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首先将爱的情感之中精神的部分与肉体的部分区分开来。肉体之爱是促使两性之间彼此结合的一般欲望，精神之爱则确定了这一欲望，并且将之排他地锁定在某个单一的对象之上，或者至少在这个偏爱的对象上倾注更加强烈的热情。然而我们很容易看到，精神之爱是一种虚假的情感，它源于社会习俗，女性投机取巧、费尽心思地颂扬它，是为了建立她们的权威，使得本当处于服从地位的女性占据统治地位。精神之爱建立在某些概念的基础之上，如才能、美貌之类，这是野蛮人没有能力拥有的；精神之爱还建立在比较的基础之上，这也是野蛮人做不到的；因此它对于野蛮人来说几乎一钱不值。由于野蛮人的大脑不能形成匀称和比例的抽象概念，从而他的内心也根本不可能产生欣赏和爱慕之情，因为欣赏和爱慕之情是通过对这些概念的运用自然而然地产生的；野蛮人只听从自然赋予的性欲，不受他还无法获得的审美能力？[18]的支配，从而，任何女人都能令他满意。
野蛮人的爱只限于肉体之爱，他们很幸运，没有那些刺激肉体之爱，并且增加其困难的偏爱，因此他们感受到的本能的欲望必定没有那么频繁和强烈，从而他们之间的纷争鲜少发生，也没有那么残酷。让我们为之神魂颠倒的想象一点都打动不了野蛮人的心：他们每个人都平静地等待自然冲动的来临，毫无选择地沉浸其中，愉悦但不狂热。一旦需要得到满足，所有的欲望也归于平息。
因此，毫无疑问的是，爱情本身如同所有其他的情感一样，只有在社会中才获得这种激烈的狂热，从而为人类带来不幸。说野蛮人为了满足他们的暴行而不断地互相厮杀，这是何其可笑，因为这种观念与经验完全相反。在所有现存的民族之中，加勒比人是迄今为止最接近自然状态的，他们的爱情恰恰最为平和，最不受嫉妒心支配，尽管他们生活在炎热的气候条件下，而这种气候似乎一直都是能够更加激发这些情感的。
有些种类的雄性动物之间经常为了争夺雌性而发生争斗，从而将我们的家禽饲养棚弄得血迹斑斑，春天的森林也因此回荡着它们的嘶叫声。要从这些现象中得出推论，我们首先得从中排除所有这些种类：自然为它们设立的两性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明显不同于它为人类设立的比例关系。因此，根本不能从雄鸡之间的争斗中得出对于人类的推论。在比例关系得到更加仔细的观察的一些种类里，这些争斗的原因仅仅是雌性比雄性的数量稀少，或者雌性具有持续拒绝雄性接近的排斥期，这就又回到了第一个原因：因为假如每只雌性动物每年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容许雄性接近，那么在这方面就类似于雌性的数量减少了六分之五。然而，这两种情况都不适用于人类。一般情况下，人类之中女性的数量超过男性，即便是在野蛮人之中，也从来没有发现女性如同其他动物一样具有发情期和排斥期。此外，以上所述的动物之中有几种是全体一起进入兴奋期的，因此有那么一个可怕的时期，整个种类的动物同时处于狂热、喧嚣、混乱、争斗的状态。这个时期在人类之中根本不存在，因为人类的爱情不具有周期性。因此，我们不能从某些动物为了占有雌性而争斗的现象中得出自然状态中的人类亦是如此的结论。尽管如此，由于其他的物种完全没有因为这些争执而毁灭，因此我们依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我们可以认为这些争执对于人类也不会更加有害。显而易见，这些纷争在自然状态下可能造成的破坏不如它们在社会中造成的破坏来得大，尤其是在一些依然重视风俗的国家，情人的妒忌和丈夫的复仇每天都带来决斗和谋杀；更为糟糕的是，在这些国家，永久忠贞的义务反而促进了通奸行为，有关禁欲和贞操的法律本身必然导致荒淫之风散布，堕胎行为增加。
我们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野蛮人在森林里流浪，没有职业、没有语言、没有居所、没有战争、没有交际，对于同类没有任何需求，也没有任何损害他们的欲望，甚至于可能个人彼此之间从不相识。因此，他们没有什么情感，自给自足，只有适合这种状态的感觉和知识。他只感受到自己的真实需要，只关注他认为看了有好处的东西，他的智力和虚荣心都没什么发展。即便他偶尔有所发明，也由于他甚至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认识而不可能将之传授给他人。技艺与发明人一同消亡。既没有教育也没有进步，人类一代代毫无进展地繁衍下去，每一代都始于同一个起点，无数个世纪在原始时期的粗野状态之中流逝。人类已经年老，但人始终还是个儿童。
我之所以长篇大论地对假定的原始状态进行论述，那是因为有许多由来已久的错误和根深蒂固的偏见要破除。我认为应当究其根源，用一幅真正的自然状态的画面来表明，在这种状态中的不平等即便是自然的，也远远没有我们的作家所声称的那么真实而富有影响力。
事实上，我们很容易看到，在将人与人相区别的差异之中，有些被认为是自然的差异，其实却仅仅是社会中人们采纳的习俗以及各种生活方式的产物。因此，体质的强弱以及有赖于体质的力量的强弱，通常更多的是取决于人们被抚养长大的方式是严酷还是柔和，而非身体的原始体质。智力方面亦是如此，教育不仅将有教养的人和没教养的人区别开来，而且还根据文化程度的差异，在有教养的人之间进行区别。因为假如一个巨人和一个侏儒在同一条道路上行走，那么他们各自行走的每一步都增加巨人的优势。然而，在社会状态中，各个社会阶层盛行的教育和生活方式极其多样，而动物般的野蛮生活则朴素而单调，过这种生活的人们全都食用同样的食物，以同样的方式生活，做完全一样的事情。如果我们将这两者进行比较，那么我们就会明白，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在自然状态中必定比在社会状态中要小得多，而制度的不平等则大大地加深了人类自然的不平等。
即便说自然在分配它的馈赠之时如同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有所偏爱，但是，在人与人之间几乎不可能存在任何联系的情况之下，最受自然优待的人，能通过损害他人利益来得到什么好处呢？在爱情根本不存在的地方，美貌又有何用处？对于根本不说话的人来说，才智有什么用？对于根本没有交际往来的人来说计谋又有什么用呢？我总是听人说强者压迫弱者，但是请给我解释一下“压迫”这个词在这里的含义。一些人采用暴力进行统治，其他人在他们任意专横的奴役下呻吟：这就是我在我们之中观察到的情形，但是我不知道如何用它来描述原始人，因为他们甚至可能很难理解奴役和统治是什么意思。一个人很可能夺走另一个人采摘的果实，将他杀死的猎物或居住的洞穴据为己有；但是，如何能够做到让一个人服从于他人呢？在一无所有的人们之间，能产生什么样的奴役关系？如果有人将我从一棵树上赶走，我就去另一棵树上好了；如果在一个地方有人烦扰我，谁又能阻止我去别处？有没有这么一个人，他的力量比我大很多，为人不仅道德败坏，而且懒惰凶恶，从而能够强迫我供他衣食，而他自己则游手好闲？那么他必须决心一刻都不让我离开他的视线，并且在他睡觉的时候将我极其细心地捆绑起来，以免我逃走或是将他杀死：也就是说，他必须自愿承受的辛苦比他想要逃避的更重，也比他赋予我的更多。除此之外，他的警惕心难道没有松懈的一刻？突发的声响难道不会让他转头？我只要在森林里跑上二十步，我的枷锁就得以解除，他这辈子都再也见不到我了。
不用再在这些细节上浪费时间，每个人都可以看出，奴役关系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以及将他们结合在一起的相互需要形成的。如果不先使得一个人陷入不能失去另一个人的境地，那就不可能奴役他。这种情况在自然状态中并不存在，在自然状态中，人人无拘无束，最强者的法则无用武之地。
我已经证明了自然状态中的不平等并不明显，并且它的影响力也微乎其微，接下来我要阐明的是它的起源以及它在人类思想的持续发展中所取得的进展。之前我已经指出，自然人可能获得的可完善性、社会德性以及其他才能永远都不可能自动地发展起来，它们需要依靠多种外因的偶然的协助才能得以发展，这些外因可能从来不曾出现，然而没有它们，自然人可能永远停留在原始状态之中。我对各种偶然情况进行思考和比较，它们在败坏人类的同时也完善了人的理性，在使人进入群居生活的同时也使人变坏，最终将遥远时代的人和世界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
我承认，我要描述的事件可能以多种形式发生，我只能通过猜测来决定选择的形式。但是，如果这些猜测是我们根据事物的本质最有可能得出的，如果它们是我们发现真理所可能拥有的唯一方式，那么不仅这些猜测可以成为论据，而且我试图从我那些猜测中推断出来的结果也绝不会是臆测的，因为根据我之前确立的原则，无论形成其他何种理论，都必然为我提供同样的结果，我也只可能从中得出同样的结论。
如此我就不必思考如下问题了：一段时间如何弥补事件微弱的真实性；微不足道的起因通过不断地作用产生惊人的力量；一方面我们不能赋予某些假设以事实的真实度，另一方面却也不能推翻它们；如果两个被认为是真实的事件需要通过一系列未知的或被认为是未知的居间事件连接起来，那么就需要历史—如果有的话—给出将它们连接起来的事件，如果没有历史，那么就需要哲学家来决定可以将它们连接起来的类似事件；最后，在事件方面，相似性将事实的不同种类缩减到我们想象不到的稀少地步。我只需要将这些问题提交给评审官们去思考，而不必让普通的读者去考虑。
注 释
[1]. 色诺克拉底（公元前394—前314），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弟子和追随者。主要研究伦理学和形而上学。
[2]. 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英国唯物论政治哲学家，其代表作《利维坦》是之后所有西方政治哲学发展的奠基之作。
[3]. 这里指的是孟德斯鸠，其代表作为《论法的精神》。
[4]. 坎伯兰（Cumberland，1631—1718），英国圣公会主教，著有《论自然法》。
[5]. 普芬道夫（Pufendorf， 1632—1694），德国法学家和史学家，属古典自然法学派，代表作为《论自然法和国际法》。
[6]. 或许这就是为何黑人和野蛮人不在乎在森林中遇到野兽的原因。委内瑞拉的加勒比人就与其他动物混居在一起，他们感到很安全，没有什么不便之处。弗朗索瓦·科雷尔说：“尽管加勒比人几乎全都赤身裸体，但他们依然敢于仅仅携带弓箭进入森林，却从来不曾听说有人被猛兽吃掉的事情。”—1782年版附注（这是1782年论文再版时，编者根据卢梭自己作的批注添加的。）弗朗索瓦·科雷尔的上述话选自其著作《西印度群岛游记》。—译注
[7]. 波达利尔和马加翁是希腊神话中医药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儿子，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人物，在希腊军队中当军医。
[8]. 塞尔斯说：现今对于人们来说十分必要的节食疗法是希波克拉特的发明。—1782年版附注
[9]. 在这一点上可能也有例外情况。比如尼加拉瓜有一种类似狐狸的动物，它的脚像人的手。据科雷尔所说，这种动物的母兽肚子底下长了一个口袋，逃跑时就将幼崽放在里边。这可能就是在墨西哥被称作特拉瓜金的动物，据拉埃特所说，这种动物的母兽肚子底下也有这样一个用途相似的口袋。—1782年版附注让·德·拉埃特，荷兰地理学家、博物学家、哲学家。—译注让·德·拉埃特，荷兰地理学家、博物学家、哲学家。—译注
[10]. 参见迪戴尔特神甫的著作《安第列斯群岛游记》第五部，第1章和第5章。
[11]. 孔狄亚克（Condillac， 1715—1780）， 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逻辑学家、感觉主义心理学的代表。代表作有《人类知识起源论》（1746）、《感觉论》（1754）、《逻辑学》（1780）等。
[12]. 不定式现在时。—1782年版附注
[13]. 因为人们对于这两棵树的最初观念是不同的，因此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去观察它们的共同之处。—1782年版附注
[14]. 这里指的是下文《蜜蜂的寓言》的作者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1670—1733），荷兰作家，十八世纪颇具争议的思想家。在他的代表作《蜜蜂的寓言—私人的恶行，公共的利益》中，他将人类社会比喻成一个蜂巢，得出了著名的曼德维尔悖论—“私欲的恶之花结出公共利益的善果”，认为出于道德情怀的行为反而会危及公共利益。
[15]. 就像嗜血成性的苏拉，听到非他造成的不幸也会有同情之心；或是菲尔的暴君亚力山大，尽管他每天听到被他下令处死的许多不幸民众的哭喊却无动于衷，他也从来不敢去剧院看悲剧，害怕人们看到他同剧中的安德洛马克以及普里亚姆一起悲叹。
[16]. 曼德维尔认为人类不具有这些社会德性。
[17]. 参见《圣经·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7章第12节。
[18]. 喜恶之心。—1782年版附注