“近五年”的学术发展时不无激动地说：“有一批青年学者，他们以扎实的科学知识、崭新的知识结构、深邃自由的思考、初生牛犊的朝气以及敏锐的文字表达能力，在近五年里穿透了前人五十年的思考历程，到达了国际学术界思考的前沿，找到了与国际上的思考者对话的途径。他们正在坚定不移地走向世界。”“走向世界就有个比较，的问题。”这里所谓的“青年学者”主要是针对比较文学界而言，然而，它显然也同样符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基本情况。在新时期，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勃兴几乎与比较文学研究的崛起完全同步，而且彼此形成了最亲密、最默契的配合关系，就是这样的关系，在很大的程度上强化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以“走向世界”为己任的基本趋势。
1979年高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成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创办，这是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重整力量、全新启动的主要标志。在那最初的几年中，除了陆续出现的拨乱反正的“重评”之作外，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对中外文学关系的考察，例如1979年李万钧发表《论外国短篇小说对鲁迅的影响》，1980年王瑶发表《论鲁迅作品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次年温儒敏发表《鲁迅前期美学思想与厨川白村》。陕西人民出版社推出卓有影响的“鲁迅研究丛书”，鲁迅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成为其中重要的选题，如戈宝权《鲁迅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王富仁《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张华《鲁迅与外国作家》等，这些考察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以“五四”为起点的中国现代文学，其主要的文学史意义常常不能在“阶级斗争”的政治视角中获得证明，恰恰是“走向世界”的选择赋予了它有别于传统的“现代价值”。王富仁后来追忆说：“新时期伊始，首先活跃的是以鲁迅研究为中心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而这时作为新潮出现的则是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比较研究。”的确，就在“以鲁迅研究为中心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开始用比较文学的方式“走向世界”之时，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也进入到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981年北京大学成立我国第一个比较文学研究会、1983年天津召开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比较文学研讨会。值得注意的是，新时期中国学人重提“比较文学”首先是在外国文学研究界，然而却是在一大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介入，或者说是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将它作为一种“方法”加以引入之后，才得到长足的发展。新时期比较文学的倡导者不少本身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杰出学者，如贾植芳、乐黛云、王富仁、温儒敏等人，甚至还是已经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人物，如钱锺书、卞之琳、袁可嘉、郑敏、施蛰存等。1981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举办“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问题学术交流会”，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成为会议发言中格外引人注目的部分，以至今天的比较文学学科史也特意描述了这次会议的盛况：“鲍昌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外国文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卞之琳谈了西诗对中国新诗的影响；戈宝权讲的是现代作家和外国文学之间的关系；刘柏青具体地讲中国左翼文艺与日本无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关系；乐黛云就‘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作了系统发言。”同年，钱锺书先生又这样为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把脉”：“要发展我们自己的比较文学研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清理一下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因为从历史上看来，各国发展比较文学最先完成的工作之一，都是清理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研究本国作家与外国作家的相互影响。”
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比较文学研究当中，影响研究（主要是西方文学思潮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成了主流选择。有学者对1977年至1983年间中国比较文学论文选题的统计：
这一统计表明，影响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有着绝对优势。与此同时，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主要通过对中外文学关系的考察为自己开拓了全新的发展空间。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研究实现了最充分的“资源共享”。
比较文学的恢弘视野给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以新的价值角度，由比较文学而生发的“总体文学”——“世界文学”的壮丽图景，也显然给文学以某种未来的期许，这一期许在很大的程度上牵引着我们在某种“进化”的模式中评定文学的价值。从曾小逸主编的《走向世界文学》、陈思和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到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对20世纪80年代文学史总体架构影响深远的这几部著作都洋溢着饱满的“走向世界”的激情。《走向世界文学》一书不仅囊括了当时新近涌现、后来成为本学科主力的大多数学者，集中展示了那个时期的主力学者面对“走向世界”这一时代主题的精彩发言，而且还以整整4.5万字的“导论”充分提炼和发挥了“走向世界文学”的历史与现实根据，更年轻一代的学人对于马克思、歌德“世界文学”著名预言的接受，对于“走向世界”这一诉求的认同都与曾小逸的这篇“导论”大有关系。陈思和的“新文学整体”也属于“世界文学整体框架中的体内经络与动脉”。同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也被阐述为“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的一个进程”。尽管这些“走向世界”的诉求同时也论及了民族传统的不可或缺的价值，但事实上，它们最精彩、最深刻的理论贡献常常还是在对“外来影响”的追述当中。20世纪80年代的“走向”激情也注定了“民族化”的确更多熏染了“防御性”的色彩。
在历经数十年的文化封闭与唯阶级斗争化的理论封锁之后，是“走向世界”的激情实现了我们宝贵的思想“突围”。在“世界文学”宏大背景的比照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获得了空前开阔的视野。“走向世界”的过程同时也是“世界”涌入中国的过程，因为有了“走向”，才出现了后来潮水般汹涌而来的西方文学的“方法”，这林林总总的“方法”终于更新了我们业已僵化的文学批评模式。
当然，在种种的“方法”当中，最后成就斐然、影响深远、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实效最大的还是比较文学。正如王富仁先生所说：“我们称之为‘新时期，的文学研究，热热闹闹地搞了10多年，各种新理论、新观念、新方法都’红，过一阵子，‘热’过一阵子。但‘年终结帐’，细细一核算，我认为在这十几年中扎根扎得最深，基础奠定得最牢固，发展得最坚实，取得的成就最大的，还是最初‘红’过一阵而后来已被多数人习焉不察的比较文学。”时至今日，“比较”早已经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最基本的一种方法，而对主要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而言，其外来的文学资源都得到了几乎无甚遗漏的发掘和清理。
“走向世界”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当时力图拨乱反正、“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所谓的“本来”其实就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面目”。于是，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叙述中，“引发模式”获得了最充分的阐发和运用，中国文学如何为外国文学所启迪、所影响，如何经过世纪性的“文化换血”而取得新的题材、主题、语言与思维，这就是我们主要的研究工作。不过，当“引发”逐渐成为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认识，其潜在的问题也表现了出来。我们看到，在中国文学因外来“引发”而“走向世界”的描述当中，我们似乎更注意因“引发”而产生的“结果”，而非实际“引发”的诸多细节，或者说是将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简化为异域因素的“输入”与“移植”过程。这便在很大的程度上漠视了文学创作这一精神现象的复杂性。因为，精神产品的创造归根到底并不是观念的“移植”，而是创造主体自我生命的体验与表达，作为文化交流而输入的外来因素固然可以给我们某种启发但却并不能够代替自我精神的内部发展，一种新的文化与文学现象最终能够在我们的文学史之流中发生和发展，一定是因为它以某种方式进入了我们自己的“结构”，并受命于我们自己的滋生机制，换句话说，它已经就是我们从主体意识出发对自我传统的某种创造性的调整。
当然，在当时，“走向世界”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了如何的“世界”，而不是作为创造主体的中国作家究竟如何在“走向”，这便为后起者的学术质疑留下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